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个中学老师问学生：“你爷爷是干什么的？”
那孩子歪着头想了想，说：“天天看天气预报。”
教室里笑声一片。
可谁都没想到，这个天天看天气预报的爷爷，是后来让几亿人吃饱饭的那个人。
这事儿是真实发生的，时间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末，那时候他的名字早就响彻全国，但在孙女眼里，他只是个每天研究天气和水稻的爷爷。
说起来，袁隆平这一生的路，一开始确实和农业八竿子打不着。
家里是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当过校长，母亲是英文老师。
出生在北平，长在天津，老家江西，家境优渥，教育资源丰富。
按理说，这样的出身，大多数人走的都是政界、学界、外交系统那条“正路”。
可1950年，他却决定报考农学。
这在当时算是“冷门中的冷门”。
连他母亲都忍不住问：“你不是喜欢英语和音乐吗？怎么突然想去种地了？”
他倒也没多解释，笑着说：“economy，不就是‘依靠农民’嘛。”
这话听着像玩笑，但背后确实有点意思。
那时候刚解放没多久，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城市需要工业，农村需要粮食。
可现实是——很多人吃不饱饭。
袁隆平小时候逃过难，见过饿殍。
他自己没真饿过，可那种“别人吃不上饭”的画面，一直留在他脑子里。
他觉得，搞农业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最重要的事。
1953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怀化安江农校。
这地儿不大，交通闭塞，四天三夜才到，住的是木屋子，吃的是高粱饭。
可他没一句怨言。
他说：“这地方气候好，适合实验。”
他教课，也种田。
那时候没黑板擦，他就用袖子抹。
课上一节节讲，田里一块块种。
别人看不出来他是“城里来的”，也没人知道他家里背景。
1960年那会儿，全国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
粮食紧缺，供应紧张。
袁隆平就在那个时候，在实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
这株水稻长得特别，叶子颜色、株型、花粉都不一样。
他直觉这可能是天然杂交稻。
要知道，在那时候，“水稻能杂交”这事儿，在国内几乎没人信。
杂交玉米可以，杂交水稻？几乎没人敢想。
可他偏不信这个“几乎”。
他从这株稻子里取了种子，第二年春天又种下去。
一株一株地看，一批一批地试。
一年三季，几万株一遍遍筛。
失败了再来，来过又失败。
田里热得像蒸笼，蚊虫咬得满腿疙瘩，他照样干。
食堂里吃的都是红薯和玉米糊，他照样下田。
那几年过得特别苦。
可他说：“我这杂交稻，不是从实验室鼓捣出来的，是从田里一株一株长出来的。”
1964年，他结婚了。
新娘叫邓则，是安江本地人，喜欢篮球会拉小提琴。
两人兴趣相投，婚礼就在学校操场上办的，没有戒指，没有首饰，也没请客吃饭。
就买了点喜糖和茶果。
他的结婚礼，是在现场拉了一曲小提琴。
婚后，邓则成了他科研最坚强的后盾。
他常年在外搞试验，她一个人照顾家，打理生活。
几十年风雨没换人，也没换心。
1966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杂交水稻研究的起点。
再后来，国家层面开始关注这项研究，给他配了助手，提供了资源。
1973年，第一代高产三系杂交稻“南优2号”试种成功。
亩产比常规稻高出两成以上。1975年，国家正式推广杂交水稻，全国铺开。1981年，他获得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那时候，全国一半以上的水稻种植面积用的，都是他和团队培育的种子。
1982年，他去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开会，主办方介绍他时说：“Father of hybrid rice.”
从那以后，这个称号就跟着他一辈子了。
可他还是那个不爱穿西装、不喜欢开会、天天看天气预报的老头。
他说：“我得知道明天能不能下田。”
老朋友开玩笑：“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下田干嘛？”
他笑着说：“不下田，心里不踏实。”
晚年，他又投身“超级稻”“海水稻”“耐盐碱稻”这些高难度项目。
他说：“我要想办法让沙漠里也能种出粮食。”
他一直没退休。
直到2021年去世前，还在海南的试验田边转悠。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病床上给科研团队开视频会。
那天会后，有学生问：“老师，您还想做什么？”
他回答：“还有很多地没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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