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跟几十年前肯尼迪总统那句豪气干云的“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负”形成了鲜明反差。从“我能扛起整个世界”到“我扛不动了，你们得来帮忙”，这种转变不只是修辞上的变化，更折射出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层调整。
美国对自己的角色想象，经历了一场从“英雄”到“凡人”的转变。在冷战时期和其后一段时间里，美国精英乐于将自己描绘成现代版的阿特拉斯——那位在神话中用头和双手撑起天空的泰坦巨人，强大、坚韧且自愿肩负重任。
这种转变并非凭空而来，它呼应了美国国内一股日益强烈的情绪：许多民众认为美国在海外“管得太宽”、“花钱太多”，而盟友却在“搭便车”。当领导世界从一种道德荣耀变成一笔经济负担时，“阿特拉斯”就想“耸耸肩”了。那么，这种“想卸担子”的念头，背后有什么样的思想支撑呢？
要理解美国当下这种“卸担子”心态，一位俄裔美国作家的思想无法绕过，她就是安·兰德。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在近年来的美国政治 discourse 中频频被提及，甚至被媒体认为影响了一批特朗普时代的政治人物。
兰德描绘了一个极端对立的世界：一边是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发明家（“创造者”），另一边是寄生在他们劳动成果上的政客和索取者（“掠夺者”）。
小说中的“创造者”们最终选择集体“罢工”——也就是“耸耸肩”，甩掉社会强加给他们的不合理负担，任由旧体系崩溃，以期重建一个崇尚理性利己和自由市场的新世界。
书里一个核心桥段是，有人问：如果你看到阿特拉斯用尽力气扛着地球，鲜血直流，膝盖打颤，你该对他说什么？答案是：“耸耸肩。”在这里，“耸肩”不再是消极逃避，而被赋予了一种反抗不公、拒绝被“道德绑架”进行无谓牺牲的正面色彩。
这种思想为“美国优先”、要求盟友分担更多责任的政策提供了某种哲学包装：美国不是不负责，而是拒绝再当那个被“掠夺者”（搭便车的盟友）占便宜的“傻大力士”。
其实，担心自己“扛不动”了的超级大国，美国不是第一个。早在1902年，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就曾把大英帝国形容为“疲惫的泰坦”，在命运的重压下步履蹒跚，并呼吁各殖民地帮忙分担防务责任。
历史学家弗里德伯格专门研究过这段时期，他认为当时的英国就经历了“相对衰落”的焦虑——尽管绝对实力仍强，但已感受到新兴国家（如美国、德国）的赶超压力。有趣的是，弗里德伯格认为，这种焦虑感不一定是坏事。
它可能促使国家进行战略调整，集中资源应对关键挑战。例如英国当年通过与美国修好、与日本结盟，部分转移了战略压力，从而聚焦于主要对手德国。他指出，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这种“衰落论”引发的焦虑，但恰恰是这种危机感避免了国家的“社会倦怠”，使其保持活力与调整能力。
它可能不完全是真的要摆烂不干了，而更像是一种充满危机感的战略动员。它通过对外喊话“我累了，你们得加钱出力”，来测试盟友的忠诚度并转移成本；同时在国内，它也是一种政治动员，凝聚那些对海外干预感到厌倦的选民。
至于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大国，则会密切关注这一转变带来的权力空隙与地区动荡，并调整自己的战略。最终，我们面临的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接力”故事，而是一个进入“共同分担”但摩擦不断、责任界定模糊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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