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5年10月26日，跨文化领导力论坛第99期暨承泽商学第46期活动举办，本文根据北大历史学系世界史博士、首师大历史系讲师、硕士生导师董雨的主题演讲整理。
我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亚突厥语国家历史与文化，与土耳其有关联，我的导师昝涛老师（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区域国别备案基地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才是中国研究土耳其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专家。
今天我主要围绕土耳其比较有代表性、大家也感兴趣的内容展开，共分五部分：
一、古代文明交汇地
二、奥斯曼帝国兴衰
三、帝国的落幕与共和国的新生
四、凯末尔与土耳其共和国建立
五、现代土耳其国情概况
一、古代文明交汇地
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90%以上的领土位于亚洲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重要城市伊斯坦布尔横跨亚欧两个大洲，该市在欧洲的面积大于亚洲的部分，不过对于土耳其全国来说，其欧洲领土占比很小。
土耳其在语言上属于突厥语民族，历史上从东向西逐步迁徙至安纳托利亚地区。在他们到来前，这片土地已孕育出丰富而辉煌的古代文明，出现过可以与埃及文明比肩的赫梯帝国。土耳其共和国曾认为赫梯文明是土耳其人所建，二者实际相差数千年，但从今日主权国家的角度而言，存在于土耳其共和国领土范围之上的赫梯文明当然是土耳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赫梯帝国时期：公元前19世纪，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小亚细亚）建立帝国，是该地区最早形成的国家之一。他们率先掌握铁器冶炼技术，制造出更先进的武器与工具，极大提升了军事与生产实力，成为古代近东的强国。带翅膀的狮子是典型的赫梯文明象征。
波斯统治时期：赫梯帝国衰亡之后，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征服安纳托利亚，将其纳入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版图。波斯实行行省制管理，允许地方一定程度的自治，同时修建道路，统一货币，促进区域经济与文化交流，强化了中央控制。这个时期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与波斯文化紧密相连。
希腊化时代：安纳托利亚后来发生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希波战争（希腊和波斯战争）。亚历山大大帝所在的马其顿王国是希腊诸王国之一，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击败波斯，统一希腊，安纳托利亚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语言、艺术与城市制度广泛传播，各地兴建希腊式城邦，推动文化融合，为后续罗马统治奠定了社会与行政基础。
这一时期安纳托利亚的文明类型非常丰富，既有古代赫梯帝国文明，也有受亚历山大东征影响的希腊文明，还有波斯统治时期的遗存。即便这些文明并非土耳其人创造，也依然可以归属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遗产。
罗马与拜占庭帝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将安纳托利亚设为亚细亚行省，实施系统治理。通过推行法律统一、基础设施与税收制度建设，促进了地区稳定与繁荣，使该地成为帝国东部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中心。罗马帝国分裂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原希腊古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因此又称拜占庭帝国。同时，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奥斯曼帝国首都，更是延续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它地处欧亚要冲，因海峡而成为横跨欧亚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千年帝都建设，为土耳其后续在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罗马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地区主要受西方影响，而来自突厥语人群的影响始于塞尔柱突厥人。突厥曾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过突厥汗国，后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汗国，均在唐朝灭亡。唐朝击败东、西突厥汗国以后曾引发欧亚大陆的人口大迁徙。
其中，讲突厥语的乌古斯人在9-10世纪先抵达如今的里海地区，并以此为中心兴建塞尔柱帝国，统治范围涵盖中亚，甚至一度抵达小亚细亚地区，也与拜占庭帝国产生联系。蒙古西征打乱了塞尔柱帝国的进程，部分塞尔柱人逃至安纳托利亚，建立罗姆苏丹国。“罗姆”为罗马的音译，可见当时安纳托利亚仍受罗马文化影响。罗姆苏丹国并非单一国家，而是多个汗国，其中奥斯曼率领的部落力量逐渐强大，为以他命名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奠定基础。奥斯曼帝国是欧亚大陆上最后一个伊斯兰教的大帝国。
二、奥斯曼帝国兴衰
（一）帝国崛起与鼎盛
奥斯曼帝国征服小亚细亚，标志着该地区开始从基督教罗马文明，向伊斯兰为代表的文明转型。
奥斯曼帝国早期，连续十代君主都英武善战、开疆拓土，至苏莱曼大帝时期达到顶峰，成就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奥斯曼大帝国。如今中东地区的沙特、非洲的埃及，以及东欧巴尔干地区等，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有三位著名的君主：
1.奥斯曼一世。1299年奥斯曼一世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建立独立的奥斯曼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凝聚力，通过宗教精神向外扩张，奠定帝国崛起的基础。奥斯曼一世获得“加齐”称号，意即为伊斯兰教开疆拓土的武士。
2.穆罕默德二世。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陷君士坦丁堡，终结拜占庭帝国的千年统治，并将其改称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
3.苏莱曼大帝。16世纪苏莱曼大帝在位时，帝国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法律体系完善，文化艺术繁荣，军事力量强大，奥斯曼帝国达到政治与文化的巅峰。
（二）帝国衰落
自17世纪起，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列强交战，由扩张转为防御，节节失利。对奥斯曼帝国打击最大的是俄罗斯帝国，俄土战争持续200多年，仅大规模战争就有10次，导致奥斯曼帝国丧失大量领土，各种弊端暴露出来，如军队战斗力下降，难以应对现代化战争；财政收入萎缩，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民族矛盾激化——帝国境内民族构成复杂，随着巴尔干等地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各族群对中央统治的不满加剧，分离主义活动频发，严重动摇了帝国根基。
当时的欧洲人视巴尔干为近东，围绕巴尔干产生的民族、外交、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问题被称为“东方问题”。如今，人们熟知巴尔干半岛是一战发源地，人称“火药桶”，但它的“火药桶”属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积累过程与奥斯曼帝国的“东方问题”密切相关。东方问题也是困扰奥斯曼帝国的沉重包袱。
另外，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级并不自称土耳其人，而是称奥斯曼人。土耳其人作为统一的民族身份，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为构建民族国家才确立的。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特指帝国讲突厥语的农民及其他中下层群体。从地理与民族来看，土耳其人的核心聚居地安纳托利亚即小亚细亚属于亚洲，而巴尔干半岛在地理上归属于欧洲，这里居住着大量斯拉夫人为主的较小民族。
巴尔干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统治落后且残酷；另一方面，欧洲列强在巴尔干煽动当地民族，以民族自觉、民族独立为名，要求脱离奥斯曼帝国，不断引发叛乱。最终，这些矛盾共同构成“东方问题”，成为困扰奥斯曼帝国的核心难题，甚至是后来击垮帝国的关键因素。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就与巴尔干问题直接相关。
（三）坦齐麦特改革
中国人对奥斯曼帝国及后来的土耳其有浓厚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能在其历史中看到近代中国的影子：近代中国曾被称为“东亚病夫”，奥斯曼帝国则有“西亚病夫”之称，二者处境相似。近代中国有统治阶级自上而下推动“洋务运动”自救，奥斯曼帝国也有类似的改革，即“坦齐麦特改革”。
这场改革以颁布《花厅御诏》为起点，奥斯曼苏丹试图通过推行君主立宪、保障公民权益、实现法律平等，以及一系列行政和军事改革推动帝国现代化，完成自救并实现富国强兵，进而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如公民权益方面，保障公民权利的核心是禁止歧视非穆斯林、赋予其服兵役的权利；军事改革包括废除包含奥斯曼新军（耶尼切里军团）在内的一系列旧制度，效仿欧洲军事制度，建立新式军队，按欧洲标准重建海军。此外，改革还包括鼓励工商业发展，建立现代银行与税收体系，开办新式学校，培养实用人才，促进经济转型与社会进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遗憾的是坦齐麦特改革最终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过于依赖西方资金和人员，导致列强干涉加剧，并且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群众基础，阻力重重。1878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以对俄作战失败为由，解散议会、暂停宪法，正式废除君主立宪制。至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期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持续达30年，这个时期也被视为30年恐怖统治时期。
三、帝国的落幕与新生
奥斯曼帝国在衰落道路上又迈出的重要一步，是1914年加入同盟国阵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它试图借助德国力量改变国运，最终却因同盟国战败而加速了帝国解体。1920年，协约国迫使奥斯曼帝国签订《色佛尔条约》，内容包括：
割让领土并限制主权。这导致奥斯曼帝国领土大幅缩减，部分地区被法、英托管，希腊趁机扩张，博斯普鲁斯海峡成为非军事区，并由6国组成的海峡管理委员会掌控，土耳其无相关权利；
军事上废除征兵制，兵力限制在4.5万人，丧失对外作战和恢复帝国的基础；协约国公民在奥斯曼帝国享有治外法权，不受奥斯曼法律约束。甚至原土耳其人若加入了协约国国籍，除了能享受上述特权，还额外免除向奥斯曼帝国缴纳赋税的义务。
不平等的《色佛尔条约》引发土耳其人民自下而上的救亡图存运动，穆斯塔法・凯末尔就是在这个时期登场。以凯末尔为首的帝国军官宣布不承认《色佛尔条约》，并组建军队击败入侵的希腊占领军，迫使协约国1923年签订《洛桑条约》。
《洛桑条约》取代《色佛尔条约》，扩大并确立了土耳其的领土边界，以及废除领事裁判权和财政监督，实现国家主权完整。《洛桑条约》为土耳其争取到的权益，没办法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相比，但是对比《色佛尔条约》已经是非常大的胜利。以此为标志，土耳其获得独立和领土完整，结束外国军事占领与政治控制，并彻底摆脱殖民奴役，迈向现代主权国家。
四、凯末尔与土耳其共和国
凯末尔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在1915-1916年的加里波利战役中，凯末尔指挥部队顽强抵御外国联军的登陆进攻，成功阻断协约国打通黑海海峡的战略企图。这也让凯末尔成为土耳其民族精神的象征，赢得全国尊敬，奠定其民族英雄的地位。
1918年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国家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凯末尔于1919年5月19日抵达安纳托利亚发起民族独立运动，1920年4月在安卡拉主持召开大国民议会，建立独立民族政府，与受协约国控制的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分庭抗礼，正式开启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战争。
独立战争中，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军以弱胜强，1922年彻底肃清希腊占领军，打破协约国瓜分计划，迫使列强与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定都安卡拉，宣告奥斯曼帝国终结，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开启国家现代化进程。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并在此前后进行了系列改革。
（一）制度变革
早在1922年，凯末尔就废除了苏丹制度，终结延续六百余年的帝国统治，为建立现代共和政体扫清根本障碍。
1924年他进一步废除哈里发制度。奥斯曼帝国1517年征服埃及后，苏丹（国家君主）同时兼任哈里发（伊斯兰世界最高宗教领袖）。此次废除哈里发制度，彻底终结了宗教领袖与国家权力的绑定，也引发世界各地穆斯林强烈反对。但凯末尔此举是为世俗主义铺路，为国家世俗化扫清障碍，确立土耳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奠定国家现代化基础。
（二）社会与文化改革
凯末尔还推行政治、法律、教育等系列改革，其中文字改革尤为关键。此前，奥斯曼文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书写难度大而且与土耳其语发音不完全匹配，凯末尔坚决推行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改革，并亲自在全国推广拉丁字母的普及与教学。这一改革为土耳其扫盲提供便利，而扫盲又为国家现代化培养人才奠定基础。
凯末尔还推动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改革，如要求土耳其人拥有姓氏。大国民议会为他授予姓氏“阿塔图尔克”，阿塔为突厥语“父亲”之意，图尔克即土耳其，该姓氏意为“土耳其之父”，表达人们对其卓著历史贡献的认可。
（三）共和国的“六个箭头”
凯末尔确立土耳其共和国的六大原则，被形象地称为“六个箭头”，是他所开创的共和人民党坚定捍卫的基本原则，也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
1.共和主义：反对君主制和独裁统治，国家权力属于人民，通过选举和代议制度实现民主治理，保障政治体制的世俗性与现代性。
2.民族主义：强调土耳其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民族尊严，反对内外分裂势力，巩固民族国家认同。
3.世俗主义：政教分离，严禁宗教干预政治、教育和社会生活。不过，世俗主义并非无神论或反宗教，伊斯兰教仍是土耳其的主要宗教，但是退至私人领域，仅作为公民个人信仰，不再作为国家立法、行政及大政方针的依据。
4.平民主义（一译为民粹主义）：提升公民权利，凯末尔还积极主张妇女解放，推动妇女走向社会前台。
5.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发挥主导作用，而非完全放任私人资本。
6.改革主义：在凯末尔时期主要体现为西化，涵盖姓氏改革、文字改革等。在当时，西化就等同于现代化，是国家富强的途径。
土耳其军队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曾在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四次干预政治。每当文官政府的政策偏离上述原则过远，军队便会出手将国家拉回凯末尔主义的轨道。1997年后，土耳其文官政治逐渐稳定：一方面是军队的多次干预固化了“红线”，政党政治形成共识；另一方面是2002年后文官政府的权威得到提升，多党制成为常态。
五、现代土耳其国情概况
现代土耳其依然地跨亚、欧两大洲，领土主体为亚洲的安纳托利亚半岛，占总面积约97%；欧洲部分为东色雷斯地区，仅占约3%。由于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西濒爱琴海，以及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这两大海峡是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土耳其在国际贸易与军事战略上均有极高价值。
土耳其2023年总人口约8500万，以土耳其族为主体，占比70%-80%。库尔德族为主要少数民族，另有阿拉伯、亚美尼亚等族群，呈现多元民族共存格局。
经济上土耳其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和服务业是经济支柱，汽车制造、纺织、家电及电子产品是核心出口产业，物流与贸易优势突出。近年来，土耳其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与无人机、军工领域的国防工业也发展迅速，但经济长期面临高通胀、里拉贬值问题，对民生与国际投资有不利影响。
1952土耳其年加入北约，就兵力规模、常规装备、实战部署能力等常规常设军事力量而言，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第二大常设军事力量，也是北约在中东及高加索地区的关键盟友。不过，因政治体制、人权记录、移民问题以及与希腊的领土争端，截至2024年，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仍未完成，“入欧”是其长期关注的外交议题。
文化和旅游方面，土耳其文化底蕴深厚且多元，融合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伊斯兰等文明元素。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丰富，建筑既有蓝色清真寺等伊斯兰风格，也有以弗所古城等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遗迹。因此土耳其旅游业高度发达，核心旅游资源遍布全国，每年吸引全球大量的游客。
整理：王志勤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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