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间谍案”，折腾两年后竟以证据不足草草收场。
两名英国男子从被捕起诉到无罪脱身，英方嘴上喊着“国家安全受威胁”，却拿不出半点实锤证据。
更耐人寻味的是，撤诉的余波还未散去，英国政府就火速变脸。
一边炒作“威胁论”，一边转头示好求合作。这场反转大戏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算盘？
小汉这篇文章，就跟大家聊聊这件事。
间谍案：起诉又撤诉
2023年3月，一起“中国间谍案”在英国引发关注，30岁的国会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卡什和33岁的教师克里斯托弗·贝里被反恐警察逮捕。
英方指控两人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期间，为中国搜集并提供有损英国国家安全与利益的信息，违反了该国《官方保密法》。
这起案件在当时被炒得沸沸扬扬，英方部分政客和媒体借此渲染“中国威胁”，让外界以为会有一场激烈的庭审对决。
2024年4月，英方正式对两人提起公诉，案件似乎朝着“定罪”的方向推进。
但两名被告自始至终坚决否认所有指控，卡什表示自己一直认为贝里效力于一家战略咨询公司，只是出于共同兴趣分享中英政治相关信息，从未想过对方会向中国情报部门传递信息。
贝里则称自己的工作是为中国公司撰写贸易相关报告，内容多为公开领域的信息和不准确的政治推测。
就在所有人以为庭审会如期举行时，2025年9月15日，英国检方突然宣布撤销对二人的指控，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这一反转让这起持续两年的案件沦为外界眼中的“闹剧”。
中方此前就多次明确表示，所谓“中方涉嫌窃取英国情报”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诋毁，撤诉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撤诉关键：证据硬缺口
案件撤诉并非偶然，核心问题出在“证据”上。
英方检方（皇家检察署）后来披露，他们曾多次要求政府提供能证明中国对英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证据，但始终没有得到满足。
而根据英国《官方保密法》，间谍罪的成立前提是被告提供的信息“对敌国有用”，这里的“敌国”被明确界定为“在涉嫌犯罪发生时，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
这一法律界定的明确，源于之前稍早的另一起案件。
六名被控替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保加利亚公民被判有罪，该案厘清了“敌国”的定义，也提高了间谍罪的定罪门槛。
对于卡什和贝里的案件来说，要继续起诉，就必须证明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已正式将中国界定为“国家安全威胁”。
但无论是当时的保守党政府，还是后来上台的工党政府，都没有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官方表述。
英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柯林斯提交的证词，虽然罗列了所谓中国的“威胁”，却并未给出明确的定性。
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
更关键的是，英国政府内部对此存在重大分歧。
首相斯塔默的国家安全顾问团队、外交部与主张推进案件的内政部意见不合，政府不愿也无法在证据中把中国界定为“敌人”。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检方因证据达不到起诉标准，只能无奈撤诉。
英方困局：内部分歧重重
案件撤诉后，英国国家安全战略联合委员会展开复盘。
出具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指出，案件未能成功公诉的核心原因是“系统性失误”。
英国政府与检方之间的工作流程“充斥着混乱，双方预期存在严重偏差”，部分环节甚至能用“一团糟”来形容。
报告还提到，案件的取证流程过于迟缓，相关疑虑没有及时提出，导致后期出现严重的预期偏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检方在处理这起高关注度、高外交敏感性的案件时，过度依赖单一证人，这也成为案件推进的隐患。
不过，复盘报告也澄清，没有证据表明存在“高层协调阻挠诉讼”的行为，算是给斯塔默政府洗清了最严重的指控。
除了办案流程的混乱，英国国内的党派之争也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案件撤诉后，在野的保守党党魁凯米·巴德诺赫公开指控执政工党“刻意让审讯流产”，声称“首相想讨好北京”。
而斯塔默则回应称，政府对中国的定义不能事后追改，必须依据当时保守党政府的立场，将问题归咎于前任政府的政策，试图撇清自身责任。
这种内部的政治博弈，让本就混乱的案件处理雪上加霜。
事实上，这起案件的闹剧，本质上是英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的缩影。
过去十年，英国对华态度反复无常，卡梅伦执政时期喊出“黄金时代”，脱欧后转向“对华警惕”，苏纳克更是直接宣布“黄金时代结束”。
这种忽冷忽热的政策，不仅让外界看不懂，也让英国自身陷入两难——既想在安全议题上迎合国内保守派和美国的态度，又不敢彻底破坏与中国的关系。
政策转向：既要又要
案件撤诉后不久，英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转向。2025年12月1日，首相斯塔默在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
他一边承认中国是“规模庞大、雄心勃勃和创造力非凡的国家”，是科技、贸易和全球治理领域的“决定性力量”。
强调英国“缺乏对华接触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需要加强对华贸易与合作。
一边又宣称中国对英国构成“系统性的国家安全威胁”，英方会采取必要措施应对。
这种“经贸上靠中国，安全上防中国”的割裂论调，背后是英国现实的利益考量。
脱欧后的英国经济疲弱、投资不足，急需寻找外部市场刺激增长。
美国的产业保护越来越强，欧盟内部市场有限，且脱欧后英国与欧盟关系尴尬，新兴市场又难以撑起英国的服务贸易。
而中国作为英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近千亿英镑，对高端服务、奢侈品、医疗、金融等英国优势产业有着持续需求，是英国无法放弃的“经济生命线”。
为了促成2026年的访华行程，英国已经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比如迅速通过了被阻挠7年的中国驻英使馆新馆舍审批，搁置了“中国间谍案”的争议。
此前，英国外相戴维·拉米在2024年10月访问中国，成为六年来仅第二位访华的英国外相；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也在2025年7月秘密访华，表达了加强对话沟通的意愿。
但英国的转向并不彻底，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在安全与经贸之间寻找平衡点，只会在没有安全风险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像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则会排除在外。
这种“既要又要”的心态，引发了中方的不满。
中国驻英大使馆第一时间表态，反对英国散布“中国威胁论”和无端指责，强调发展中英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对于英国来说，想要在经济上借助中国的市场红利，又不愿在政治姿态上放下“意识形态偏见”，这种矛盾的政策很难走得远。
如果英国继续任由反华势力挑衅，用“一边合作一边指责”的模式对待中国，只会损害双边互信，让商业合作面临更多地缘政治风险。
毕竟，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予取予求”，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英国能否真正放下冷战思维和殖民幻想，用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国，不仅决定着2026年访华的成效，更影响着未来中英关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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