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纳根是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余华对他有着很高的评价：“从他选择写什么，又怎么把那些东西表现出来，你就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二十几年前，弗兰纳根看中了画家威廉·古尔德的经历——历史上的威廉·古尔德是一位英国画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因为偷窃被流放至范迪门之地（即今天的塔斯马尼亚），后在此地绘制了大量作品，其中便包括包含三十六张鱼类水彩画的《鱼之书》。随后，弗兰纳根写出了《古尔德鱼之书》。
《古尔德鱼之书》的故事看似并不复杂：靠做假古董混生活的哈梅特偶然发现了一本著名博物学画家古尔德的《鱼之书》原本，五彩斑斓的鱼类插画之间是作者的笔记。
然而，其中的内容却和历史大相径庭。古尔德只是个伪装成画家的死囚，而他所在的塔斯马尼亚则是充满罪孽、奴役、酷刑、鲜血、欲望和谎言的地狱。哈梅特越是阅读，笔记就越是会生长出新的章节，而在全部读完的时候，这本书却突然不翼而飞......
下文选取了本书开篇内容。《鱼之书》被哈梅特发现后，一个神奇的故事就此拉开帷幕。
下文节选自《古尔德鱼之书》，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1
发现《鱼之书》一事至今仍令我惊奇，明亮如那个怪异的清晨，攫住我双眼的磷光般的大理石花纹；闪烁如那些诡异的漩涡，替我的思绪染色，使我的灵魂陶醉——那一刻拆解的进程启动，我的心灵，更糟的是，连我的生命也由此变成可悲而嶙峋的绞线，而它正是你即将读到的这个故事。
那道柔和的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后来让我觉得我的生命一遍遍重复，好似永生永世陷于法轮不得解脱的印度修行者。难道它会成为我的命运？窃取我的人格？使我的往昔与我的未来无从分离？
是那从混乱的手稿中——海马、草海龙、瞻星鱼早已遨游其外——盘旋而出的迷幻微光，赋予初生的枯日炫目的光芒？是那可怜的虚荣心使我认为人、鱼、万物皆寓于我自身？或者不过是些更乏味的因素——交友不慎，嗜酒如命——使我踏上如今这骇人的路途？
人格与命运，这两个词，威廉·比洛·古尔德写道，殊途同归——这件事上，他又一如往昔，大错特错。
可亲可爱的、傻乎乎的比利·古尔德，还有他那些愚蠢的爱的故事，充斥着太多炽情蜜意，以致无论今时今日，抑或当时当日，他都无以为继。我讲这话怕已是离题了吧。
我们——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灵魂——处于腐烂和重生这持续不断的进程之中，这是他那些恶臭的鱼让我认识到的，而我也将发现，本书讲述的正是我那颗堪比肥料堆的心灵的故事。
即便我那支炽热的笔都无法触及我的狂喜，那种惊异是如此强烈，似乎一打开《鱼之书》，我的其余世界——这个世界！——便没入了黑暗，整个宇宙仅余的亮光便是从那些熠熠生辉的旧书页中照进我惊骇的眼眸的那一缕。
真实的古尔德《鱼之书》
我没有工作，彼时塔斯马尼亚的工作很少，如今则更少。或许我的心灵更为奇迹所动。或许就像一个可怜的葡萄牙农妇看见了圣母是因为她不想看见其他任何东西，我也渴望对我所处的世界视若无睹。或许，若塔斯马尼亚是个寻常的地方，你有份正当工作，能耗费大量时间通勤，只为花更多时间埋头于寻常的烦心事务，等待返回寻常的囚牢，若这儿也不曾有谁梦想过海马是何等模样，变成一条鱼的反常之事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我说的是或许，但坦率地讲我并不确定。
也许这种事在柏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随处可见，只是大家羞于承认罢了。也许纽约的公营住宅区，柏林恐怖的摩天楼，悉尼的西郊，圣母始终无处不在，而每个人都假装她不在，希望她快些离开，别再让他们难堪。也许全新的法蒂玛就在里夫斯工人俱乐部这片广袤荒地的某处，是“二十一点热”大字闪烁的角子机上方的灵光。
会不会待所有人的脸庞都聚精会神于角子机屏幕之际，便再也无人目睹背后一位老妪呈现基诺之形，飘浮于空中？也许我们已丧失能力，丧失所谓的第六感，它可使我们见证奇迹，目睹幻象，理解我们是另一种存在，比我们所被告知的更为宏大。也许进化的方向已经倒转，且持续得比我想象的要久，我们早已成了悲哀蠢笨的鱼。就像我说的，我并不确定，我唯一信赖的几个人，如雄先生和康笳，也都不确定。
说实话，我得出的结论是此生没什么是可以确定的。尽管将要发生之事可能会被你看作一桩又一桩反面证据，我仍旧重视真相，但正如威廉·比洛·古尔德在他的鱼早已死于他徒劳的追问后仍不依不饶地索求那样，真相又在哪里呢？
至于我，如今已被他们夺走了那本书和一切，而书除了是不尽可靠的童话故事，又能是什么呢？
很久以前，有个名叫希德·哈梅特的人发现他并不是自己所以为的那个人。
很久以前存在着奇迹，上文的哈梅特正是相信自己被卷入了其中一个。那天之前他都是靠小聪明谋生，换种不那么仁慈的说法，他的生活就是一场持续的幻灭。那天之后他将承受残酷的信仰之疾。
很久以前，有个名叫希德·哈梅特的人从一本奇怪的鱼之书的幽光映射中看见了自己的故事，以童话起头，以童谣收尾，骑着木马驰往班伯里十字架。
很久以前发生过可怕的事情，但年代已久，位置偏远，谁都知道那并非此时此地，也无关你我。
2
在那之前，我专注于购买朽烂的旧家具，用一切能想象到的侮辱把它们弄得更旧。我用锤子敲打百无一用的碗橱，使可悲的岁月痕迹更为明显，在老旧的金属制品上撒尿，加剧铜绿的侵蚀，借万般咒骂让自己好受一些，做这些时我会想象这些家具就是买下它们的有缘游客，他们错以为入手了浪漫往昔的残骸，殊不知它们不过是腐朽当下的明证。
梅茜姑婆说我能找到活儿干就是个奇迹，我觉得她会明白的，因为不就是她在我七岁的时候，带我来到北霍巴特椭圆球场，沐浴着晚冬红宝石般美丽的光亮，凭奇迹协助北霍巴特队赢得那场橄榄球半决赛吗？她拿着小瓶子，往泥泞的草地上洒卢尔德疗愈圣水。了不起的约翰·德伏罗是队长兼教练，我则裹着魔鬼队红蓝相间的围巾，好似埃及人的猫尸木乃伊，唯剩好奇的大眼睛露在外面。比赛进行到四分之三场时，我急忙奔上前，透过球员们密林般的大腿和止痛剂的芬芳气息窥视，听了不起的约翰·德伏罗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
北霍巴特队输了十二个球，我就知道他会对队员说些过耳难忘的话，了不起的约翰·德伏罗是不会让他的追随者失望的。“别老想他妈的妞儿，”他说，“你，罗尼，别惦记乔迪。还有你，诺比，早把玛丽忘了早好。”诸如此类。打到四分之三场，听见所有那些女孩子的名字，明白那些名字对这些巨人来说意义不凡，感觉真的特别奇妙。等到他们后来赢了，一脚踢向空中，我就知道爱与圣水确实是所向披靡的组合。
还是回到我在家具方面的工作上吧，就像伦妮·康笳（以免她家人读到这儿受到冒犯，我得赶紧说，这并不是她的名字，但没人记得她完整的意大利语姓氏，而这叫法倒是莫名适合她窈窕的身材，还有那套她选来贴合自己玲珑曲线的黑色紧身衣），也就是我当时的假释官所说的那样，这工作前景不错，特别是满载肥头大耳的美国老人的邮轮在此停靠的时候。那些美国佬大腹便便，怪异的细腿套着短裤，更怪异的大白鞋点缀着肥硕身形的末端，犹如可爱的人形问号。
我说可爱，但我真正的意思是他们有钱。
他们也有自己古怪的口味，但就做生意而言，我足够喜欢他们——他们也足够喜欢我。有一阵，康笳和我的旧椅子生意还挺成功，那时又一个政府部门的塔斯马尼亚总部关门，椅子就是她去拍卖会买下来的。我给椅子刷上几种亮色磁漆，用砂纸打磨掉，再用蔬菜刨丝器稍稍刨刨，往上面撒泡尿，冒充成震教风格的家具，谎称是跟在南半球海洋上永无止境地搜寻着庞大的利维坦的楠塔基特捕鲸船一起上岸的，以此回答那些问号。
游客买的其实就是故事，美国故事——他们只会花钱买这种类型的故事——是“我们找到幸存的它们并把它们带回家”这么一个欢快激昂的传说，而且有一阵子这还是个不错的故事。以至于我们库存告罄，康笳被迫给我们的投机活动添了条生产线，跟初来乍到的一个越南家庭达成交易，我则干净利落地敲下故事，用上我们名为范迪门古文物研究协会的正宗的鉴定标签，而这是个凭空捏造的组织。
这个越南人的故事（他叫赖富雄，但康笳出于尊重，总坚持我们称他为雄先生）跟任何古老的捕鲸传说同样有意思，他们一家逃离越南的经历更危险，挤上人满为患的破渔船逃往澳大利亚的旅程更绝望，还更擅长鲸骨骨雕——我该补充一下，这项副业我们做得还挺成功。雄先生用老旧的现代图书馆版《白鲸》里的木刻版画当作骨雕的模板。
但他们一家的甲板上没有梅尔维尔，没有以实玛利、魁魁格、亚哈，没有罗曼蒂克的过往，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只有困扰和梦想，充斥着太肮脏、太不可救药的人性，因而对那些贪婪的问号来说毫无价值。说句公道话，他们追求的只是将他们同往昔、同他人隔绝开来的东西，并不想和痛苦或人性有任何瓜葛。
我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故事，那些早已将他们囚禁其中的故事，而不是与讲故事的人同台上演合谋逃离的戏码。他们想要你说“捕鲸船”，这样他们就能回答“《白鲸》”，将同名迷你剧里的影像召唤出来；这样你就会接着说“古董”，这样他们就能回答“多少钱？”。
就是那样的故事。能掏钱的那种。
不像雄先生的故事，问号们可不想听，雄先生却似乎十分接受这一点，部分是因为他的梦想并非像他在海防市时那样当蒸汽起重机操作员，而是成为诗人，这使他沉浸于浪漫主义之中，假装接纳这无情世界的冷漠。
因为雄先生的宗教信仰就是文学，不开玩笑。他是高台教的信徒，一个将维克多·雨果视为神祇的佛教宗派。除敬拜神祇的小说之外，雄先生似乎对另外一些十九世纪法国名家的著作也了如指掌（还暗示自己和他们心灵相通），而我除了听说过他们的姓名——有时候连这点都做不到——其他一无所知。
这里是霍巴特而非海防市，游客们根本不喜欢雄先生这样的人，自然也就不会为他口中的蒸汽起重机、他父亲会捕鱼的鹤、他的诗，或他对上帝与高卢文学之间的关联的见解而掏钱。于是，雄先生就在他位于卢塔纳的那家老锌矿公司楼底下挖了间小作坊，着手制作赝品古董椅，雕刻人造鲸骨，为我们这个更龌龊的虚构故事添砖加瓦。雄先生，他家人，还有康笳，我，为什么就该在乎呢？
游客有钱，我们需要钱；作为回报，他们只需谎言和欺骗，只求被告知最重要的一件事，即他们很安全，且他们的安全感，无论是民族的，个体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都不是百无聊赖、反复无常的宿命开的并不好笑的玩笑。被告知过去与现在并无联系，不用因为自己有权有钱，他人无财无势而哀戚或愧疚；哪怕谁也解释不了或不愿解释为什么少数人的财富如此离奇地依赖于多数人的悲惨，也不用难受。我们好意佯装一切仅关乎买卖椅子，他们询价溯源，我们则以同样的方式作答。
可这与价格和来源无关，毫无关系。
游客有未说出口的问题要问，锲而不舍，我们只需尽己所能，用伪造的家具答复即可。他们其实是在问：“我们安全吗？”我们其实是在回答：“不安全，但无用的物件就像是一道屏障，有助于阻碍视野。”因为傲慢不仅仅是个古希腊词，也是人的一种感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不妨将它视作一种不会出错的直觉，所以他们还想问：“如果是我们的错，我们是否会承受痛苦？”我们就会回答：“没错，而且会是缓慢的煎熬，但一把假椅子可以使我们双方都好受。”我的意思是这是种活法，就算没那么好，也没那么糟糕，虽然椅子能售出多少我就愿意囤多少，但我犯不上背负整个世界的重量。
你或许会认为这种生意理应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会不可避免地扩张，日益多元化，逐渐成为兼具国际规模与国家价值、享有救赎意义的事业。甚至还会斩获出口领域的大奖。当然，在任何一座精于算计的城市，比如说悉尼，这种心怀梦想的欺诈本该受到褒奖。可这儿毕竟是霍巴特，梦想仍严格属于私人事务。
古尔德《鱼之书》里的插画
由于收到当地几家古董行寄来的好几封律师函，以及诉诸法律的可以预见的威胁，向一个衰败帝国的退休保民官们施予慰藉的高尚事业从此一蹶不振。康笳和越南赝品家具工匠无奈进入生态旅游咨询这一行，而我也开始寻找新的门道。
3
于是来到了那个冬季的清晨，事后看来那个日子有如宿命，只是当时仅仅觉得天寒地冻而已。我在萨拉曼卡码头那侧的区域。在一座老旧的砂岩仓库里，我偶然发现了一家旧货铺子，后来这地方也被游客占据，成了一家精致有余的露天餐馆。
我隐匿于几个不时兴的一九四○年代的乌木衣橱之后，这玩意儿根本就不会有游客有兴趣当作赦免买下，当我碰巧注意到一个镀锌的铁制储肉柜，出于一种看见关着的东西就想一探究竟的幼稚欲望，我便打开了柜门。
柜内，我只看见一堆久远的女性杂志，这发现蒙满尘埃，令人失望。即将关上柜门之际，在那些褪色的情爱流言和关于心碎、迷失的公主的艳俗传奇之下，我的眼睛捕捉到了几根脆弱的棉线，仿佛梅茜姑婆的胡茬，美滋滋地支着，毫不害臊，却又不乏古老的活力。
再次拉开的时候，柜门刮擦出干枯的一声，我往里更仔细地瞅了瞅。我看见棉线是从一部有些磨损的线装本上探出的，部分书脊已分离。我聚精会神，仿佛那是一条硕大无比的鱼，正无望地纠缠在我的网中，我伸手进去，抬起杂志，从底下小心抽出了一本破旧的书。
我把它举到眼前。
我把鼻子凑得很近。
奇怪，它并未散发出旧书发酵果汁般香甜的气息，而是有股从塔斯曼海吹拂而来的风的咸涩味道。我的食指轻轻掠过封面。虽然肮脏不堪，积了一层细密的黑色污垢，触感却如丝般光滑。正是在拂去沉积数世纪的泥沙之时，诸多奇事中的第一件发生了。
我本应知道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像我这样的废人更是不应搅和进去。我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以为自己知道，我的不法行径也是有底线的，一旦牵扯到个人的安危，我相信我已学会如何拒绝这样的胡闹。
可为时已晚。我已经牵扯进去，正如眼前的法律程序所示。因为在那细密的黑色粉末之下，异乎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大理石纹路的书封散发出一道幽幽的，却渐次明亮起来的紫色光芒。
4
室外弥漫着冬日的忧郁。
大雪笼罩着城市上方的山脉。浓雾弥散于宽阔的河面，似缓缓坠落的褥子覆盖山谷，霍巴特空寂无人的街巷延展其中。透过清晨的凛冽之美，几个身影裹着斑驳的寒衣匆匆走过，随即消隐无踪。山由白变灰，然后便隐身黑云之后。城市渐入酣眠。雪花犹如迷失的梦，在寂静的世界里跳起了华尔兹。
这一番描写并未完全离题，因为我真正想说的是那天冷得堪比墓穴，寂静程度更是十倍于此，在那么一天并无任何预兆警醒我何事将会发生。当然这样的日子没人愿意涉险，前往萨拉曼卡幽暗冰冷的旧货铺子。甚至店主都躲在自己领地的另一头，依偎在一台小取暖器旁，背对着我，悄悄撤下当代零售业教人作呕的圣歌，即维瓦尔第的《四季》，继而响起的是赛马的舒心低沉、起伏跌宕的节奏，那是一种金色舞鞋般的声响。
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注意到，或与我一起见证那奇迹，当我拂去那本奇书封面上的泥沙之时，这世界似乎缩进了古老的旧货铺子里阴沉沉的一隅，永恒也被压缩进了那一刻。
书封犹如夜色中福氏拟婢的表皮，是一团跃动的紫色斑点。我越是擦拭，斑点便越是扩散，直至整个封面几乎都熠熠生辉。就像夜钓渔夫对付福氏拟婢时一样，斑驳磷光从书本扩散至我的手，直至上面也覆满紫色斑点，迷离闪烁，仿佛从飞机上所见异域陌生之城的万家灯火。我将亮闪闪的双手举到眼前，在震惊中缓缓转动，它们既熟悉又陌生，就好像我已开始了让人心悸的变形过程。
我把书放到储肉柜边的复合面板桌子上，闪耀的拇指沿着凌乱脆弱的书页柔软的腹心一路往上，掀开了封面。令我惊讶的是，书封刚一打开，一幅膨腹海马图便跃入眼帘。海马四周有遍布折痕的文字，好似海带与海草的浮骸。间或还有另一幅鱼类水彩画分布其间。
必须承认，整体布局散乱无序，有的故事用墨水写就，乱糟糟地盖住了铅笔的字迹，有的则恰好相反。结尾没了空间，作者就把书转过来，在已有的文字间上下左右颠倒着继续撰写自己的故事。如果仍嫌不够让人费解（够了够了），页边还挤进了数不胜数的补遗和注记，有时就写在散页上，还有一段写在看上去像干鱼皮的东西上。不管什么材料，作者似乎都是强行征用，旧帆布、不知从哪本书上撕下的边角料、粗麻布甚至黄麻布都被当作纸页，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盖在上面斑斓潦草的笔迹都很难解读。
这番混乱之下，我要读的这本书似乎既不曾有过开头，也永远没有结尾。就好像看进迷人的万花筒，一切瞬息万变：这离奇的景致有时令人沮丧，有时让人陶醉，却完全没有一本好书所应有的直截了当。
可我不知不觉间就已被伴随鱼类的那些故事裹挟至远方，说是故事，却更像日志或日记，有时写的是真实事件，深藏于庸常之中，有时却支离破碎，以至于起先我还以为那必然是对梦或者噩梦的记载。
这份诡异的记录似乎属于一个名叫威廉·比洛·古尔德的囚犯。一八二八年，在所谓的科学研究的名义下，他受命于萨拉岛这个流放地的外科医生，为在此捕获的所有鱼类绘制画像。虽然绘像的任务是强制性的，写作的任务却不是，是作者自行承担的一个额外负担。罪犯不准记录这样的日志，所以这样做还挺危险。每个故事均用不同的彩色墨水写就，就像这位服刑的抄写员所说，这些墨水都是凭手头的东西各显神通制成：红色墨水用的是袋鼠血，蓝色墨水则是靠将偷来的宝石碾碎，不一而足。
作者用色彩写作，确切地说，我怀疑他是用色彩来感知。我并不是说他遇到葡萄酒般绛紫的落日或波平如镜的海洋那湛蓝的光辉就会忘乎所以。我的意思是，他的世界呈现出令他臣服的色调，仿佛宇宙是色彩的产物，而非相反。难道奇妙的色彩，我心想，克服了他的世界的种种恐怖？
尽管此书文风粗糙，有许多不连贯之处，且难以卒读，美得怪异，更别提那些荒唐甚至难以置信的片段，这些故事隐现的彩虹般的色谱却令我如痴如醉，不过老实说恐怕这也得归功于前述特质，我想必读了至少一半才清醒起来。
古尔德《鱼之书》里的插画
我在地板上找到一块老旧的破布擦手，直到擦得通红才去掉闪闪发光的紫斑，把书藏回储肉柜后，我经过讨价还价，以恰当的低价买下了柜子，在如同其他所有的旧货那样重新流行起来之前，生锈的镀锌铁制储肉柜也就值这个价。
我带着笨重的储肉柜艰难地步入淅淅沥沥的风雪之中，究竟目的何在，直至如今我都说不明。尽管我知道我会把储肉柜喷上传统的颜色，再当作古董扩音柜卖掉，赚一倍的差价，我还会哄骗牙医，用可以填满候诊室的陈旧的女士杂志，换一次免费补牙，但我不清楚究竟该拿《鱼之书》怎么办。
说来羞愧，我不得不承认起先我还有个卑鄙的念头，就是把鱼的画像撕下来，装裱好，再卖给古董印刷商。但那个寒冷的夜晚，翌日夜晚，以及随后的许多夜晚，我越是再三阅读这本书，就越没有从中牟利的冲动。
书中的故事让我神魂颠倒，不管去哪里我都会带上这本书，它像是个强大的护身符，藏有某种魔力，不知怎么就能向我传递或阐明什么关键的事情。但究竟那件关键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那时候我茫无头绪，至今仍然如此。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把书拿给史学家、爱书人、出版商，询问他们有没有价值，以为他们也会因这样的发现欣喜，结果让人心寒的是，所谓的神魂颠倒也只为我个人独享罢了。
虽然所有人都同意《鱼之书》很古老，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它声称要讲述的故事，扬言要呈现的鱼儿，尽力描写的罪犯、看守、刑罚执行人员，同已知事实相符的程度却不乏争议。有人告诉我，这本易引发争端的书哪怕有些古怪，也只不过是很久以前某个神志错乱之人无足轻重的产物。
我设法说服博物馆对纸张、墨水、涂料进行测试，一页页地采取碳定年法，甚至CT扫描，他们承认所有的材料和技术应该都与时代相符。可是故事本身却彻底推翻了其可信度，博物馆的专家认为这本书并不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珍本，转而夸赞我的造假水平，祝我继续在旅游业一帆风顺
5
我最后的指望只剩下杰出的殖民历史学家罗曼·德·席尔瓦教授，将《鱼之书》寄给他之后，我有好几天时间都是信心爆棚，接着却又在等待回复的日日夜夜里心灰意冷。终于，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周四下午，他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教授有空，我可以去他的大学办公室面谈二十分钟。
我发现眼前男子的声望和长相不仅仅是发生了龃龉，而是完全相悖。罗曼·德·席尔瓦教授不时抽搐，身材小巧，肚子圆滚滚，染得漆黑的小脑袋竟然梳了个泰迪男孩式的鸭尾巴，像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人偶与神经质的来亨鸡的不幸合体。
显然，《鱼之书》正站在被告席上，教授则展开了一场严厉的控诉，坚决不允许我们的面谈堕落为对话。
他背对着我，在抽屉里翻找了一会儿，然后—这个突然的动作本该戏剧性十足，结果却仅仅显得拙劣—把一只挂了锁链的铸铁球砰地砸到办公桌上。撕裂般的声响传来，听上去像是木头折断，但德·席尔瓦教授入戏已深，作为真正的专业人士，他是不会让这声响或其他情况阻碍他的。
“你来看看，哈梅特先生。”他说。
我一言不发。
“你看见了什么，哈梅特先生？”
我一言不发。
“哈梅特先生，你看见的是不是球和锁链Ṭ罪犯身上的球和锁链，不是吗？”
为了表现得随和，我便点了点头。
“不对，哈梅特先生，你看见的根本不是这种东西。你所看见的，哈梅特先生，都是假象。这球和锁链是曾经的囚犯于十九世纪末打造的，专卖给来亚瑟港流刑地体验哥特式恐怖氛围的游客，你所凝视的就是这种货色。你看见的就是这种旅游纪念品式的俗气赝品，哈梅特先生。一件和历史完全不沾边的庸俗玩意儿。”
他不再吱声，而是蜷起小小的食指关节，捅入毛茸茸的鼻孔，一丛湿乎乎的黑毛往外戳着，足以困住飞蛾，然后他又说了起来。
“历史，哈梅特先生，是你看不见的。历史拥有力量。但赝品没有。”
我受到了触动。对拥有我这种背景的人来说，它看上去俨然就是我自己创造的卓越艺术的前世。而且似乎还卖得出价。我站在那儿，琢磨雄先生在伪造和制铁方面的水平如何，我是不是该给康笳打个电话，告知她我偶遇的这个有利可图的新门道，我又该如何用委婉的说辞把我们的美国朋友在这样一个物件中必然会发现的情色要义传达出来（“对那些人来说，是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和性无关？”康笳曾这么问，对此，雄先生的回答是“人”），此时罗曼·德·席尔瓦教授把《鱼之书》丢到球和锁链边上，我觉得他对这本书完全缺乏敬意。
“而这，这也好不到哪儿去。是以前的赝品吧，我猜，哈梅特先生，”说到这儿，他悲哀又意味深长地凝视着我，“不过，到底该怎么来形容，我还拿不准主意。”
他转过身，双手插入口袋，盯着窗外楼下的停车场，过了很长时间才再次开口。
“但不管怎么说都是赝品。”
他背对着我喋喋不休，我觉得这种说话方式必定是用好几代学生磨炼而成的。他对着窗子和停车场，说《鱼之书》里的流放地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和那时岛上存在的情况相吻合，唯有十恶不赦的罪犯才会被驱逐到那里；地理位置也和所知的信息相符，孤零零地处在一座大港口上，四周是范迪门地西侧难以穿越的荒地，地图上都未曾标明，只说是片蛮荒之地，殖民地的绘图员称其为特兰西瓦尼亚。
说完他便转身面对着我，第一百次将缀满皮屑的鸭尾头往后抹。“但据历史档案显示，一八二○和一八三二年间，萨拉岛是整个大英帝国最可怕的处刑之地，《鱼之书》中几乎所有的描述都无法和这座地狱之岛已知的历史相吻合。你这部稀奇古怪的记录里提到的名字，鲜有能在幸存的当时的官方文件中找到，那些能找到的却和这……这部可悲的骗人之作的描述完全对不上号。
“如果我们想要详查历史档案，”教授继续说下去，但我此刻已经知道他痛恨《鱼之书》，他是在事实而非故事当中寻找真相，他眼中的当下具有追悔莫及的宿命论色彩，历史只不过是其借口，而留了他这种发型的人难免满腹浅薄的怀旧情绪，最终势必归于这样一种感觉，即生命再庸常不过，不消怀疑，“我们发现萨拉岛并未遭受独裁者的劫掠，也并未成为享有独立与地位的商港，所以也就完全谈不上什么独立的贸易国度，而且它也并没有像那部灾难编年史中所说的被末世的大火夷为平地，就是你那本《鱼之书》。”他就这么唠叨来唠叨去，躲藏在唯一一样他自觉能带来优越感的事物间：字词。
他说《鱼之书》也许有一天会在澳大利亚既毫不光彩也无足轻重的文学骗子史中找到一席之地。“在民族文学的这个领域，”他说，“澳大利亚算是能理直气壮地傲立于全球。”
“不用我补充，”他这么补充的时候，软塌塌的巨大鸭尾就像马上要呕吐的醉汉，耷拉在他的脸上，几乎将他狡黠的笑容遮蔽，“如果你把它当作小说出版，不可避免的事情就会发生：它会获得文学奖。”
纵使《鱼之书》有缺点，哪怕我不太愿承认，我也从不觉得它迟钝和浮夸到能被错当成国家级文学的地步。我认为教授的那番话就是在取笑我，于是匆匆告辞，拿回《鱼之书》，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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