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贝加尔湖南岸的草原之上，你或许不会想到，眼前这片生长着针茅草的地方竟然是维吾尔族史诗的开端。公元前3世纪，丁零人骑着驯鹿穿越冻土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能够碾碎匈奴骑兵马蹄印的高车轮，这个后来鲜卑人称作“高车”的特殊交通工具，仿佛预示着一个民族在迁徙之中寻找根基、在流动之中塑造认同的命运。
744年为能够改写历史的年份，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刚被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随后便在鄂尔浑河畔建立起一个游牧汗国。有趣的是这个从马背上兴起的政权，竟然喜爱使用唐朝工匠烧制的三彩陶器饮酒。有一次可汗大帐失火，抢救出来的并非金银器，而是玄宗赏赐的《唐礼》手抄本，这种对中原文明的仰慕，相较于任何盟书都更能体现出两个政权的亲近程度。
840年成为一个转折点，黠戛斯铁骑踏破回鹘汗国王庭的时候，或许连征服者自身都未曾料到，他们逼迫西迁的三支队伍，意外地成为了现代维吾尔族的根源。迁到吐鲁番的那部分与当地汉人通婚，高昌古城佛寺壁画上开始有高鼻深目的供养人出现；待在喀什的部族被葛逻禄人同化，却将突厥语如同种子般播撒满塔里木盆地；最具戏剧性的是河西走廊那一支，后来演变成裕固族，到现今仍然唱着祖先离开漠北的古老歌谣。
我认为10世纪的喀喇汗王朝是一个真正的文明熔炉，当王子苏图克·布格拉汗秘密信奉伊斯兰教的时候，他的书房中还放置着于阗佛国送来的《金刚经》写本。那信仰的混杂如同喀什噶尔大清真寺的柱子，基座是希腊式的石雕，柱头却雕刻着莲花纹。更为有趣的是，这个推行伊斯兰化的王朝，其官方文书仍然使用回鹘文书写，国库账本甚至存在汉字数字。这种多层的认同比单线叙事的历史教科书要复杂得多。
明朝时期西域好似破碎的镜子。察合台汗国分裂之后，吐鲁番王忙着用夜光杯换取景德镇的瓷器，密卫的维吾尔头领身着麒麟服前往北京朝贡。这样的地域分化，直至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才再度统一。乾隆的治理智慧值得探究，他一方面在喀什设置参赞大臣，一方面让伯克世袭，这“双轨制”如同乌鲁木齐汉城与回城之间的城墙，既相互分离又共同存在。
近代身份的重构颇为令人感慨，1934年新疆省政府发布政令的时候，“维吾尔”这一名称被赋予“维护你我的团结”的含义，此命名一下便暗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整体的语境，彼时中华民族处于最为危险的境地，一种超越族群的政治共同体意识正缓缓形成。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维吾尔族的演化历史犹如一部压缩的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历史。当看到喀什老匠人用中亚纹样烧制维吾尔陶器时，那釉彩里晃动着波斯钴料、中原青瓷以及草原皮囊的影子，如同博物馆里8世纪的粟特文契约背面书写着回鹘商人的批注——这种层层叠叠的文化地层，是新疆最为珍贵的遗产。
下次聆听十二木卡姆的时候，留意那跳跃的音符。沙塔尔琴所拉出的音色苍凉，仿若藏有漠北风雪的记忆。手鼓节奏明快，又好似在诉说绿洲的欢腾。这跨越千年的声纹，比任何史书都更为切实地记录着一个民族的跋涉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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