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得从年末的联谊会说起。当时吕修远那帮人，因为之前调换美元的事，对何贤误会挺深，话里话外没少挤兑，甚至扣上“卖国贼”的大帽子。何贤心里憋屈，可他有口难辩——有些事关乎更复杂的运作和多方安危，没法摊开来讲。黄公杰就在这时候“仗义”出场，把何贤带离了是非之地。表面看是解围，实则暗藏胁迫。
黄公杰拿何贤家人的安全做筹码，逼他合作，何贤被架在火上烤，根本没得选。吕修远他们爱国热血不假，但眼看着黄公杰这种有日本人背景的狠角色介入，却集体噤了声，这确实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也显出了那个世道里，面对强权时普通人的复杂心态：义愤填膺容易，真刀真枪顶上就难了。
何贤被逼上梁山，答应了黄公杰，负责处理那批从中山强夺来的两千万斤粮食。但他心里早有盘算——掉包！把粮食运给澳门饥民，而不是让黄公杰和汉奸市长赵鼎华拿去牟利。这是个惊天计划，需要周密布局。他联合了马万祺、大濠帮的黄子侠、黄三合等人，各个环节紧密配合。这里头，马万祺的角色非常关键。他不仅是何贤的挚友和坚定盟友，更在许多具体行动中冲在前头。
两人的情谊，是在一次次危难中铸就的。比如运粮时，最危险的那艘船，何贤和马万祺都抢着要上，都想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最后何贤坐镇险船保管关键文件，马万祺则负责引开追兵，差点命丧大海，幸亏中山游击队及时救援。这种过命的交情，让何贤视马万祺为最可信任的兄弟。
正因为马万祺深度参与了粮食掉包计划，并且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坚定支持何贤，他早就成了黄公杰的眼中钉。黄公杰不是傻子，粮食出事，赵鼎华当了替死鬼被游击队“处决”上了报，他虽然暂时不敢声张（怕暴露自己和日本人的勾当），但内心怀疑的种子早已种下，首要怀疑对象就是何贤和马万祺这一伙人。赵鼎华一死，泽荣作（日方代表）虽觉蹊跷，但因澳葡当局与日方的微妙关系，暂时按兵不动，这反而让黄公杰更急于私下“清理门户”，稳固自己的利益链。
于是，暗杀马万祺的行动，在风波看似平息后悄然展开。黄公杰此举，是一石多鸟的毒计：第一，当然是报复。马万祺是掉包计划的重要执行者，除掉他，既是泄愤，也是斩断何贤的一条有力臂膀。第二，是震慑。杀马万祺，就是给何贤看，跟他作对的下场。第三，也是试探。看看动了何贤最亲近的人，何贤和澳门华商圈会有什么反应，方便他下一步行动。
马万祺遭遇暗杀，这对何贤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不仅仅是失去一位挚友的悲痛，更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黄公杰的屠刀已经举起，并且绝不会停下。何贤的处境由此急转直下，从之前的商业抵制、言语羞辱，升级到了赤裸裸的人身威胁。这才是何贤后来一系列遇险事件的“真相”内核——它不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或政治立场分歧，而是演变成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
黄公杰在暗杀马万祺（或试图暗杀）后，对何贤的逼迫必然全面升级。何贤的家人本就曾被威胁，现在兄弟又遭毒手，他本人的安全压力空前。然而，何贤没有退缩。粮食计划的成功，让他赢得了澳门民众和华商总会的极大尊重，大家推举他主持新银号以对抗日本人的金融侵略，正是对他能力和人品的集体认可。何贤虽谦辞总经理之位，但其核心领导地位已无可动摇。这也意味着，他更加站在了与黄公杰及其背后日方势力对抗的风口浪尖。
日本人早就因为何贤拒绝合作、破坏其经济阴谋（如挫败新港币计划）而怀恨在心。马万祺事件后，黄公杰与日方的勾结很可能更紧，除掉何贤成为他们共同的迫切目标。所以，后续何贤遭遇的多次险情，无论是街头冷枪还是其他阴谋，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黄公杰因粮食计划失败、马万祺参与过深而实施的报复与清除行动，以及日方势力为扫除障碍而进行的直接干预。
值得庆幸的是，何贤并非孤身作战。他的凛然正气，赢得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和暗中支持的力量。比如，曾误会过他的大濠帮黄子侠，在了解其为人后，心生愧疚与敬佩，毅然担当起何贤的保镖，多次在危难中护其周全。还有像杨昌这样因受其恩义而誓死追随的人，以及无处不在、默默保护爱国商人的游击队力量。乔音婉哥哥乔仁宇在狱中坚贞不屈、传递关键情报后牺牲的事迹，更激励着包括他妹妹在内的无数人投身救亡图存的事业。这些力量，构成了何贤在惊涛骇浪中生存下来的重要屏障。
说到底，马万祺遇袭事件，像一面残酷的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的狰狞：爱国商人不仅要面对外敌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还要提防汉奸势力的冷箭与背叛。何贤的“遇险真相”，正是这种复杂斗争的集中体现。它源于其对底线的坚守（不背叛国家）、对道义的担当（救民于饥荒）、对朋友的忠义（与马万祺等并肩作战），从而触动了以黄公杰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和侵略者的逆鳞。
然而，正是这种坚守与担当，也让他汇聚了更多的民心与正义力量。他的每一次化险为夷，都不只是个人幸运，更是那股在澳门上空涌动、不屈不挠的爱国风潮与民间正气的胜利。这段往事告诉我们，即便在至暗时刻，个人的勇毅、群体的团结和对家国的赤诚，依然是穿透黑暗、迎来曙光最根本的力量。风急浪高，潮涌不息，唯正道与人心，不可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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