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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医学格局深刻变革的今天,中医药如何突破传统边界,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已成为时代命题。

《胡润百富》有幸专访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吕爱平院士。他以三十余年的科研实践与产业观察,系统阐述了从“解释中医”到“以中医药驱动新医学”的思维转变,中医药在当代医学体系中的独特价值与战略定位。勾勒出“中医药驱动、科技赋能”的中国新医药蓝图,也提醒我们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保持对生命科学的敬畏与耐心。在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的交汇点上,一场静水深流的医学革命正在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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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爱平

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研究与拓展)暨研究院院长,黄英豪博士冠名教授,中医药讲座教授。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外籍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长期探索病证结合诊疗模式下新的治疗策略和新药研发策略,以及中医药国际标准和临床实践指南的制修订。发表包括Nature Medicine,Nature Communication,Nature Review Drug Discovery等国际知名杂志论文600多篇。获得中国和美国专利60余项。

胡润百富·吕爱平专访

胡润百富:

我们知道您在中医药领域深耕多年,经验丰富。在您看来,当下中医药在中国医学乃至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与引领?

吕爱平院士:

中医药不仅仅是一门传统医学,更是一种融合了传统文化与传统科学的复合体。我三十多年前进入这个行业时,行业主流是“解释中医”,即寻找经络的科学依据,解析中药复方的作用机制,试图用现代语言证明中医的合理性。

但如今,我的思想已发生转变:我们不应止步于“解释”,而应思考中医能否成为驱动新医学发展的核心动力? 因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最终面对的都是“人的健康”这一共同命题,健康不会因医学体系的不同而改变。

我始终铭记毛泽东1954年提出的“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句话至今仍具深刻启示。何为“中国的新医药学”?中国的西医体系已与国际接轨,水平不逊于世界;同时,我们又拥有全球唯一系统完整的中医药体系。两者并存,何不融合?在高水平西医基础上,融入中医的整体观与个体化智慧,中国完全有能力构建最具综合优势的引领世界的医学体系。

所以我现在的思考是:我们应该以中医药智慧为驱动,以生命科学和其他现代科学技术为赋能手段,去推动一种全新的、面向人类健康的“中国新医药学”的研究。这不仅是中国医学发展的方向,也应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中国人对全球健康应有的贡献。

胡润百富:

您提到“中国新医药学”,那么在实际操作中,中医与西医应如何实现真正的融合?

吕爱平院士:

真正的融合,是在“人的健康”这一共同目标下,实现技术与理念的有机整合。中国的医疗体系拥有独特优势:既有技术先进、与国际接轨的西医体系,又有强调整体调理、传承千年的中医体系。全球多数国家仅有西医,而我们具备“双轨并行”的基础。

我们的任务不是比较优劣,而是思考:面对具体健康问题,如何让中西医各展所长?产生最佳的临床效果。例如,西医在急性病救治、手术干预、精准诊断方面优势显著;而中医在慢性病管理、亚健康调理、疾病预防与康复阶段,往往能提供更温和、更整体的干预方案。针对慢性疾病,充分整合中西医的优势,产生最佳的协同效应。

因此,“中国方案”不是简单拼接,而是基于本土中西医结合资源,打造更全面、更个性化的健康解决方案。它既非纯粹中医,也非纯粹西医,而是一种融合创新的“新医学”。这种模式不仅服务国人,未来亦有望为全球健康提供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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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爱平院士2018年在上海参加ISO-TC249年会

胡润百富:

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市场化,医药创新往往周期长、成本高。科研机构与企业在目标和节奏上可能存在差异,您认为应如何平衡?

吕爱平院士:

创新是医药行业的永恒主题。“医”与“药”本身就相辅相成,而新科技正在全面重塑二者。

健康问题复杂多元,医药产业涵盖治疗、调理、预防等多个维度。科研的核心是发现新知、揭示机制;企业的核心是转化成果、实现市场化。两者逻辑不同,但完全可以互补。

我曾任研究所所长,也参与过企业运营,深知双方诉求。大学与企业的合作,绝不能拘泥于单一模式,而必须多元化。例如,企业若有药物存在副作用,可联合科研机构优化安全性;若拥有经典方剂但机制不明,则需“说清楚、讲明白”;还有企业瞄准亚健康、慢病管理等新兴市场,希望与高校共同研发新产品。 反之,教授在实验室发现新化合物或理论,企业若看好前景,同样可主动合作开发。这些模式已在实践中推动创新。

因此,很难定义一种“最优”合作模式。只要双方围绕“解决健康问题”展开对话,合作就有空间。关键在于开放、务实,打破“象牙塔”与“市场”之间的壁垒,让知识与需求真正对接。

胡润百富:

当前,我们看到许多创新科技如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正在兴起,您认为这些新技术将如何影响医药产业的未来走向?

吕爱平院士:

人工智能极大加速新药研发。过去筛选有效成分或需十年,如今通过AI建模与虚拟筛选,可能数月或者数日即可完成。在基础研究中,AI也能解析中药复方等复杂系统的作用网络,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

同时,生命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组学”技术,使我们对人的认知深入至分子与基因层面。我们能精准掌握个体在特定状态下的生物标志物变化,为精准治疗与个性化调理提供可能。

例如,一位老年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传统做法是“一病一药”,但药物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哪种组合最适合该患者?通过大数据分析、多组学整合与AI建模,未来或可为每个人找到“最优解”。这不仅是治疗优化,更是医学模式的升级,科技不仅是“加速”进程,更是“创新”,它正在重新定义“药”是什么,“医”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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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爱平院士2025年出席中医药发展大会

胡润百富:

AI在其他行业已实现商业化爆发,医药涉及生命,是否意味着科技赋能的进程会更漫长?

吕爱平院士:

这是个清醒而关键的问题。我的态度是:乐观其成,审慎期待。

生命科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体系。历史上,每项新技术出现,我们都曾寄予厚望。基因组学兴起时,人们以为“破解基因密码就能理解所有疾病”;系统生物学出现时,也有人做出非常理想的良好预言。但现实是,这些技术虽带来巨大进步,却远未实现人体健康层面上的“颠覆性”突破。

今天的AI亦然。它无疑正在加速新药研发、辅助诊断、推动个性化治疗,但我并不认为它会在短期内引发“翻天覆地”的变革。因为生命太过复杂,一个基因可能影响多个系统,一种药物在不同个体中反应各异。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医学进步必然是渐进、累积的过程。

因此,我对AI在医药领域的应用持“保守的乐观”:它必将加速创新,催生突破,但不会一蹴而就。我们既要积极拥抱科技,也要尊重科学规律,保持耐心与敬畏。毕竟,我们面对的不是数据,而是活生生的人。

本文系胡润百富专访,素材来源于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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