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50多年前，在上海生活着数量不少的西侨，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在异乡的生活方式和保健之道依常识和惯性而行，独不依靠理性，因而产生了高死亡率。从英国来上海的传教医生韩雅各有感于同胞错误的保健实践，开启了对身体保健的思考与论述。
我从未遇见对保持健康或预防疾病毫无准则或观念的人。大部分人和国家都采取他们往往希望采取的某些措施来保持健康、延长生命，不论这些措施有多含糊。这是他们的常识使然。
然而，卫生准则就像宗教与道德的要点一样，大部分人都承认它，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违背、遗忘或忽视它。
现在，我认为替社会制定保持健康与预防疾病和死亡的准则正是医生的责任，就好像传道士和道德家高声反对犯罪一样。特别是当医生确信在预防疾病上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却很少被做到的时候；不但如此，很多医生做了太多与保健完全冲突或背道而驰的事情。医生的同乡们已经背井离乡几年了，简而言之，离开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珍爱的一切，也是他们活着所关心的一切。这些同乡向医生咨询，急于找到他们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地方活上五年或十年的方法——很多人发现在这里可能会过早死去，并且众所周知，这里没有本土那样有益健康，因而他们需要更加当心。在上海保持健康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我觉得如果我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准则来帮助这些人，我的主要目的就达到了。
培根勋爵（Lord Bacon）劝告医者“要为普遍的利益而努力，不要只想着通过治病来谋利，不要从人类的迫切需要中获得声誉，而要成为神圣力量与善良仁慈的使者，使人类益寿延年”。
此外，在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dia）一书中，保健被称为“一种配得上居鲁士（Cyrus）本人的高贵艺术”。
韩雅各
笛卡尔（Descartes）明显感觉到，任何能够改善人类体质的东西，都必须促进幸福与提升品德。他在一处写道：“如果说人类还有地方可以完善的话，得在医学领域找办法。”我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宣读的一篇论文中提到，1842年至1844年间驻香港英军异乎寻常的死亡率，从19％上升到22％（或者说从190‰到220‰）。随后，我们对当地更加了解，并采取措施保持士兵的健康，死亡率下降，先降到8.5％（或者说85‰），最后降到2.5％（或者说25‰）。我禁不住想，去年在上海死亡的1 600个欧洲人，如果得到照顾并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来保健的话，那么至少有1 000人本应还活着。
法尔（Farr）医生说：“与疾病科学相比，健康科学拥有更为精确的、更显而易见的真理；与治疗相比，预防的优势无需证明。”
卡巴尼斯（Cabanis）说：
卫生学教给人们保健之道，它构成了道德科学与医学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伦理学其实只是生命的科学，如果不了解它所应用的主体可能经历的变化，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门科学怎么可能是完整的呢？总体而论，研究本质（nature）就是研究事实，而不是研究原因。我们研究健康与疾病的状态，追溯某一特定疾病的进化与发展时，无从知晓生命本质或致病原因。观察、体验与思考就足够了，我们不再需要别的东西。
没有什么比眼看着一个人因病不起甚或客死他乡，更令人感到悲哀的了。一个人的健康就是其最大的财富，没有健康，财富有何用？一个人会努力积攒财富，难道不该为保持自己的健康和拯救生命做些什么吗？
（摘自〔英〕韩雅各著，赵婧译《上海卫生：中国保健之注意事项》之《引言》）
著者：〔英〕韩雅各
译者：赵婧
书号：978-7-101-15312-5
出版时间：2021年9月
定价：39元
本书是19世纪上海生活保健指南，呈现了来华西医知识谱系全景图，反映了外国侨民的东方文化适应与偏见，对于近代上海卫生史、城市史以及医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者韩雅各曾负责主持上海仁济医院的工作，对精确的医学科学的到来始终葆有殷切的希望。本书以19世纪的卫生科学和道德准则为经纬，从食物、饮料、运动、衣物、沐浴、排汗、痱子、肝脏、睡眠和热情等各方面讲述具有地域特色的卫生保健之道，批判外国侨民奢靡放纵的生活，倡导个人承担起维护城市卫生空间的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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