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是听人说，有个当到省委常委的大干部，放着北京的好日子不过，非要一门心思往回跑，回到工厂里去跟油污和机器打交道，最后退休了一个月就拿五百来块钱，你八成会觉得这人是不是脑子糊涂了。
可这事儿，它就是真的。
这个人，叫尉凤英。
她这辈子，活脱脱就是一部反着来的人生剧本。
要想看明白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们得把时间往回倒，倒回1933年的抚顺。
那时候的抚顺，天都是灰的，空气里飘着一股子煤渣味儿。
在一间刚刷完油漆，味儿冲得人睁不开眼的破屋里，一个女娃呱呱坠地，哭声特别响，好像憋着一肚子的委屈。
这就是尉凤英。
她的童年记忆里，没啥花里胡哨的颜色，就俩字：黑和饿。
黑是煤灰的黑，饿是肚子里永远填不饱的饿。
她爹是矿工，那年月这活儿就是拿命换钱。
每天从黑黢黢的矿井里上来，咳出来的痰都是黑色的。
尉凤英刚记事儿，三岁那年，她爹就在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里没了，人走了，指甲缝里还嵌着抠不掉的煤渣。
一家的天，就这么塌了。
她娘那年四十一，一个刚强的女人，硬是把天给扛了起来。
白天去给有钱人家洗衣服，一盆水泡到手发白；晚上就着一盏小油灯搓麻绳，一宿下来，指头上全是血口子。
就这么拼死拼活，换来的也就是几口混着沙子的高粱米，勉强吊着一家人的命。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她娘咬着牙，把十四岁的大儿子送进了日本人的煤矿。
拿儿子的命，去赌全家人的活路。
尉凤英和娘俩就挤在那间油漆房里，冬天四面透风，墙上结的冰溜子，就成了她小时候唯一的“冰棍”，没事就伸舌头舔两下，冰牙。
她娘到处捡别人不要的破棉絮，塞进布里头，给她缝了条棉裤。
那裤子歪歪扭扭，却是她整个童年里最暖和的东西。
这段日子，就像用烧红的铁在心上烙了个印，一辈子都消不掉。
所以她后来一辈子都怕人挨饿，一辈子都觉得能干活、能吃饱饭，就是天底下顶顶好的事。
1948年，沈阳城头换了王旗，解放了。
工作队的人敲着锣在街上喊：“乡亲们，分粮食啦！”
尉凤英跟着她娘，领回来五斤高粱米。
那米袋子沉甸甸的，她抱在怀里，舍不得撒手，还用脸蛋子使劲去蹭。
米粒粗糙，硌得她脸生疼，可她心里头，那叫一个踏实。
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她那时候就认准一个死理儿：谁能让老百姓有饭吃，谁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新中国成立，尉凤英的人生也见了光。
她进了东北机器制造厂，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女工人。
从苦水里泡大的人，一旦尝到点甜头，那股子劲儿就全使出来了。
她干起活来不要命，好像要把过去几十年受的苦全都补回来。
厂里人都喊她“拼命三娘”，这不是客气，是实打实拼出来的名声。
那个年代，年轻人谈情说爱都挺含蓄，觉得会耽误生产。
可尉凤英和同厂的技术员卢其昌，愣是把谈恋爱谈成了搞生产竞赛。
俩人约会，不去公园，不去电影院，就待在车间里。
机器声“咣当咣当”响，说话都得靠吼，可看着对方满身油污埋头干活的样子，比啥甜言蜜语都让人心里舒坦。
有一次，卢其昌好不容易弄到两张《白毛女》的电影票，在厂门口从天亮等到天黑。
尉凤英才满脸歉意地跑出来，一身机油味儿：“有个齿轮卡住了，刚弄好。”
卢其昌啥也没说，从怀里掏出个还热乎的烤红薯塞给她，扭头就陪她回车间，帮着把刚修好的机器又检查了一遍。
1958年元旦，他俩结婚了。
婚礼就在车间办的。
没婚纱，没酒席，几张桌子一拼，上面摆了两斤同事们凑钱买的水果糖，就算礼成了。
厂长给他们照了张相，照片上，尉凤英穿着那身洗不干净的工服，卢其昌手上的线手套磨得全是窟窿，可俩人笑得比谁都开心。
这张照片，后来被尉凤英压在玻璃板底下，看了一辈子。
她对工作，那股劲儿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
怀着孕，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就找件宽大的工服罩着，照样在机床前一站一整天。
直到临产前三天，人直接晕倒在车间里，才被工友们七手八脚抬到医院。
按规定，产假是56天。
她倒好，刚出月子，歇了30天就跑回了厂里。
孩子咋办？
她就在车间角落里，用几个木箱子搭了个简易的摇篮，把还在襁褓里的孩子放进去。
这边是机器轰鸣，那边是婴儿啼哭，她一边抽空喂奶，一边琢磨着怎么改进工具。
法定产假还没休完，她一个人就完成了252天的工作量，还交上去6项技术革新方案，把效率提了七倍。
就凭着这股子拼劲和实打实的贡献，尉凤英的名字越来越响。
1968年，她被选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
后来，又被调到北京，参与筹备全国妇联。
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矿工女儿，一步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鲤鱼跳了龙门。
可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尉凤英却一天比一天别扭。
她总觉得自个儿像一棵被拔离了土地的庄稼，根悬在半空中，不踏实。
每天有看不完的文件，接不完的电话，身边都是客客气气的大干部。
可她一闲下来，耳朵里就老是幻听，好像还能听见车间的机器声。
手上摸不着冰冷的铁疙瘩和黏糊糊的机油，她心里就发慌。
她不止一次跟身边的人念叨：“当这个官，整天在屋里转圈圈，哪有在厂里帮大伙儿解决个难题来得痛快？”
心里这杆秤，从来就没偏过。
1977年，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高的时候，她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她主动给中央写报告，申请辞去所有职务，要回沈阳，回她的工厂去。
她说，她的根在工人堆里，她这一身本事，只有在车间里才使得上劲。
1980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沈阳的工厂。
先是当副厂长，后来又转岗去当工会主席，一直干到1993年退休。
从省部级干部，一路“降”回基层，这条在外人眼里的“下坡路”，她自己却走得心安理得，觉得总算回到了正道上。
退休后的尉凤英，就更像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了。
一个月五百多块钱的退休金，她花得精打细算。
有人替她不值，说凭她当年的身份，怎么着也能争取个更好的待遇。
她听了就笑，指指墙上挂着的“劳动模范”大奖状：“我是矿工的闺女，国家给咱发工资，管咱老，就够意思了，知足吧。”
她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省。
一件白汗衫，领口穿毛了，就翻过来当反面穿。
市里开劳模会，要上台，她才舍得去布店花二十块钱扯了块布，回家踩着老式缝纫机，连夜给自己做了条新裤子。
她最喜欢赶在菜市场快收摊的时候去，捡点人家不要的菜帮子、红薯梗，回家用大锅炖得烂糊糊的，吃得特别香。
还跟小辈们说：“这可比我们小时候吃的橡子面强一百倍了。”
可对自己抠，对厂里的事，她却大方得吓人。
1998年，她原来的厂子要搞新产品，急需两千万贷款，可跑断了腿也批不下来。
厂长火急火燎地找到她家，她正蹲在楼道里，拿个大盆腌酸菜呢。
听完厂里的难处，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就说了一句：“别急，我去杭州跑一趟。”
她兜里揣着俩凉馒头，坐着最慢的绿皮火车硬座，一路晃到了杭州。
凭着记忆，找到了当年开会时认识的一位银行老领导。
人家是大忙人，哪有功夫搭理她。
她也不吭声，就在银行大门口一屁股坐下，从早到晚地等，一等就是三天。
人家上班她看着，下班她还看着。
那股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把那位领导给镇住了。
最后，人家实在没辙，服了她这老劳模的“磨”功，两千万贷款，就这么让她给“等”来了。
她对带出来的徒弟，更是把心都掏出来了。
徒弟夏志国刚进厂那会儿，她手把手地教，晚上还把自己家里的台灯搬到车间，陪着徒弟画图纸熬通宵。
2011年，尉凤英都快八十岁了，听说夏志国的团队在攻关一个项目时卡了壳，她揣上一兜子降压药，坐了三个钟头的车就赶到了试验基地。
东北的冬天，车间里零下十几度，铁家伙摸一下都粘手。
她就那么蹲在冰冷的机器旁边，戴着老花镜，用那双摸了一辈子零件的粗糙的手，一寸一寸地摸索，嘴里嘟囔着：“这个拐角太死，吸力上不来，得改。”
她陪着徒弟们连着熬了两天两夜，直到机器成功转起来那一刻，冻得发紫的脸上才笑开了花。
九十二岁生日那天，徒弟们都来了，围着她点燃了生日蜡烛。
她看着跳动的火苗，扭头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母亲的黑白照片，小声念叨：“当年在垃圾堆里捡鱼头吃都算过年了，哪能想到还有今天这好日子。”
吹灭蜡烛，她把蛋糕仔仔细细地分给邻居家的小孩，自己则伸出手指，把沾在上面的一点奶油，认认真真地舔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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