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6岁的闵超以浙江大学“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的身份引发舆论热议。在一片惊叹声中，“后台论”、“背景论”等杂音也悄然滋生，更有甚者因闵超研究社会科学而轻视其成就，质疑“如此年轻何以当博导”。
这些质疑本质上是年龄歧视与学科偏见的双重作祟，既无视闵超本人的硬核履历，也忘却了科学史上青年才俊辈出的常态，更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浙大聘用闵超的决策，恰恰彰显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魄力，值得充分肯定。
所谓“后台论”、“背景论”，在闵超的成长轨迹面前不堪一击，纯属无稽之谈。
闵超的人生起点毫无“背景”可言，他来自河南驻马店正阳县的乡村，父亲是在外打工二十余年的建筑工人，母亲务农，童年由不识字的奶奶照料起居。家中房屋仍是青灰色水泥墙面，大门是简易的绿色铁皮，与村里多数外出务工家庭并无二致。高考时因未达预期目标，他曾悲观落泪，在亲戚劝说下才放弃复读，入学郑州大学时还曾接受3000元助学金资助。这样的成长环境，何来“后台”可倚？
闵超的学术之路，每一步都印刻着“靠自己”的坚韧。本科期间，他在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专业综合成绩第一名的身份获得保研资格，累计斩获河南省三好学生、教育部“我心中的思政课”微电影展示全国一等奖等50余项荣誉。
进入浙大后，他硕博连读期间提前一年毕业，博士论文送外审获得五个“优”的全优评价，以独立作者身份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其研究成果还斩获浙江大学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成为该院首位获此殊荣的学生。这些硬核成就，是他在书桌前熬过的无数个深夜，是在图书馆翻阅的海量文献，是在学术研讨中反复打磨的结晶，与“背景”毫无关联。那些炮制背景论者，实则是用阴暗心理揣度他人奋斗，既不尊重事实，更不敬畏努力。
质疑“26岁太年轻当不了博导”，本质上是陷入了“年龄即资历”的迷思，无视了科学史上青年才俊辈出的铁律。纵观人类科学发展史，青年从来都是突破创新的核心力量，许多划时代的成就都诞生于学者的青年时期。牛顿23岁时因躲避瘟疫在家乡闭门研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的核心原理，为经典力学体系奠定基础；爱因斯坦26岁时发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狭义相对论，颠覆了人类对时空的传统认知，这一成就至今仍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海森堡24岁创立矩阵力学，开创了量子力学的全新研究范式，凭借这一成就31岁时便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社会科学领域，青年学者同样能创造不朽功绩。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28岁时便完成了《江村经济》的核心调研与初稿撰写，这部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里程碑”的著作，将人类学研究从“异域原始文化”转向“本土经济生活”，为中国社会学开辟了全新领域。彼时的费孝通刚刚经历丧妻之痛，带着未愈的伤痛深入江南乡村，用扎实的田野调查勾勒出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肌理，这样的青年成就足以让后世敬仰。西方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思30岁时与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这部仅23页的小册子，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思想引擎，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进程。这些史实雄辩地证明，学术成就的高低与年龄大小并无必然关联，创造力的迸发从不以工龄长短为前提。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质疑者因闵超研究社会科学而轻视其成就，这种学科偏见比年龄歧视更具危害性。事实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同支撑人类文明前行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马克思早已指出，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只有一门，即历史科学，它既包括自然史（自然科学），也包括人类史（社会科学），二者相互制约、不可分割。
从历史维度看，社会科学的突破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源不仅在于自然科学的落后，更在于社会制度的腐朽和思想观念的僵化。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凭借社会科学的理论武器，剖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探索民族独立的正确道路。
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引，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更不会有新中国的诞生。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言，社会科学的使命在于“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对之道”，这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自然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揭示。
从现实维度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早已成为时代趋势。现代经济学借鉴物理学的分析工具构建边际主义理论，管理学借助生物学的蜂群思维发展自组织理论，环境科学更是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协同攻关，才能破解全球气候变暖的难题。
闵超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为解读社会发展规律、指导社会实践提供了核心方法论。他的研究成果《马克思1848年法国革命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这种理论创新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怎能因其属于社会科学而被轻视？
浙江大学聘用闵超为博导，绝非草率之举，而是基于科学评价体系的理性决策，彰显了一流高校的人才视野。浙大“新百人计划”明确规定，研究员实行6年聘期制，具备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这一制度设计与国际顶尖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接轨。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助理教授即可担任博导，这种“岗位制”而非“头衔制”的博导设置，为青年学者提供了独立开展科研的平台。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的观点切中要害：公众的质疑源于将博导视为“头衔”，而实际上博导本就是“岗位”，关键在于是否具备相应的学术能力。
闵超的学术能力早已通过多重检验：博士论文全优评价是同行专家的认可，权威期刊论文是学术共同体的接纳，多项科研成果奖励是学术水平的佐证。更重要的是，浙大的聘期考核机制为人才选拔加上了“安全阀”，6年聘期内的业绩评估将决定其是否能获得长聘教职，这种“能上能下”的机制远比单纯以年龄论资排辈更科学。
将这样的岗位赋予闵超，既是对其过往成就的肯定，更是对其未来潜力的期许，这种敢于打破年龄桎梏的用人魄力，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所在。
回望人类文明进程，任何一次科学突破都离不开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当年26岁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也曾遭遇质疑；28岁的费孝通撰写《江村经济》时，也有人轻视其年轻资历。但历史最终证明，成就的大小只与智慧、努力和创新精神相关，与年龄无关；学科的价值只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相关，与是否能产生具象发明无关。
在这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打破“年龄崇拜”和“学科偏见”的双重枷锁。浙大聘用26岁的闵超为博导，不仅是对一位青年学者的认可，更是对一种科学人才观的践行——以能力论英雄，以潜力定未来。
那些沉迷于“后台论”、“背景论”的质疑者，不妨放下偏见，看看闵超书桌前堆积的文献，看看他父亲在高空作业车上的辛劳，看看无数像他一样靠努力改变命运的青年学者。
唯有摒弃偏见、尊重事实，才能为青年人才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让更多“闵超们”敢于追梦、勇于突破，为国家的科学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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