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热传了一张图，一名24届二本英语专业的学生，正在当一名服务员，她的表情比较无奈也有些不甘。
有评论说，对普通人来说，大学就是做了几年的梦而已。
也有人说，其实是那位女学生没有定位准自己的位置，产生了虚幻的心里落差。如果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当服务员，她心里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委屈和落差了。实际她上大学不是她优秀，而是因为扩招。她实际的能力其实就是一个中专生。
到了社会上，她才发现自己干不了更高价值的工作。但她在学校里再努力，她也学不了更高价值的我识。因为她的学校层次就已经限定了价值范围。
就像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所说的，大学所教授的知识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有的还是20多年前的知识。
人工智能时代，整个教育体系要大变革了。应试教育出来的学生会越来越难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同样的，能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他们会非常的稀缺。
美国硅谷AI巨头Palantir宣布绕过大学，直接以高薪招聘高中生，并直言不讳“在学校和大学里学到的一切，都是不正确的”。
Palantir开启了一项“精英奖学金”计划，这个计划绕过了四年制大学教育直接面向高中生招募人才，目前该计划已有 500 名高中生申请，其中 22 名已经进入公司进行为期 4 个月的就职培训，成绩优异者不需要大学学位即可入职 Palantir。
工业革命开始后，普鲁士人在19世纪设计了一套标准化教育体系:标准化课程、分科教学、统一考试、按年龄分班，完美契合了工业化时代对可互换、可预测劳动力的需求。
这套体系已在全球重复了数百年，像一架庞大而精密的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合格”的社会零件。
工业革命创造了工厂，也创造了现代学校。二者共享着相同的底层逻辑：效率至上、标准化输出、流水线作业。在工厂，原料经过标准工序变成商品；在学校，孩童经过标准教育变成“人才”。
这套系统曾推动人类社会空前繁荣，却也悄然完成了对人的异化：教育的终极目标，从“培养完整的人”滑向“生产高效的工具”。
Palantir的创始人彼得·蒂尔，是一位硅谷著名的思想家，也是马斯克paypal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支撑现代教育体系的两大支柱。
第一支柱名为“圈养”。我们将学生隔绝在一个人工构建的温室之中。在这里，问题是预设的，条件是理想的，答案是已知的。学生被训练成解题高手，却在面对真实世界时茫然失措——因为现实从不出“应用题”，它充满模糊、矛盾与意外。更关键的是，这套系统剥离了失败的代价。考试不及格？补考便是。项目做砸了？重做即可。当失败不再带来切实的痛感，对风险的认知、对责任的敬畏、在压力下的创造力，便如同温水中被煮青蛙的求生本能，悄然退化。我们培养了一批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却罕见能在混沌现实中开创新局的“实干家”。
第二支柱名为“工具化”。教育的评价标准日益缩窄为“工具性效率”。代码是否写得更快？公式是否记得更牢？解题步骤是否更优化？我们像打磨螺丝刀一样打磨学生，追求在特定接口上的极致契合度。人文精神、哲学思辨、艺术感知、伦理抉择——这些关乎“为何而生”的维度，在“如何谋生”的紧迫性面前，被挤压到边缘乃至消失。人，不再是目的，而降格为实现生产目标的手段。这种教育下产出的“优秀产品”，或许是称职的专业人士，却可能是精神苍白、价值虚无、在人生重大选择前毫无主见的“空心人”。
Palantir的颠覆性宣言，并非建立在对传统的单纯厌恶之上，而是源于一个冰冷清晰的判断：AI的到来，宣判了工具性教育的死刑。
任何可以被标准化、流程化、编码化的技能与知识，AI都能做得更快、更准、更廉价，且永不疲倦。背诵记忆、熟练计算、格式写作、遵循固定模式的编程与设计……这些曾被视为安身立命的“硬技能”，在AI面前正迅速贬值。未来，人们将与一个在工具性维度上全面碾压人类的存在竞争。继续在“成为更优秀工具”的道路上狂奔，无异于在汽车时代苦练驯马，在电灯时代精进烛台雕刻。
Palantir采取了最激进的反向操作。他们招聘高中生，并非看中其更娴熟的“工具性”（事实上他们缺乏的正是这个），而是看重其尚未被完全“格式化”的思维可塑性。他们将新人直接抛入现实的一线战场——工厂车间、客户现场，那里设备会突发故障，网络会意外中断，需求会临时变更，人际关系复杂微妙。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亟待解决的、充满“噪音”的真实问题。在这里，锤炼的不是解题技巧，而是“现实感知力”——一种在混沌中捕捉关键信号、理解系统复杂性、感知人性微妙变化的能力。
Palantir让新员工高强度学习哲学、历史、辩论。这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旧训，与“文科已死”的流行论调截然相反。
当AI成为终极执行者，人类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AI的孱弱之处——提出问题的能力、定义目标的能力、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
“我们不缺会写代码的工程师，缺的是理解‘为什么要写这些代码’的工程师。” 这句话道破了天机。代码是“How”，是工具；而“Why”关乎目的、意义、伦理与战略方向，这属于人类的专属领域。哲学训练思辨，使人能穿透表象审视本质；历史提供时空维度，使人能在经验长河中定位当下；辩论锤炼在观点交锋中捍卫逻辑与价值的能力。这些正是培养“判断力”与“决策力”的沃土。
Palantir的招聘事件，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弹。它昭示着，延续三百年的、以“知识囤积”和“技能专精”为核心的教育范式，正在其逻辑终点崩解。未来的世界，不再均匀地奖励“知道很多的人”或“技能熟练的人”。它将对人进行残酷而清晰的分层。
一层是拥有极度敏锐的现实感知力的人。他们能像顶尖的野战侦察兵，在信息的丛林与噪音的迷雾中，精准定位问题的核心，洞察他人未见的联系与机遇。他们的课堂在市场、在田野、在一切复杂系统交互的现场。
另一层是拥有强大判断力与决策力的人。他们是船长与战略家，在AI提供的无数可能性与海量分析报告中，做出“该往何处去”的终极抉择。这抉择不仅基于数据分析，更基于价值排序、伦理考量、对不确定性的担当以及对长远意义的洞察。他们的修炼场在人类思想最精深的典籍中，在关乎文明走向的辩论里。
这并不是说数学、编程、专业知识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它们将成为像识字、算数一样的基础素养。但教育的重心，必须发生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从围绕“知识技能”公转，转向围绕“人的形成”公转。教育的核心问题，将从“你需要知道什么”，转变为“你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驾驭一个AI无处不在、变化急速的世界？”
“大学已经崩坏”，并非指大学建筑将倒塌，教授将失业。而是指大学作为“唯一且最高效的成才通道”这一神话的崩坏，是指其固守的、服务于工业化时代的那套内核逻辑的崩坏。
“在学校和大学里学到的一切，都是不正确的”，也并非全盘否定具体的知识（如勾股定理依然正确），而是指那种将世界简化为可控模型的学习观、将人生等同于标准路径的成功观、将人工具化的教育观，在面向未来时，是根本性错误乃至危险的。
真正的危机在于，当世界已然剧变，我们的教育仍在用19世纪的方法，试图培养21世纪中后期的人才。这不仅是徒劳，更是对一代人潜力的巨大浪费与误导。
未来的教育图景，将更加多元、开放、与真实世界交融。大学或许不会消失，但它必须彻底重生，从知识的垄断供应商，转型为思考的健身房、实践的试验场、跨学科碰撞的熔炉，以及价值观的灯塔。教育将不再局限于人生的某个阶段，而是一场贯穿终身的、持续构建自我感知力与判断力的伟大旅程。
Palantir的警钟不是在宣告教育的终结，而是在呼唤教育的真正开始，一种将人从“工具”的命运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目的”之位的教育。
看了Palantir的选择，再联想到前不久被禁言的某考研网红，可以肯定的说，这位网红对未来的预测错的离谱，禁言是为了不让他再误导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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