26岁青年学者闵超受聘浙江大学“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并具备博士生招生资格的消息，近日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这位1999年出生的河南驻马店青年，从郑州大学本科起步，推免至浙大攻读硕博，最终提前一年博士毕业，博士论文外审五个意见全优。然而，本应是励志故事的个人经历，却在网上遭遇了大量质疑。有人怀疑其家世背景，有人质疑其学术水平。面对争议，校方回应称闵超父母均在家务农，他本人是“能坐得了冷板凳，潜心做学问且低调的人”。尽管如此，舆论的喧嚣也未平息。
这场争议背后弥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学科偏见。假如26岁的理工科博士获聘名校教职，舆论很可能会称颂其为“天才”“少年科学家”，成为美谈。但当主角是人文社科学者时，质疑的声音便铺天盖地而来。“重理轻文”的思维定式，本质上是功利主义教育观的产物——人们习惯于用“有没有用”“能不能赚钱”来衡量学科价值，却忽视了人文社科对社会认知、价值建构的基础性作用。此外，这种偏见还伴随着对特定学科“水分大”“易操作”的刻板印象，仿佛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成就天然缺乏含金量，必然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
此外，公众对高校岗位设置的误解，也是争议的来源之一。许多人将博士生招生资格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博导”，将浙大等不少高校针对青年学者特设的“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岗位，等同于传统上的正高职称研究员，从而产生“26岁就能当博导”的莫名惊诧。事实上，如校方所言，具备招生资格不等于立即独立指导博士生，“新百人计划”也只是一个没有编制的聘期制岗位。这种不了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认知偏差，使得本该被客观评价的学术任命，被放大为“破格提拔”。错误的前提下，舆论其实是在打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
在这场争议中，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诸多焦虑与偏见得到了集中展示。比如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第一学历歧视”，郑州大学在所谓学术“鄙视链”中显然不及清北复交。网上有意见认为，从郑大本科到浙大“新百人”，这条上升路径本身就不够纯正。这种逻辑荒谬却又真实，如果当事人本科毕业于清华北大或海外名校，争议恐怕会小得多。“第一学历”与其他领域用人制度中的“出身论”“血统论”如出一辙，既是对教育公平的消极回应，也在客观上“反噬”了非名校出身的大多数求职者。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校方详细说明了“五位外审全优”“提前毕业”等客观标准，仍有许多人不买账，这从侧面暴露出学术评价体系在公众心中的公信力危机。近年来学术不端、论文造假、答辩打招呼的新闻频发，严重削弱了人们对学术圈自我净化能力的信心。当学者选拔的程序正义不再自动获得信任，即便摆出再多证据，也会被怀疑“有猫腻”。这种信任危机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重建它需要的不仅是个案的澄清，更需要学术评价机制的系统性透明化改革。
学术如跑马拉松，闵超能否展示出令公众信服的学术实力，时间会给出答案。但此事留下的问题值得深思：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丧失了为年轻人的成就喝彩的能力？用怀疑一切来挑战用人选拔出现的不公，是否适切？当“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焦虑弥漫时，需要的不是否定每一个突围者，而是追问：如何让更多闵超式的突破成为可能？□ 吕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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