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最深处，那封信还在。
它被压在一叠税务单据和过期的保修卡下面，藏得并不高明，只是时间盖住了它。浅蓝色的信封，边缘已经泛起陈年的黄，像秋日银杏叶的边沿。没有邮票，没有地址，只有两个字，用黑色墨水写着，笔迹力透纸背，仿佛把某种决心也一起摁了进去：“启明”。
我捏着信封的一角，很轻，又很沉。里面是一叠信纸，摸着有点厚度。我把信抽出来，没有立刻打开。窗外的阳光正斜斜地切进来，落在书桌上，尘埃在光柱里缓缓沉浮。这景象，竟和许多年前那个写下第一个字的午后，如此相似。
那时我租住在城北一间朝西的小屋里。书桌就在窗边，下午四点到六点，阳光会准时拜访，把整个桌面，连同那叠刚买的蓝色信纸，都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我就是在那样一个午后，铺开信纸，写下第一个“启明兄：”。
墨水是新的，笔尖划过纸张时，有细微的沙沙声。写什么呢？起初并没有清晰的计划。只是有些话，像心里涨满的潮水，需要找一个出口。写窗外的老槐树又开花了，香气能飘进梦里；写楼下新开了家豆浆店，老板娘有和母亲相似的圆脸；写读到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山河故人远，灯火近可亲”，愣是盯着看了许久。
信，就这么断断续续地写。有时是深夜加班归来，带着一身疲惫写几行；有时是周末清晨，就着第一缕光写一段。它成了一种奇特的自言自语，一种无需回应的倾诉。我在信里剖析自己的迷茫，就像在剥一颗洋葱，一层一层，有时被辣出眼泪。也记录那些微不足道的喜悦：赶上了最后一班地铁，煮出了一锅完美的白粥，在旧书摊淘到一本寻觅已久的书。
时间在笔尖下流过。信纸一页页厚起来，蓝色信封也渐渐被撑得有些鼓胀。生活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换了工作，搬了家，从城北到了城南。那封信，被我仔细地收进了新家的抽屉，想着“等写完再寄”。可“写完”是什么时候呢？我并不知道。有些事，一旦预设了结局，过程反而变得滞重起来。渐渐地，提笔的间隔越来越长。从一周，到一个月，再到一个季节。
最后一次落笔，是三年前的秋天。只写了半页，末尾是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今天下雨了，桂花被打落一地，香气混在湿泥土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忽然觉得，很多话，或许不说，也是一种说完。”
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信，就这样“未完成”地停留在了那里。像一个被按了暂停键的悠长独白。
此刻，我坐在完全不同的一扇窗前。展开信纸，那些或潦草或工整的字迹，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属于过去的气息。我看着那个在字里行间时而雀跃、时而低沉的自己，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有些当时觉得天大的困惑，如今看来已轻如云烟；有些当时一笔带过的琐碎，此刻读来却沉甸甸地压着时光的质感。
我忽然明白了这封信为何始终“未寄”。它从来就不是为了抵达某个人而写的。那个名字，或许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倾听的坐标。这封信真正的收件人，是时间彼岸那个年轻的自己。我用最诚实甚至笨拙的方式，为他（她）记录下那段漂泊岁月里所有的褶皱与光亮。而书写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与重逢。
至于“启明”？他或许真有其人，或许只是我心中一盏虚拟的灯。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些独自成军的年月里，我曾如此认真地向着一片虚空，投递过自己的温度与声响。那片虚空，以沉默容纳了一切，并在此刻，通过这些发黄的字迹，给予我一种奇异的、饱满的回响。
我把信纸重新叠好，放回信封。边缘的黄色，仿佛更深了一些。我没有将它放回抽屉深处，而是把它立在了书架的边缘，挨着几本常翻的诗集。
就让它在那里吧。不寄出的信，才拥有了无限种抵达的可能。它是一枚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一段液态的过往；也是一面安静的镜子，提醒着此刻的我，生命的丰盈，往往在于那些未能说尽的、仍在生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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