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王一方，知名医学人文学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哲学与医学思想史，聚焦生死哲学、技术哲学批评、医学现代性反思，旁及安宁疗护、叙事医学等临床医学人文研究。主要著作包括《医学人文十五讲》《医学是什么》《临床医学人文纲要》《叩问命门：中医思想史散论》等。
本文为学人Scholar公众号志愿者关书朋、李杰、陈诗浣、徐军对王一方教授的专访。
我们终将亲历老弱病死，却从未真正学会如何面对。面对疼痛，我们依旧恐惧；面对死亡，我们常常失语。现代医学能止住肉身之痛，却无法回应生命的困惑——为什么我会病？为什么厄运落在好人身上？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新书《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中，王一方教授同时站在临床现场、哲学存在与生命体验三重视角，试图为我们补上这一堂“必须要上、却从未真正开始”的生命课：在有限的一生里，如何以温柔与智慧面对衰老、病痛与死亡，如何在困境之中重新建构生命的主体性与尊严。
01
医学疗愈的边界在哪里？
学人：在生命哲学的问题之外，现实医学中最令人直面的，是疼痛本身。我身边有一位已经去世的历史老师，他去世前由于癌症晚期，几乎每一秒都在承受疼痛。他信上帝，也很乐观，意志非常强，但疼痛并未因此减轻。您曾说人要“咀嚼疼痛”，那病人该如何应对？
王一方：我用的“咀嚼”是一个体验的概念。只有体验过疼痛的人，才会把“咀”和“嚼”掰碎了、揉碎了去体验。今天很多医生自己没有经历过剧痛，他们只是“认识”疼痛，而非“咀嚼”疼痛。“认识疼痛”是一个知识问题，比如知道疼痛是五羟色胺与胆碱酯酶在神经末梢起作用，止痛药阻断了哪个环节。这是“看书郎中”的认知。而“咀嚼疼痛”是自己疼过，或能将过去的疼痛经验平移过来，产生共情、分担。比如我曾牙疼过，看到病人牙疼，我就能理解这种疼痛是人的意志难以扛住的。这背后是认识论与生存论的断裂。就像AI，它可以完美地认识疼痛，但它没有体验过疼痛。
学人：所以医学对疼痛是无能为力的吗？
王一方：不。恰恰相反，在认识疼痛、驾驭疼痛的知识和技术层面，医学水准已经很高了。止痛药很丰富，有口服、注射、外贴等各种剂型，比如芬太尼。现在国家卫健委对疼痛管理的政策也愈加宽松，只要是疾病治疗需要，就能合理使用止痛药物。比如使用过的药物安瓿瓶，妥善保存后交给药房，确认有用药需求，就能顺利领取下一针。但这类止痛药属于麻醉药，受到严格管制，只有正规肿瘤科或麻醉科的医生才能开具使用。因为这种药物使用后会产生欣快感，可能导致成瘾，如果随意使用会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出现医生自开自用，以满足成瘾需求的情况。
《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实拍图
不过，一些县医院没有正规肿瘤科，普通病房的医生没有使用这类麻醉药品的处方权，而到上级医院的肿瘤科，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即便如此，疼痛也可能存在间歇性。手术中可以通过麻醉完全阻断疼痛，但术后麻药失效后，手术部位仍会出现剧烈疼痛。而且疼痛不仅指躯体疼痛，还包括心痛、灵魂的痛，比如失恋的痛苦等，这些都不能仅靠药物来应对。每分每秒都饱受疼痛折磨。刚才说的“折磨”这个词就很有深意，折磨、煎熬都是中国文化中对苦难的具象化描述，能勾起人们的同感与共情。
学人：在就医过程中，很多人认为仿制药效果不如原研药。您作为医学界的老人，怎么看待这种舆论？
王一方：我对这件事没太多研究。但药的效果一半在药效，一半在精神，就是我们常说的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是“假药真效”，不是“假药假效”，也不是“真药真效”。在中国文化里，药是“药引”，能把人的精气神、注意力引到自我解决的通道里，引到自愈力的提振之中，因为战胜疾病不仅靠外在力量，还有内在的治愈力、免疫力、抵抗力等，比如人疼痛时能调动内源性吗啡缓解，抑郁时分泌多巴胺减少退缩感。
仿制药在工艺上很完整，能做到仿真，和原研药在药理、药效、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上差别极小，最大的问题是使用者的心理忌讳，觉得“吃的是仿制药，不是真药”，先预设了药效不好，体内的配合力就会变差，进而影响药效。
为什么会有“仿制药不如原研药”的说法？原研药研发成本高，第一颗新药可能要30亿，其中包含试错成本：比如原本10亿够研发，但前面两次失败花了20亿，最后成功的那次花10亿，总成本就成了30亿。原研药企业要收回成本，会制造“原研药效果更好”的神话。仿制药是“抄近路”、“捞浮油”——不投研发机理的钱，只投生产线的钱，省了试错成本，所以利润高。但仿制药也有意义，它打破知识产权壁垒。我们既要保护知识产权，也不能让老百姓为知识产权付过高的代价，原研药在专利保护期（15年）内价格高，仿制药没有研发成本，能低价售卖。像《我不是药神》里的患者，就是从仿制药中获得巨大福利。不过这里有个平衡：若人人都不为研发付费，都去抄近路，未来就没有原研药可仿，所以要把握保护原研药和保障患者利益的度。
还有罕见病的“孤儿药”问题，全世界可能只有几百人需要某款孤儿药，研发成本30亿，若只给这几百人用，药价会极高。解决办法是开拓孤儿药的新使用空间，让它不仅服务于罕见病患者，还能用于其他病症，扩大使用谱系，平衡成本与效益。
02
死亡为何成为禁忌话题？
学人：衰老、病痛、失能、残障与死亡等话题，是绝大多数人“讳言”的内容。请问，是什么样的契机使您决定正视这些问题？
王一方：其实这些问题每个人都会经历，你想躲也躲不掉。我们都希望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但现实是我们每天都会变老，可能随时被疾病击中，身边的人也可能突然离开我们。所以，这些话题其实就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就算我们不主动捅破这层窗户纸，但窗户纸就在那里。我们内心很忌讳谈论这些东西，但不谈不等于它不存在。我在书里也讲了一个观点：我们都希望亲人不死，好人不病，但是最后亲人都会死，好人也会病。
如果说这些问题谁都不谈的话，一旦遇到了，只会被打个措手不及。把这些事情说穿了，其实大家也是可以接纳的。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属于要有思想准备的生命哲学——它就是回答生命中的一些残酷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当中最真实、最残酷的事实恐怕就是要用爱和智慧来面对、化解衰老、病痛、失能、残障与死亡等问题。我希望能够把这些事情放到桌面上，跟大家正式地谈，反倒比那种遇到生老病死或者残障疾病的时候茫然无措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一个初衷，我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东西——比如说死亡，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好像不去谈它，它就不存在了。这是不对的。你不去谈它，它依然存在。另外，我们不谈就没办法建构一个比较系统的知识和准备。我这里说的“系统知识和准备”不是所谓的生了什么病、用什么药，而是要理智对待这种“悬崖效应”——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站在悬崖上，悬崖上的思考，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的。你也可以把这种思考称为“危机意识”。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危机意识。
学人：很多真实存在的事情，我们却不愿意主动提起。比如忌讳说“吃药”，更避讳谈“死”。您怎么看这种“失语”现象？
王一方：“失语”这个词用得很好。“失语”不等于你没有语言能力，而是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说。但当事情到了危在旦夕的时候，你不说也不行。比如车祸，你就算平时忌讳，但真遇到这事情的时候，到了医院还是要和医生谈救治方案的。很多人不愿意谈假设性事件，说到底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是假设的，那就可以完全躲开，但“假如”在有时候就是真实的一个预言。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是很愿意谈这些事情的。我发现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种沙龙，比如像“死亡咖啡馆”。年轻人可能更有勇气接触这些话题，他们不像老年人那样执着于免谈这些问题。我和一些年轻人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说我老了。我问他们“你们怎么看出来我老了？”，他们会说我已经有白头发了。在面对这些话题的时候，年轻人其实很擅长未雨绸缪，或者说他们愿意把这个危机挺在前面，不像老一辈那么忌讳。这种意识更强一点，跟老一辈比的话，可能他们更有勇气来面对生活。
学人：朱锐教授《哲学家最后一课》里提到一句话：“哲学家不畏惧死亡。”我们探讨这些生死议题，其实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活着。但大多数普通人平时既避讳死亡，也缺乏系统了解，可能只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想到：“死后到底是什么？”然后很快就搁置了。您认为，没有哲学或医学背景的人，一般会通过哪些方式来思考生死？另外，从您兼具医学与哲学的视角来看，宗教信仰等偏唯心的理解路径，又应当如何理解？
王一方：这些问题在哲学谱系里很平凡。哲学有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最后一个问题，“我到哪里去”就是打通唯物、唯心、唯灵的话题。“到哪里去”，既要安顿肉身，肉身火化后放在墓地；更要在精神层面实现安顿，比如思念、怀念，给逝者在心里留空间，或在网络上释放哀思。
朱锐老师其实在提醒我们：人不只是一堆蛋白质、一团血肉，更是“万物精灵”。“那个精灵要到哪里去”是哲学问题。人活着时，吃穿用度属于物质层面，但离世后就进入精神轨道，就像屈原讲的“追魂、招魂、安魂”三重境界。巫阳曾问屈原怎么追魂，屈原告诉他“掌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梦是心理分析的疗愈手段。弗洛伊德时代，催眠和梦的解析都是治疗方式。但今天，现代心理学多依赖药物，睡不着、睡少、睡多都吃药，忽视了“到哪里去”这类唯灵层面的探索。
朱锐（1968-2024）
从“药”的概念也能看出这种差异：今天的“药”是“草”下一个“约”，可理解为从植物中找到成分的过程；古人的“药”是“草”下“木”，中间三个“葫芦”，“葫芦里卖什么药”带有神秘不可知性，还可通“乐”，意为用快乐对抗痛苦。
此外，还有两种非物质的“药”能说明问题：一是音乐治疗，葬礼上的音乐、临终时听的音乐，能安顿精神、抚慰灵魂，甚至可烘托生命续接的仪式——比如在遗嘱里写明葬礼放什么音乐，通过音乐建构灵魂共鸣的场域，而且不必然有宗教意义。二是中医针灸，是“无药之针”，体现中国文化的高境界，对应魏晋时期“有无之辩”。中医讲“气”，庄子说“气聚则生，气散则死”，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认知。中国文化里“有无”“气化”“物与非物”之间有哲学的生长空间。为什么有人对死亡无恐惧？因为他觉得逝者没走远，只是以“气”的形式存在。像朱锐老师走了，但他的气场还在；肉身不在了，灵魂——也就是他对死亡的认识，还在影响人。他的书、最后的行为艺术，就构成一团“永不消散的气”。
我们纪念抗战英雄，说“英雄不死”“英雄化作金星”也是类似的情况。从韩国接回来的志愿军遗骸，可能只是一支钢笔、几片碎骨，还有衣冠冢——里面只有旧衣服，但中国文化不会因没有完整遗体就忘记英雄，反而通过这些形式认可逝者的精神生命，实现唯物与唯灵的通约。
鲁迅去世后，臧克家写“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若用唯物主义推敲会觉得荒诞，但从精神层面就能理解——“活着却死了”是指行尸走肉，“死了还活着”是指精神永存。我们现在多提“精神”，“精神”和“精气”有差别，医学讲“精和气”的关系，这里讲“精和神”的关系，“神”就是魂、灵性的东西，比如祭祀皇帝、英烈，都是对着“魂”做仪式，而非认可“精”。其实不必忌讳谈灵魂，总书记给军队题词“有灵魂、有血性、有本事、有道德”，这里的“灵魂”就是精神，是克敌制胜的气场，这气场就来自烈士，像刘老庄连的83人早已牺牲，但“刘老庄精神”还在，军队的灵魂就是从这些先烈那里来的，不能说先烈不在了，这灵魂就没了。
我常说“向死而生，转身去爱”“向死而生，转身去奋斗”。只有死亡能让人明白时间有限：每个人大概只有3万天生存时间，过一天少一天。弄清死亡边界，就像周国平说的“踏勘生和死的边界”，知道边界在哪，才能在有限生命里做有意义的事。生死教育就是要让人看清这边界，不能觉得“生和死没有边界”，也不能相信“长生不老、长生不死”，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寄托。
学人：您提到生死边界，身体健康的人、已身患重病的人和自然年老的人，谈论死亡时心境自然不同，怎么认识不同情境下折射出的死亡意义？
王一方：“情境”这个词用得很对。现在改革开放近五十年了，我们经历的多是繁荣、增长、富足，和先辈经历的“文革”、战争语境不同，体验层面的生死和认识层面的生死也不一样。比如七老八十的老人，身体衰退、生活不便、逐渐失能、失智，会意识到生命快到尽头，思考死亡有紧迫性；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运动场驰骋，满是活力，不会觉得该谈生命终点，即便知道运动场上可能猝死，也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因这事沉浸悲伤。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可以做体验交换：比如二十多岁的置换到五十多岁、五十多岁的置换到六十多岁，再做生活安排。我们在课堂上也常让学生做假设：若只剩半年、三周、三天、三小时，你该怎么安排当下的生活？请列一个清单。这对医学生来说可能残酷，但都是假设性命题，能让人前置性探讨生死，解开因果、因缘的规律。因果、因缘需要身临其境，但也能通过假设建构认知。
《年少日记》剧照
03
生老病死揭示了人生“真谛”
学人：在就医时，医生有很多“不曾告诉”的部分。这主要是医学局限，还是人文关怀的缺失？
王一方：我觉得这种“不曾告诉”在当下的医疗实践里是难免的。首先在于医疗制度层面——，在当下，我们的求医诉求高企，门诊量暴增，医生在有限的门诊时间里，确实没办法把“生命哲学类”话题充分展开。很多医生可能还是比较优先关注那些“形而下”的部分，疾病本身的一些证据诊断、治疗方案等，顶多是说一些心理安慰的话。
另一个原因，对于医生而言，要谈生命哲学，本身也要有一些学理准备和叙事能力。有些医生是愿意谈，但真的没有时间；有些医生是有时间，但是没有驾驭这个话题的能力；或者觉得谈得不好的话，会被病人怀疑“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生命哲学也是一个专业。它其实超越了我们讲的对单个的具体的疾病的那种解读，需要一种人文病理学的视角。比如说我在书里面讲，这个病怎么产生的，可能是某个病毒，或者是某个致癌因子，抑或是某个基因的突变。有些医生对这些讲得很在行。但是你要跟他讲人文病理学，比如说一个病人如果问医生“为什么我得癌症，别人不得癌症？”“为什么厄运总是降临在好人头上？”这种话题就不一样了。有的医生可能并不愿意去涉及，一方面是觉得难以回答，另一方面也可能觉得这里面牵涉到某些他并不相信的“唯灵主义”或精神性解释。我们今天的很多医生都觉得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求真务实，只关心真相、真理，却并不关心后面那个意象与幻象、真谛与真如。更直接地说，我们很多医生并没有接受过现象学一类的训练——他对“真相”是关心的，对“真理”是关心的，如果突然来个“真谛”呢？他就不一定有准备了。而我想谈的很多问题都是“真谛”，生老病死其实就是揭示人生的真谛。
话题最终又回到了我们的医学教育。我们的医学教育是顶天立地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医生顶得了天、立不了地，他能够讲实验室里面的研究报告，但是他不能跟老百姓去探讨生活中的起承转合。医学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有的医生能够尽精微，但能不能致广大呢？这方面还需要系统地学习和系统地研究。
学人：谈到这些问题时，医疗场景里常常会出现价值冲突，需要在不同立场之间不断权衡。您在书里提到过两个画面：有些情况医生该对患者讲，有些该对家属讲，有些则必须双方一起听；还有就是家庭会议制度，希望让患者和家属坐在一起沟通。但现实里，家庭会议常常伴随理念上的拉扯：家属到底应该“全力抢救，甚至隐瞒真相”，还是应该“如实告知病情，即便意味着可能无法继续积极治疗”？在这种难以两全的情境下，究竟该如何平衡？因为无论做出哪一种选择，对另一方来说都很难。
王一方：家庭会议其实是在平衡多种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利益共同体，平衡患者、家属、社会、医院的获益，考量各方是否愿意接受残酷真相；二是情感共同体，患者眷恋世界、不愿离开，家属想让患者留下，医生却可能觉得“回天无力”，有时冷静会走向冷漠；三是伦理道德共同体，判断这些做法是否符合“孝”等道德准则；四是命运共同体，认可彼此的命与运，以及宿命的安排。
最常见的情况是，患者和家属对“患者存在的意义”认知不同：患者可能觉得“我是为你们活着”，家属则用“你在，家就在”“爸/妈在，家就在”建构抢救的合理性，医生若顺应这种认知，就会动用各种技术手段，但这些技术需要经济支撑，双方若只做情感化、虚妄的推演，那就忽略了现实。
其实人与人的缘分——父子、母女、同事、夫妻——都是短暂的，不可能永远在一起，宗教说“别离是苦”，但这一天终究会来。就像诗歌里的“灞桥折柳”，送到灞桥就要分手，不能再往前送，离别残酷，但是一种必然。
《妈妈！》剧照
在“救不救”的问题上，医生是调和者：若家属坚持抢救，医生会告知抢救可能无谓——花很多钱，效果不好，患者还痛苦；若家属不够坚定，医生会提醒尊重患者的想法，别为了尽孝让患者受苦。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指责家属或患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像项羽“无言过江东”，他本可以东山再起，但选择接受现实，因为生命没有倒计时、没有逆行道，只能往前。
家庭会议的决策离不开具体场景，要看这个家庭里是一个豁达的父亲、自私的儿子，还是一个豁达的儿子、自私的父亲？是唯利是图的医生，还是一个有哲学感的医生？有哲学感的医生会说“别折腾了，患者痛苦、家属也会陷入支付的无底洞”“此时放手，也是一种爱”，有些医生自己也不豁达，他觉得“有药，有设备就该用，多活一天也是生命”。
学人：这背后还是心理上的认知，观念上的认同的差异。
王一方：我觉得认知最多占一半，更多的是一个价值考量。人们需要一个更大的生死观的笼罩。这就是我们讲为什么医生是我们生命教育、死亡教育的“第一受益人”。因为医生率先把一个豁达的生死观掌握在他手上的时候，我们的医患矛盾就少很多，而且我们将来跟病人谈话的时候就更有底气。不然的话，医生就永远服从于病人家属，那样医生也很为难。
尊重死亡的自然过程，因为死亡有自然过程，我们今天把技术化的死亡强加给人，或者说应他的要求强加给他人，其实这是逆生命规律走。生命凋零就像树上落叶掉下来一样，它是自然规律，到了秋天，树叶就要落下来，冬天还不让树叶掉下来，那就是制作了一个假的树叶。
学人：您刚刚提到作为医生的种种为难，这也引出另一个问题：当医生面对很多的死亡事件，或者说经常要面对患者的巨大痛苦，要面对很多的病痛，那医生自己要怎么去排解内心的负担？
王一方：医生有“逃逸机制”，这个是个心理逃逸的技巧。医生刚刚到临床工作的半年至前三年，那就靠“硬挺”，因为此时他们是用自己的真实情感去面对这些痛苦，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不安、不适、沮丧、自责，甚至还慌张。这就是用真实情感去扛死亡事件。
但这种死亡事件多了以后，医生就有心理“逃逸机制”了，因为这就是个技术事件，我已尽力了，这不是我的亲人；或者说这种死亡事件每天在发生，你没有必要每个人都要去共情，然后移情，要脱离出来。这个心理“逃逸机制”是随着他的职业的增长自己逐步建构的。
医生会有意回避，他会说“38床张大妈去世了”“52床李大爷去世了”，他不会说“平时和我们关系很好的、敬爱的李大爷在什么什么时间，经抢救无效，不幸离开了我们”，他不会这样讲话的。但也有例外，如果“38床”是他姨妈，“52床”是他的叔叔，医生的情感就又不一样，他的情感也会回来的。我们讲“医不疗亲”，就是当你的亲人来到你的诊室里面、躺在你的ICU里，他还是会有正常人的情感。所以我们讲医生就是这样反反复复，一方面要逃逸，要松弛，一方面要重建这种紧致感、真切感。
所以医生也很为难：如果不逃逸，他会被压垮的，会出现职业倦怠，甚至职业耗竭。因为他也会退缩，也会没有力量，那就那种退缩感，但是他一旦完全逃逸也不行，就是你就没有人情味了，这种经常有逃逸，同时有唤起亲人的死。唤起重新唤起对真实生命的离去的那一份珍惜感。所以我们见这就是人就一方面要脱敏，一方面要重建。
04
死亡教育与葬礼仪式
学人：现在的学校教育其实是缺乏死亡教育的，那在义务教育阶段，死亡教育应该怎么进行？
王一方：死亡教育不是一个知识教育，光靠知识灌输没有太大意义。你告诉学生“死亡就是心跳呼吸停止，是生命的周期现象”——对他们真正的触动很有限。我认为死亡教育应该是一种“体验式教育”。比如说组织学生去参观墓地，当然也很有风险。以前有一个中学老师组织学生到殡仪馆参观骨灰室。骨灰存放室里都是都是一个一个小盒子，骨灰盒上面贴了逝者生前一张特别鲜活的照片。逝者是一位14岁溺亡的中学生，是班里的班花，跳舞跳得很好，她妈妈就在骨灰盒旁贴了一张她13岁跳舞的照片。一个鲜活的生命与一盒黄土之间，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非常震撼。这种震撼能让学生真正进入死亡的境遇，引发真实的情感反应。
死亡教育，应该用真实事件去让学生来进入这个死亡的境遇。比如说让学生写“我为宠物办葬礼”这么一个题目，你可以问他们几个问题，“你养过宠物没有？”“宠物是你养，还是家人养？”“你跟宠物的关系怎样，亲密程度几何？”“宠物临走之前的三个小时都有哪些变化，你有没有观察？”“你对这个宠物的哪些东西放不下？”“将来你会去找一条新的宠物来养吗？”……让他自己去展开，而不是告诉他这个死亡是一个蛋白质崩解的结局，死亡的表征是什么。
但这种直接体验教育，会有一定风险。我刚刚讲的带学生去殡仪馆的活动，后来被家长投诉了，“这个老师把我那么小的孩子带到那个骨灰室里去看骨灰。”家长觉得这对孩子太残酷了。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还是应该要分层次，对于高中生，尤其是高一、高二还没正式进入高考节奏的学生，如果有生命教育课程，可以做一些墓地参访。
国外的墓地往往都是在市中心的，在国外的墓地旁边的房价很高。因为墓地像公园，也像历史博物馆，里面葬着许多名人，是城市历史的缩影。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殡仪馆常常设在城市最远的地方，老殡仪馆迁走后原址做房地产也很难卖出去。这是我们文化的国情：忌讳与“死人”、与“灵魂”靠得太近。因此也不能照搬西方的方式。
但参观墓地本身是非常好的教育。比如到了北京万安公墓，让学生去找李大钊的墓在哪里？启功的墓在哪里？看看墓碑上写的是什么？了解一个人生命的追求、遗憾与光亮，站在墓前写一篇感受。我认识的陆小娅老师曾带北师大的大学生做过这样的功课，大学生反而没有家长害怕和文化禁忌的压力，效果很好。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剧照
每一个墓碑后面都有故事，它浓缩了一个人最精华的生命的追求，生命的闪光点以及生命的遗憾。这三个问题对今天的年轻人特别有意义——我如何在生活中制造闪光点？我的遗憾有没有可能提前化解？我的人生道路应该如何规划？归根结底，我们做生命教育，是为了今天活得更有意义，而不是让学生“提前接触悲伤”。死亡教育的核心，是让人更认真地对待生命。
学人：有过亲人离世体验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走出悲伤。您的这本书能否帮助更多中国人看淡生死？如果家人在遇到类似情况之前，提前读过这本书，会不会更易应对？
王一方：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生死乃人生之大防。”人们不会轻易谈论死亡。所以死亡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让死亡变得轻松化、游戏化、日常化，实现“脱敏”。最好的脱敏方式就是面对宠物的死亡。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而宠物寿命通常只有10到15年，人们难免要经历为它们送终的过程。这其实是向孩子讲解死亡的好机会。通过一些简单的仪式感，让孩子理解肉身消逝与精神思念的区别——即便宠物没有了呼吸，我们仍能在精神上怀念它，给它留一个想象的空间。
对于死亡，我们也可以加强对当事人的临终关怀。对当事人来说，大概在去世前半年的，就应该进入临终关怀。现在还有个词叫“安宁疗护”，会设置一个安宁病房，而这个病房的主要任务，就是从生命末期的前端开始，进行生命教育或者死亡辅导。我这本书也是提供生命教育，但事实上，有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生命教育，因为这些道理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死亡辅导。
死亡辅导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当亲人朋友离开时，你怎么平复自己的心情？你怎么来安顿自己的焦虑？甚至有些人还会联想：明天我自己是不是也会遇到这种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死亡很多时候并不是“按顺序来的”，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意外。我们讲的死亡是生病死亡、衰老死亡，但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车祸、意外猝死。我国每年猝死人数超过50万，这类突发事件，更需要的是针对性的心理疏导，而不是知识灌输。对于知识界人士而言，生命教育的内容通常并不陌生，但当至亲好友离世时，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平复心情、安顿焦虑的死亡辅导。
此外，还有哀伤关怀的问题。哀伤关怀是帮助人们安顿对逝者的牵挂与思念。比如举办有品位的葬礼、学术追思会，既能释放哀思，也能让逝者的学术思想或精神价值继续流传，这也是对逝者社会化的认可。
儒家文化讲“祭如在”，祭祀时就好像他还在。这与他已故去并不矛盾。这需要我们自己去体验、穿越、超越，最后升华我们的思想。这样，痛苦或死亡事件才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留下痕迹，告诉我们它是有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太过依赖“预制”的东西，包括情感。悼词、挽联都买现成的，或者从网上下载。对待生命和死亡，需要的是我们自己“庖丁解牛”，亲自去烹饪，才能成为一道属于自己的菜。对待生命，对待死亡，其实都需要我们自己去体验，穿越体验，然后去超越体验，然后再升华我们的思想或者灵魂。这样才能让这个事件有意义，这样才能让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事件，也是一个精神事件。
学人：您提到体验感，传统葬礼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但我们今天提倡“厚养薄葬”，这种仪式感好像就没有了。有人说这是对敬畏感的一种流失，您怎样看待我们今天这种葬礼的简化？
王一方：葬礼里确实有很多陋习。过去比如披麻戴孝、见谁都下跪、拿哭丧棒、灌老盆，这些东西是陋习。但中国文化里也有很多优雅的东西，比如挽联、挽歌。问题是我们今天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太简化了，肯定会让心灵安顿出现缺憾。
这个事情关键在于“度”。大家都很忙，现在很多人甚至只能网络祭祀，现场也去不了。还有一些观念上的变化：对生命看得很淡，骨灰也不一定要留了，花葬、海葬、水葬，把自己回归自然，这是一种很唯物主义的态度。但这样一来，又会带出一个问题：哀思怎么寄托？
我觉得葬礼的简化对于解放当代人是有帮助的。古时亲人去世，孩子在外做官、经商，要回去丁忧三年。三年什么事都不能干，就守在家里。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三年？父亲三年、母亲三年、外公三年、外婆三年……这样下去，人生其实就荒废了。今天葬礼基本三天到七天，路上再耽误几天，回去告个别就结束了，这当然更符合现代生活节奏。但问题也在这儿：我们把生和死看得太淡了。毛主席当年讲，村上人死了，开个追悼会，要寄托哀思，还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也就是说，葬礼不只是告别，它还有从中获益的功能，是一种教育性的节目。而我们今天往往只强调告别、只强调哀思，不强调教育。
过去村头的祠堂里，红白喜事都在那儿办。祠堂其实是一种延续：告诉你这是王姓祠堂、刘姓祠堂，你是他的后代，要按一种道德仪轨往下传——它是道德教化的过程，而不只是寄托哀思。我们今天把葬礼看得太窄了，只剩“家人走了，你去道个别吧”，这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家族和国家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家就没有族，没有族就没有国。葬礼本来也是凝聚家族、凝聚共同体的一种方式。人应该被重视，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只剩下一个很薄的、很快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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