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清朝末代皇族的故事，大伙儿听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了。
三岁登基，半生傀儡，一生跌宕，最后成了个普通公民。
这故事够传奇，也够折腾。
但今儿个，咱们不聊他。
咱们聊聊他的亲弟弟，爱新觉罗·溥任。
这溥任的出身，您听了都得咂咂嘴。
亲哥哥是宣统皇帝，亲大伯是光绪皇帝，论起辈分，那位垂帘听政的慈禧老佛爷，是他亲祖母的姐姐，叫一声“姨奶奶”都算是谦虚了。
他爹载沣，当过权倾一时的摄政王。
可以说，溥任这脚底下踩着的，就是晚清最核心的权力圈。
按理说，生在这样的门第，就算王朝塌了，凭着“皇弟”这块金字招牌，怎么着也能活出点不一样的动静来吧？
当溥仪还在做着复辟大梦，跑到东北给日本人当木偶的时候，他却在北京城里，利用王府的空屋子，办起了一所小学，自己当起了孩子王。
您说怪不怪？一个本该锦衣玉食的王爷，怎么就心甘情愿地拿起粉笔，站上了三尺讲台？
1918年，溥任出生在北京后海的醇亲王府。
这时间点，有点尴尬。
因为早在六年前，他哥哥溥仪就已经退位，大清朝亡了。
所以，溥任算是个生在王府，却没有了王朝的“末代王爷”。
他的童年，和哥哥溥仪在紫禁城里的日子完全是两码事。
父亲载沣，这位曾经的摄政王，在辛亥革命后辞去所有职务，彻底过上了隐居生活。
他看透了政治的凶险，整天在家里养花遛鸟，教育孩子们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再惦记什么荣华富贵，老老实实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这种家庭氛围，让溥任从小就对权力没什么兴趣。
他没经历过皇权更迭的剧变，也没在紫禁城的“小朝廷”里待过。
当哥哥溥仪在1924年被赶出紫禁城，搬回醇亲王府时，这个家才算真正团聚。
他不像一些前清遗老遗少，总念叨着恢复祖上的荣光，反而觉得平淡的日子挺好。
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游离在那个“复辟”的梦境之外。
改变溥任对哥哥看法的，是1934年的一次长春之行。
那一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消息传回北京，载沣心里很不是滋味。
自己的儿子，好歹是中国正儿八经的末代皇帝，现在却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他琢磨着得去亲眼看看，就带着十六岁的溥任一起去了长春。
到了伪满洲国的“新京”，溥任看到的场景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哥哥溥仪穿着龙袍，坐在龙椅上，表面上威风八面。
可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周围的日本人监视着。
想说句话，旁边的日本顾问就盯着他。
吃饭睡觉，都有人看着。
这哪是当皇帝，分明就是个提线木偶，一个被关在华丽笼子里的囚徒。
载沣是过来人，一眼就看穿了日本人的把戏。
日本人对他们父子俩倒是很“热情”，不停地劝说载沣留下来辅佐“新国家”。
这话听着好听，实际上就是想把他们也困在这个是非之地。
载沣心里清楚，必须得走。
为了糊弄日本人，他干脆躺在床上一病不起，绝食抗议。
溥任看着父亲用这种方式换取自由，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偷偷给父亲塞点饼干充饥。
几天后，日本人看载沣病得“不轻”，终于批准他们离开。
从长春逃回北京后，溥任好几天都缓不过劲来。
哥哥那虚假的“荣光”和父亲屈辱的“装病”，像两记重锤，彻底砸碎了他对皇族身份可能还存有的最后一丝幻想。
他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绝不碰政治这摊浑水。
回到北京后，日子过得愈发清贫。
但溥任心里踏实，他宁可过清贫日子，也不想活得像个木偶。
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读书上，对外界的纷扰不闻不问。
转眼到了1947年，时局动荡，物价飞涨。
醇亲王府这座曾经辉煌的宅邸，也面临着被国民党政府接管的风险。
与其让房子被没收，不如干点实事。
溥任跟父亲载沣商量，想利用府里一处叫“净业寺”的空置院落，办一所小学。
载沣一听，当即表示支持。
说干就干。父子俩把院子修葺一新，添置了桌椅板凳，买来了课本。
这年秋天，“北京竞业小学”正式开学，二十九岁的溥任，摇身一变成了校长。
这位前朝皇族，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教书先生。
办学不是件容易事。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溥任就给他们减免学费，实在困难的，干脆自己掏钱资助。
为了维持学校运转，他甚至变卖了一些家里的古董字画，换来的钱全用在了学校上。
学生们都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校长，背地里都叫他“金校长”。
后来，他干脆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叫“金友之”。“
爱新觉罗”在满语里是“金子”的意思，“友之”，则代表着与人民为友。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溥任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敬佩的决定。
他主动联系了新政府，将自己苦心经营的竞业小学，连同所有校产，毫无保留地捐献给了国家。
之后，他以一名普通教师的身份，继续在学校里任教，直到1988年退休。
醇亲王府这座巨大的宅邸，也成了他要处理的“家事”。
按理说，守着这座府邸和里面的无数珍宝，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但他想得很明白，这些东西是历史的，是国家的，留给个人反而是个负担。
他作为家族代表，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将王府卖给了国家，随后带着全家搬进了普通的民居。
从此，世上再无“醇亲王府四爷”，只有一个叫金友之的小学老师。
有人问他舍不舍得，他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国家的，我留着也没意义。”
退休后的金友之，并没有闲下来。
他为清史研究贡献了很多第一手的材料，毕竟，他曾是那个时代最后的亲历者之一。
在生活中，他将“低调”和“朴素”贯彻了一生。
他出门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的夹克衫是花30块钱买的处理品，背的包是5块钱从地摊上淘来的。
邻居们只知道这位“金大爷”和蔼可亲，知识渊博，很多人压根不知道他就是末代皇帝的亲弟弟。
日子过得如此清贫，他还时常把自己的工资捐出去，资助贫困学生。
2015年4月10日，金友之在北京家中安详离世，享年九十有七。
他的葬礼办得很简单，来送行的，多是他教过的学生和街坊四邻。
他们口中念叨的，不是“皇弟”溥任，而是那个教了他们一辈子书的，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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