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江苏省连云港市，有个延续了近百年的知识分子家族——板浦汪家。
这个家族英才济济，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汪氏三兄弟。
汪氏兄弟三人都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大哥叫汪德耀，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
二哥汪德昭开创了我国的国防水声学研究，并获选中科院院士。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汪德熙，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位，他是我国著名的核化学专家，也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那么汪德熙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聪明，可是有些小马虎
汪德熙生于1913年。
1929年夏，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师大附中录取。
两年后毕业，他却放弃了保送清华的机会，因为保送的专业不是他想学的。
当时汪德熙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那就是学好化学，实业救国。
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中国的科技水平落后。
很多化学合成物如肥皂、火柴都无法自产，只能进口，所以当时这些东西被称为洋皂、洋火，等等。
在中学化学课上，汪德熙听到了侯德榜发明纯碱，让中国的民族化工不再受制于人的故事。
他深受鼓舞，自此决心以侯德榜为榜样。
为此，汪德熙放弃了保送的机会，通过考试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正式走上了追寻理想的道路。
在清华读本科时，他选修了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老师的一门课。
大考时叶先生出了道难题，汪德熙虽然写出了正确答案，但在过程中写错了一个加减号。
照常理老师只会酌情扣一两分，但叶先生竟然把整道题的分都扣掉了。
这让汪德熙意识到做科学研究必须要态度端正，一丝不苟，而叶先生也认下了这个聪明但有些小马虎的学生。
汪德熙本科毕业后，又顺利地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
他的研究课题是“用农村纤维素原料制造人造丝纸浆”。
当时日本的人造丝纺织品充斥着中国市场，而中国连人造丝原料都没有，这个课题可谓是当时的“卡脖子”难题，而汪德熙义无反顾地向它发起了挑战。
可是正当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
研究炸药，炸毁日军专列的敌后英雄
“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被迫南迁昆明，汪德熙则暂时留在北方。
此时八路军成立了冀中敌后根据地，并用缴获的化学物资制作炸药。
他们找到了叶企孙老师，希望他能推荐化学人才，帮助根据地制作炸药。
经叶先生动员，汪德熙化名汪怀常，扮作传教士进入了根据地。
就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汪德熙与留在北平的教授们通过写英文信联系，解决了炸药制作中的很多关键难题。
此外汪德熙还善于开动脑筋，变害为宝。
当时日军为了提高华北地区农作物产量、征得更多军粮，大力推广一种叫“肥田粉”的化肥。
这款化肥卖得很好，日本人很高兴。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批化肥最终被送到八路军手里，经汪德熙化学处理后，就变成了烈性炸药的原料，成功造出了手榴弹和地雷。
然而要做成高级炸药，光从化肥中提取原料是不够的，需要掺入一些TNT炸药，这样才能大大提高杀伤力。
为此，汪德熙联系到叶企孙先生，在天津租界的油漆店里，秘密生产TNT炸药，并把生产好的TNT炸药做成肥皂的样子，偷偷运进了冀中根据地。
短短几个月后，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制作水平就突飞猛进。
1938年9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等人带着用电雷管遥控起爆的地雷，埋伏在日军控制的铁道线旁。
为了教会其他人操作流程，汪德熙亲自上阵，炸毁了一列日军军火列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有位老游击队员后来回忆说：
“这一仗，让八路军从‘扒路军’真正变成了‘炸路军’。”
这可比找书有意义多了！
等到冀中根据地的炸药研制打开局面后，汪德熙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华北，南下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深造。
此时的他并没忘记自己的初心，那就是像偶像侯德榜一样，学好化学，以实业报国。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汪德熙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妻子吴云。
有一天，汪德熙到老师家里去做客，客厅里有很多人在聊天。
他对聊天内容不感兴趣，于是去另外的房间找书看。
没想到那个房间里刚好有个女孩在看书，两人聊了起来，还聊得很愉快。
这个女孩就是吴云，当时正在读高中，后来考上了四川大学，同样学的化学。
多年后，汪德熙仍清晰地记得和妻子的第一次见面：
“我一开门进去，哎哟一个大姑娘，梳着个大辫子，我想这可比找书有意义多了。”
当时的汪德熙风流倜傥，既会学习又会玩，弹得一手好钢琴，还会拉小提琴、吹黑管，唱歌也好听，让吴云也对他一见倾心。
1940年秋，清华大学恢复了赴美公费留学的项目，汪德熙以最高分数考取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专业。
随后，汪德熙赴美留学。
尽管身在异国且兵荒马乱，但他和吴云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没有中断。
几年后，汪德熙获得博士学位，他启程回国，在上海跟吴云喜结连理。
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汪德熙一度想办工厂，但没有资金支持，无奈之下，他去到南开大学教书。
后来因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又来到天津大学，从零开始组建化工系，还带领团队研制出聚酯玻璃钢，用来制成小汽车的外壳，属于国际首创。
“好像缺个厕所！”
1960年，汪德熙接到一纸调令，要他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汪德熙想要了解具体情况，上级告诉他：
“什么都不要说，马上过来。”
曾制作炸药抗击敌寇的青年科学家，就这样开始投身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并成为中国核化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到新单位后没多久，领导问汪德熙对核工业的想法。
他的回答直白且幽默：
“我觉得好像缺个厕所。”
然而这个回答却让领导直呼内行。
其实他说的“厕所”指的是后处理。
因为这一远见卓识，我国在核工业刚刚起步之时，就已经全盘考虑到后端的核燃料后处理问题了。
在此期间，汪德熙带着调查组走访了十来个相关工厂和科研单位，仔细分析不同后端处理工艺的优劣。
他的研究为国家节省了上千吨的不锈钢，3.6亿元的投资，并确保我国核燃料后处理工艺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汪德熙因此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到了20世纪80年代，汪德熙意识到核工业领域后继无人的困境，于是和几位专家联名向核工业部上书，建议成立研究生部。
为了快速推进这项工作，他还直接在某次大会上递纸条催问此事。
在汪德熙等老科学家的坚持下，核工业研究生部终于成立，并很快就初具规模。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没有教材，这些老科学家就自己编写。
比如汪德熙不仅亲自教授化工热力学，所用讲义与习题都是他自己编写并反复修改的。
妻子吴云替他整整齐齐地誊写出来，他再按照学生的人数复印好，在课前发到每个学生的课桌上。
那时的汪德熙年事已高，但身体状况还不错。
为了把宝贵的经费省下来，他不要单位安排的轿车，而是每天骑着一辆油漆斑驳、看不出牌号的自行车，挤在上下班的人流中。
在课堂上，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听他讲授，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有些人没有座位，就从头站到尾听课。
2006年8月8日，汪德熙院士因病离世，享年94岁。
家人给他整理遗物时，发现抽屉里还有很多没报销的机票。
同事们替他整理办公室，看到一些钞票被随手夹在书里当书签。
人们是多么怀念那辆油漆斑驳、看不出牌号的自行车，怀念那个神采飞扬的身影啊！
汪德熙院士用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诠释了何谓责任，何谓担当。
他说：
“我是祖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他不仅如此说，也如此做，把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自己的事业。
所以后人缅怀他时说：“如果一个国家有脊梁，当是这般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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