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北戴河的海风夹着盐碱味扑在岸边的窗户上，刘善祥坐在会场角落，笔记本上只写了四个字：“资金漏洞”。那次冬季经济形势分析会并不起眼，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判断：省工业投资公司周转失常，还牵扯到几笔来路不明的贷款。半年后，他便在省纪委书记的岗位上迎来了张铁梦案。
进入1993年9月，河北全省收粮忙碌，刘善祥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审计报告里。账面上那笔一百万元的挪用款被他划了红线，随即派出调查组驻进省工业投资公司。短短十天，调查组揪出大量票据缺口，并确认总经理张铁梦已私下办理因公护照，存在外逃风险。
捕控措施当晚启动。石家庄市检察院接到移交材料后，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对张铁梦实施拘捕。刘善祥在批示中写道：涉案人员一律用刑事程序处理，不得打折。口气平静，却字字带钉。
麻烦很快出现。案件触到了省委领导身边的秘书李真。知情人员回忆，张铁梦被关进看守所第三天就接到一个内部电话，对方自称“安全部同事”，要求放人。检察院顶住压力，电话被挂断。几小时后，又一个号码打进来，口气更硬，被再次拒绝。
第三次电话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省委书记程维高亲自施压。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形容那通电话“比审讯还紧张”。最终，张铁梦被临时取保。刘善祥获知消息，直言“严重违法”，在党委书记例会上指出放人决定与组织原则冲突。会场气氛骤冷。
11月初，刘善祥因胃部旧疾住院。程维高抓住空当，召集省委议事会，会议记录只有一句结论：“撤案了结”。相关纪要一夜之间印发至各部门。此时银行开始催收拖欠巨款，省政府无奈再组调查组，疑点越查越多，却被程维高一句“此事已了，谁也不准再提”硬生生截断。
张铁梦随后潜往新加坡，李真却迎来提拔契机。1994年4月，省委办公厅拟将其升为副主任。这期间，省纪委收到大量匿名信，指向李真人事、工程招标、证券认购等问题。刘善祥把举报信放进公文袋，亲手递给程维高，换来一句批示：“身边人员调整，总有人说三道四！”
信件竟被退回。李真把文件摔在桌上：“三个月之内照样升。”嚣张溢于言表。5月初的省委议事会上，程维高抛出草案，要求纪委调查副处级以上干部须先报省委批准。草案一旦通过，纪委独立调查权几乎被掏空。刘善祥当场反对，指出“这就是为腐败戴上免死金牌”。程维高借口“文件再议”退出会场，三天后正式纪要却赫然生效。
形势逼迫刘善祥把材料直接送往中纪委。程维高得知后，频繁进京，声称刘善祥“多次要求提前退休且身体欠佳”。中央有关部门摸不清河北内部纷争，批准了请辞。事实上，刘善祥只在医院修养一个月。1994年7月北戴河会议，程维高突然宣布免去刘善祥省纪委书记职务。两人在会场激烈争辩，刘善祥甚至拍案：“省委不是一言堂！”然而任免已成定局。
刘善祥离岗后，河北纪检系统短暂沉寂。1995年至1997年间，李真先后插手多起土地、基建、金融额度分配，获利颇丰。程维高对外仍以“整顿经济秩序”自居，内部却多次干预案件。直到1998年底，中纪委第三巡视组抽调专案力量重回石家庄，李真被立案审查。拘捕当天，他只说了一句：“我完了，他也别想好过。”
1999年6月6日，河北省委与中央巡视组座谈，刘善祥获准列席。他把数十份旧档案一一摆在桌上，指出涉案资金流向、项目批文签批人、及省委办公厅内部电话记录。资料详实，形成了锁链式证据，为后续突破奠定基础。几个月后，程维高在北京受到审查。
2000年，李真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书列举受贿数额高达1600余万元，多数来自动用书记批条的工程回扣。面对媒体，他承认“把权力当成了提款机”。程维高则因严重违纪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成为共和国反腐历程中触目惊心的反面教材。
回到刘善祥，这位出身唐县农家的老党员1951年参加工作，历经张家口、唐山的艰难重建，对体制内权力制衡有着近乎本能的坚持。2001年，他在一次内部座谈会说：“纪委如果不能刚性监督，就可能滑向装饰品。”那句略显生硬的总结，奠定了日后多项纪检制度完善方向。
张铁梦案从被立案到卷宗归档，前后跨越七年。它揭示的不仅是个人贪腐，更是权力屏障对法纪的扭曲。刘善祥虽被免职，却以另一种方式推动了案件最终清算；程维高固守权力，却在利害翻转中失手；李真左右逢源，终究付出生命代价。河北官场那段曲折往事，至今仍被视作反腐教科书式的案例——制度被绕开，必然付出成倍代价；监督被削弱，迟来的正义也会狠狠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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