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东局势又起波澜，不少人疑惑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巴以冲突中的态度看起来有些微妙。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益，这个立场从来没变过，但为什么对哈马斯这个组织却保持距离？
中国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宗教极端主义的巨大创伤，那种痛彻心扉的教训至今还深深刻在民族记忆里。
当我们回望那些血淋淋的历史，再看看今天的国际形势，也许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会如此谨慎？
1860年代到1870年代，一个叫白彦虎的人打着宗教旗号，在陕甘一带掀起了血腥风暴。
这个人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造反者，他把宗教极端思想推向了极致，到处煽动教派仇恨。
白彦虎这伙人攻破一个县城就屠一个县城，手段极其残忍。他们不分老幼妇孺，见人就杀，整个村庄整个村庄地消失。
陕西、甘肃、宁夏，到处都是尸骨成山的惨状。这些暴徒打着宗教的幌子，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种族灭绝。
当时的清政府虽然腐朽，但面对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也不得不派兵镇压。
这场暴乱持续了十几年，波及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整个西北地区几乎被打成了废墟，千里之内人烟断绝。
有些地方直到几十年后还是一片荒芜，根本看不出曾经有人居住的痕迹。
同一时期，云南也爆发了类似的宗教极端暴乱。一群极端分子在大理建立了所谓的“苏丹国”，这个政权的残暴程度比白彦虎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强行推行宗教极端主义，对不同信仰的民众进行系统性迫害。
这个“苏丹国”的统治者们完全按照极端宗教教义来治理，强迫所有人改变信仰，不从者就处死。
在他们的统治下，云南各族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异教徒”的帽子，遭到灭顶之灾。
这种宗教极端政权的存在，不仅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统一。
他们拒绝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完全按照自己的极端教义行事，实际上已经成了国中之国。
面对西北和西南的双重危机，清政府派出了左宗棠这样的能臣来处理。
左宗棠是个有本事的人，但即使是他，面对这种宗教极端主义暴乱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这不是普通的政治叛乱，而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战争。
左宗棠花了整整六年时间才基本平定这些暴乱。六年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意味着无数的人力物力消耗，意味着经济的严重衰退，更意味着无数生命的消逝。
据史书记载，这场动乱期间，全国人口从两亿多锐减到一亿多，死亡人数接近两千万。
在19世纪，当时的总人口本来就不多。相当于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死于这场宗教极端主义引发的动乱。这种人口损失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2009年，有研究人员在新疆莎车县进行田野调研时，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情况。
这些教材宣扬的理念，和历史上白彦虎那伙人的思想如出一辙。
这些教材不是简单的宗教教育读物，而是系统性的极端思想灌输材料。
这种思想一旦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调研人员还发现，这种极端思想的传播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渗透活动。
境外一些极端宗教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境内输送人员和思想，试图在中国土地上重现历史上那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噩梦。
要理解哈马斯这个组织的本质，就不能不提到穆斯林兄弟会和它的核心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
库特卜这个人在20世纪中期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宗教极端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现代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鼻祖。
库特卜的理论核心就是要建立纯粹的宗教国家，要消灭一切“异教徒”政权，要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宗教目标。
这套理论后来被他的继承者扎瓦希里进一步发展，扎瓦希里和本·拉登是同伙，他们把库特卜的理论推向了更加极端的方向。
哈马斯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完全继承了这套极端理论。它们不仅仅是要解放巴勒斯坦，更要建立一个严格按照极端宗教教义统治的国家。
这种目标和手段，与历史上中国遭受的那些宗教极端主义暴乱如出一辙。
中国政府明确表态，只承认法塔赫为巴勒斯坦的合法代表，而不支持哈马斯。这不是什么外交技巧，而是基于深刻历史教训的理性选择。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益是一回事，支持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是另一回事，这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在宗教极端主义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不是什么政治计算，而是用两千万同胞的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
当我们看到哈马斯这样的组织时，当我们听到那些似曾相识的极端言论时，历史的记忆就会被唤醒。
保持警惕不是仇恨，而是智慧；区分支持人民和支持极端组织，不是冷漠，而是负责。这种历史的清醒，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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