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当年父亲撕掉我的录取通知书，让我进厂供弟弟上大学。十年后他突然联系我：你弟给你发了200块红包，一家人别那么计较。
电话响起时，我正看着自己那双在工厂流水线上磨出老茧的手。
十年了，这个陌生的老家号码，像个讨债的鬼魂。
我接了。
“是……微微吗？”
是我父亲的声音。
那个当年亲手撕掉我的录取通知书，让我进厂供弟弟上大学的男人。
我没有出声。
他顿了顿，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近乎讨好的语气说：
“你弟……他念叨你呢。还给你发了200块红包，咱是一家人，就别那么计较”
我心里冷笑一声，他终于提到了他那个宝贝儿子。
我知道，这迟到了十年的“念叨”，绝不会是什么好事情。
01
那一年我十八岁。
录取通知书是我从镇上的邮局取回来的。红色的封皮，烫金的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一路跑回家，脚下的土路被我踩得尘土飞扬。我没感觉到累，也没感觉到热，心里好像揣了一块冰，又好像烧着一团火。
我冲进院子的时候，父亲正蹲在屋檐下抽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脸。
母亲在厨房里洗菜，哗哗的水声传出来。弟弟林涛在屋里，不知道在干什么。
“爸，妈，我考上了！”我把那封信举得高高的，像是举着一个火把。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围裙上还沾着水。
她擦了擦手，走过来，脸上带着笑，但那笑意很浅，像水面上的浮萍。
“考上啦？哪个学校？”
“是省城的美术学院！”我的声音都在抖。
父亲掐了烟，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他很高，影子一下子就把我罩住了。
他没说话，只是伸出手。
我把通知书递给他，像献上最宝贵的贡品。
他打开，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
上面的字他大概认不全，但他看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几个大字，也看到了我的名字，林微。
他沉默了很久。院子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连知了的叫声都小了下去。
“要多少钱？”他问。
我报了一个数字。
他又沉默了。然后他说：“家里没钱。”
我说：“我可以申请助学贷款，我可以去打工，我……”
“我说没钱。”他打断我，声音不大，但很重，像一块石头砸在地上。“你弟明年也要高考，他是个男娃，他得上大学。”
母亲站在一边，搓着手，低着头说：
“微微，要不……就算了吧。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最后还是要嫁人的。”
我看着他们，好像第一次认识他们。
我求他们，我说我可以吃最少的饭，穿最破的衣服，我只要能去上学。我说我以后会有出息，我会挣很多钱孝敬他们。
父亲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只是看着手里的那张纸，然后，他把它对折。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折一件衣服。然后，他又对折了一次。
我感觉到了不对劲，我伸手去抢。
“爸，你干什么！”
他手一抬，躲开了我。然后，我听到了“嘶啦”一声。
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刺耳的声音。他把那张纸撕成了两半，然后是四半，八半……最后，他手一松，那些碎纸片像雪花一样，飘飘扬扬地落在了地上。落在我的脚边，落在滚烫的尘土里。
“别闹了。”他说，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论天气，“下个礼拜，去镇上的机械厂上班，我托人给你找好门路了。”
他转身走进屋里。母亲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纸片，又看了一眼我，叹了口气，也跟着进去了。弟弟林涛始终没有从房间里出来。
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太阳照在我的身上，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我蹲下去，想把那些碎片捡起来，可是风一吹，它们就散了，再也拼不起来了。
02
机械厂在镇子的另一头，隔着一条浑浊的河。
去报到的那天，是父亲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载我去的。
我坐在后座，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
风吹着我的头发，我闻到空气里有铁锈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工厂很大，灰色的墙，黑色的铁门。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的红漆已经斑驳了。
父亲跟门卫说了几句话，门卫不耐烦地指了指里面。
车间里很吵，机器“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震得人耳朵发麻。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一个姓王的男人接待了我们，他个子不高，肚子很大，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他就是父亲托的那个“关系”，车间主任。
父亲递上一包烟，陪着笑脸说了很多好话。王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油腻腻的。
“放心吧，林师傅，小姑娘家家的，在我们这儿吃不了亏。”
我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给一种零件钻孔。
每天，成千上万个一模一样的铁疙瘩从我面前流过，我需要抓住它，对准钻头，踩下踏板。钻头旋转的声音尖利刺耳，铁屑飞溅出来，有时候会烫到手。
一天下来，我的胳膊是麻的，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
下班回到家，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想躺着。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拿到了三百二十块钱。
我把钱攥在手里，心里盘算着，或许我可以偷偷攒一点，攒够了路费，就离开这里。
晚饭的时候，父亲坐在桌子主位，喝着小酒。他看着我，说：“工资发了吧？”
我点了点头。
“拿来吧。”他说。
我愣住了。
“拿来。”他把筷子在桌上顿了一下，声音大了些，“你吃家里的，住家里的，要钱干什么？你弟上学不要钱？这个家不要开销？”
母亲在旁边给我使眼色。我看到弟弟林涛低着头扒饭，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我把那三百二十块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钱是旧的，带着我手心的汗。
父亲把钱拿过去，数了数，然后从里面抽出两张十块的，扔给我。“给你当零花钱。”
我看着那二十块钱，没去拿。
吃完饭，我回到自己的小屋里。
第二天，我看到林涛脚上穿了一双崭新的白色球鞋。
我认识那个牌子，在镇上的商店里，要卖一百多块。
他穿着那双鞋，从我面前走过，地上的灰尘一点都没沾上。
从那天起，我成了一台机器。一台会吃饭，会睡觉，但主要功能是挣钱的机器。
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就是我把钱上交的日子。父亲会留下几十块给我，有时候多点，有时候少点，看他心情。
我不再想逃跑的事了。我的身份证在父亲那里，没有钱，没有身份，我不知道自己能跑到哪里去。
日子就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个接着一个，面目模糊，没有尽头。
03
在工厂的日子很慢，慢得像生锈的齿轮。
一开始，我还想着保护自己。吃饭的时候离那些男工远一点，说话的时候低着头。但没用。我年轻，不爱说话，在他们眼里，就像一只落了单的羊。
他们会在我路过的时候吹口哨，讲一些我听不懂但能感觉到恶心的笑话。
有一次，一个叫李四的男人，趁着我搬零件的时候，从后面撞了我一下，手不老实地在我身上摸了一把。
我把手里的零件朝他砸了过去。
他愣了一下，然后骂骂咧咧地说：“臭娘们，给你脸了！”
车间里的人都看着我们，没人说话，都在看热闹。
王主任闻声过来，问怎么回事。
李四恶人先告状，说我不好好干活，还拿东西砸他。
王主任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李四，然后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
“行了，少说两句。你一个女孩子，跟他们计较什么？安安分分干活，没人会为难你。”
我看着他油腻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之后，我的处境更糟了。
李四他们变着法地欺负我，把我负责的区域弄得乱七八通，等我去收拾；或者在我用的机器上做手脚，害我被骂。
而王主任，开始对我“格外关照”。
他会借着“指导工作”的名义，站在我身后，离我很近，近到我能闻到他身上的烟臭和汗臭。他的手会“不经意”地搭在我的手上，说：“小林啊，这个地方要这样，用力要稳。”
我每次都像被火烫了一样躲开。
他也不恼，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后来，他开始叫我去他办公室。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会给我倒水，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有没有谈对象。
有一次，他把门关上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饼干，推到我面前。
“尝尝，上海来的。你这么瘦，要多吃点。”
我站起来说：“王主任，要是没什么事，我先出去干活了。”
他拉住我的手腕，力气很大。
“急什么，”他说，“跟我聊聊天。我知道你在这儿受了委屈，你跟我说，我给你做主。”
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像是在看一块肉。我用力甩开他的手，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我回家后第一次哭了。
我跟母亲说，我不想在那个厂里干了，我想换个地方。
母亲正在纳鞋底，她头也没抬，说：
“换到哪去？你爸托了多少关系才把你弄进去的。忍忍就过去了，哪个地方干活不受点气？”
我说：“那个王主任，他……他对我动手动脚的。”
母亲手里的针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了我很久，然后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自己也要检点一些，别穿得花里胡哨的，没事别往男人跟前凑。你一个姑娘家，名声最重要。”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家比工厂的车间还要冷。
第二天，我被调到了酸洗车间。
那里气味更刺鼻，防护稍微不到位，皮肤就会被酸雾灼伤。
王主任说，这是为了“锻炼”我。
我没有再反抗，也没有再回家哭诉。我只是默默地干活，把手上、胳膊上被灼伤的小红点藏在袖子里。那些疼痛和屈辱，像酸一样，慢慢地腐蚀着我，让我变得麻木。
04
电话铃声是我最怕听到的声音。
尤其是在月底的那几天。家里的电话总是准时打到厂里的小卖部。
小卖部的老板娘会扯着嗓子喊：“林微，你家的电话！”
每一次，我拿起听筒，都能听到父亲或者母亲的声音。他们的开场白总是那几句：
“微微啊，在厂里怎么样？累不累？”
但在我回答之前，他们就会切入正题。
“你弟说他想买台电脑，学习要用，你看……” 这是父亲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
我对着话筒说：“我这个月加班不多，工资可能……”
“那就多加点班！”他打断我，“你弟的事是大事，你当姐姐的，不支持他谁支持他？”
于是，我开始申请加班。别人不愿意干的夜班，我干。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在机器旁边啃着干硬的馒头。月底，我把比平时多一百块的工资寄回家。
没过多久，电话又来了。这次是母亲。
“微微啊，你弟……谈了个朋友，城里的姑娘，家里条件好。男孩子家，在外面不能太寒酸，吃饭看电影都要花钱……”
我沉默着。
“你这个月，能不能再多寄点回来？别让你弟在女朋友面前抬不起头。”
我挂了电话，去预支了下个月的工资。
林涛上了大学，在遥远的城市里。他成了全家的中心，一个看不见的旋涡，把我的所有血汗都吸了进去。
他的学费，他的生活费，他买新衣服的钱，他请女朋友吃饭的钱，都从我这里来。
我像一头被拴在磨盘上的驴，日复一日地转圈，产出他们需要的东西。
有一年过年，我回家。家里翻新了房子，刷了白墙，换了新家具。
父亲说，这都是为了等林涛毕业结婚用的。
饭桌上，林涛穿着时髦的夹克，谈论着大学里的新鲜事。
他一次都没有问过我在工厂怎么样。
我看着他，觉得他很陌生。
我们明明是姐弟，却好像隔着一条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那几年，我很少回家。我怕看到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怕看到林涛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一切。我在工厂里找了个角落，像一只冬眠的动物，蜷缩起来，减少所有的消耗。
我不买新衣服，不吃零食，不和任何人来往。
我把父亲留给我的那点零花钱，一块、五块地攒起来，藏在一个铁盒子里。
我不知道攒钱要干什么，那只是一个本能的动作，像松鼠在冬天来临前囤积松果。
我的手变得粗糙，指甲缝里总是黑的。
因为长期在酸洗车间，我的头发变得干枯发黄。
有时候照镜子，我看到里面那张苍白、消瘦的脸，会觉得很陌生。
我才二十出头，但感觉自己已经老了。
有一次，我生病发高烧，在宿舍里躺了一天。没有人来看我。
我给家里打电话，是母亲接的。我声音沙哑地说我病了。
她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说：
“多喝点热水。别耽误了上班，请假要扣钱的。你弟下个月的生活费还没着落呢。”
我默默地挂了电话，用被子蒙住头，一夜无话。
05
林涛大学毕业那年，我二十五岁。
他没有像家里期望的那样，在城里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他在外面晃荡了半年，花光了家里给的钱，最后还是灰溜溜地回了家。
他每天待在家里，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电脑，让他出去找活干，他就说找不到合适的。
父亲和母亲唉声叹气，却一句重话也舍不得说。
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压抑。
有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他房间。母亲也在。父亲给我倒了杯水，这让我觉得很不安。
他抽着烟，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微微，你也二十五了，不小了。”
我没说话，等着他的下文。
“你王叔，就是镇上开超市那个老王，他……他托人来说了门亲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个老王，我见过。
四十多岁，老婆前两年病死了，留下一个儿子。
人长得又黑又胖，说话声音很大，嘴里总是叼着烟。
镇上的人都说他有几个钱，但人很粗俗。
“爸，我不嫁。”我直接说。
“你先听我说完！”父亲把烟在桌上摁灭，“老王说了，只要你嫁过去，他给二十万彩礼。”
二十万。
我一下子明白了。
“这二十万，”父亲接着说，眼睛里闪着光，“正好给你弟在城里买房付个首付。等他结了婚，安顿下来，我们老林家就算有后了。”
我看着他，又看看母亲。母亲低着头，不敢看我。
“所以，你们要把我卖了，给我弟换个首付？”我笑出了声，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胡说八道！”父亲一拍桌子，“什么叫卖？这是为你好！老王家条件那么好，你嫁过去是享福！不用再在厂里受那份罪了！”
“享福？嫁给一个我都能喊叔叔的男人，给他的孩子当后妈，这叫享福？”我的声音变得尖利，“我不嫁！死也不嫁！”
“这事由不得你！”父亲的脸涨得通红，他站起来指着我，“我养你这么大，现在让你为家里做点贡献，你还敢跟我顶嘴？彩礼我都跟人说好了！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我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
我听到父亲在外面砸门，嘴里骂着难听的话。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父亲把我的房门从外面锁上了。
他说，等我想通了，再放我出来。
一日三餐，母亲会从门下面的小窗口递进来。她不说话，只是把饭放下就走。
我被关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我听到了老王的声音。他在堂屋里，和父亲喝酒，笑声很大，很刺耳。我听到父亲说：“放心吧，王老板，我这闺女，就是一时想不开，过两天就好了。”
我听到老王说：“没事，小姑娘家嘛，害羞。等嫁过来，我保证把她喂得白白胖胖的。”
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看着窗户，窗户外面是黑漆漆的夜。我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我的一辈子就真的完了。
我搬过房间里唯一的一张凳子，用尽全身力气，朝窗户的玻璃砸了下去。
“哗啦”一声巨响。
外面的人都惊动了。我听到父亲的吼声和急促的脚步声。
我顾不上被玻璃划破的手臂，从那个破洞里爬了出去。
我跳到地上，什么都没拿，只穿着一身单薄的衣服。
我没命地往村外跑，跑进无边的黑暗里。
身后是父亲的叫骂声，是手电筒晃动的光柱。
我不敢回头，我怕一回头，就再也跑不掉了。
那是我这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
06
十年。
时间过得真快，又真慢。
我逃到了邻省的一个小城。这里没人认识我，没人知道我的过去。我换了名字，叫李雪。
我打了好几份工。在工地上搬过砖，在饭店里洗过碗，在服装厂里踩过缝纫机。
我像一棵被拔了根的野草，被风吹到哪里，就在哪里落下，拼命地活下去。
最后，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超市里安定下来，做理货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仓库里的东西搬到货架上，再把货架上的东西摆整齐。工作不累，但很琐碎。
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在城中村里。
房子很旧，墙皮都脱落了，但很安静。
我买了一把新锁，把门锁上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很踏实。
我很少说话，也很少笑。超市的同事都说我性子冷。
她们在休息的时候聊八卦，聊老公孩子，我总是坐在一边，默默地听着，像个局外人。
我攒了点钱，不多，但足够我一个人生活。
我害怕生病，害怕失业，所以我很节省。每一分钱，都像是我的命。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样过去了。像水底的一块石头，无声无息，直到长满青苔。
直到那个电话打来。
那天是周末，我休息。我正在出租屋里，用一个小电锅煮面条。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是我十年没回去过的老家。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这十年来，我换了好几次手机号。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电话响了很久，我没有接。它停了，然后又固执地响了起来。
我看着锅里翻滚的面条，最后还是擦了擦手，按下了接听键。
“喂。”我的声音很干。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传来：“是……是微微吗？”
是父亲的声音。他老了，声音不再像十年前那么洪亮，带着一丝沙哑和不确定。
我没有回答。
“微微啊，我是爸爸。”他好像确认了是我，语气变得急切起来，“你……你在外面还好吗？”
我还是没说话。我能听到他那边沉重的呼吸声。
他尴尬地笑了笑，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好，好就好……我们都……都挺想你的。”
想我？我想笑。他们想的，恐怕从来都不是我这个人。
“你妈身体不大好，总是念叨你。”他开始打亲情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
我夹起一根面条，吹了吹，放进嘴里。面条有点坨了，没什么味道。
电话那头的父亲见我一直不说话，也沉默了。
我们之间隔着十年的光阴和千里的距离，剩下的只有尴尬。
过了很久，他终于忍不住了，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微微啊，”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这么多年了，你心里也别有疙瘩。你弟，你弟他前几天还说起你，说对不起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拿着筷子的手停住了。
“他给你发了个200块的红包，你先收一下。都是一家人，过去的事别那么计较了。”
几乎就在他话音落下的同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上方跳出一条微信的提醒：一个名叫“林涛”的人请求添加你为好友。紧接着，又是一条转账通知的预览。
转账金额：¥200.00。
附言：姐，对不起。
07
我挂了电话。
没有任何预兆，就像按熄一盏灯。
锅里的面条还在冒着热气，但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了。那股寒意从脚底，沿着脊椎，一路爬到我的头顶。我坐在小小的板凳上，一动不动，像一尊冰雕。
手机很快又响了起来，还是父亲的号码。我没接。它停了，又响，锲而不舍。
然后，是短信。
“微微，你怎么把电话挂了？快接电话啊！”
“你先把红包收了，我们再说，好不好？”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你弟是真心跟你道歉的！”
接着，另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归属地还是老家。我猜是母亲，或者弟弟。我把它也挂断了。
我的手机像是疯了一样，震动个不停。电话，短信，还有那个一直没有被通过的微信好友申请。
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扔到床上。
世界终于安静了。
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他们这么急切地找到我，绝不是为了那200块钱的道歉。
这200块，像是一块小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后面必然跟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果然，没过多久，微信开始收到一些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我的好友请求。
有我早已忘记名字的远房亲戚，有我小时候的邻居。
我通过了一个看起来面善的婶子的好友请求。
她很快发来消息：“微微啊，我是你三婶。你可算联系上了，你快给你爸妈回个电话吧，家里都快急疯了。”
我打字问：“出什么事了？”
三婶发来一长串的语音。
我直接将音量开至最大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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