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遗址概况
大吉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部，西邻菜市口大街，北邻骡马市大街，东邻原米市东胡同，南邻原后兵马街。为配合西城区大吉危改小区项目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于2021年对该项目占地范围实施全面考古勘探，并于2022年实施正式考古发掘。
△ 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大吉遗址文化层堆积可分5层，地层堆积关系清晰，遗迹丰富，共发现包括水井、灰坑和窑址在内的文化遗迹121处。不同遗迹间鲜有叠压打破关系，灰坑间的打破关系繁多。根据地层层位关系及遗迹、遗物特征可把大吉遗址分为四个时期：第5层下遗迹为唐代遗存，第4层下遗迹为辽金遗存，第3层下遗迹为元代遗存，第2层下遗迹为明清遗存。
△ 地层关系示意图
二
水井的年代与性质
大吉遗址共发掘水井33眼，均为圆形土圹砖砌井圈式，采用汉代以来的营造方法，即先开挖圆形土圹，在土圹内用青砖垒砌圆形井圈，井圈与土圹间用黄褐色花土填实。
第5层下开口水井13眼，形制相同，与成都市金牛区唐—五代水井等形制相近，为唐代常见形制。用砖均为泥质青灰色，单平面模印绳纹，形制与北京房山窦店镇M5、M6等唐代墓葬用砖相近，为北京地区唐代常见青砖类型。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瓷器、蚌器、铜钗、开元通宝等，器表多施黄釉是这批器物的典型特征，形制多具有明显的唐中晚期风格，个别器物时代可延至唐末。综合以上信息，可判断第5层下开口的这批水井的修建年代不早于唐代。结合井内遗物等特征，可判断这批水井均为饮用水井。
△ J3及其井壁砌砖
第4层下开口水井6眼，形制相同，与北京通州区武夷花园二期辽金至清代水井等形制相近，为北京地区辽金至明清时期习见形制。出土遗物与第5层下的形制明显不同，即黄釉器物锐减，白釉器物明显增多，器形有盆、罐、瓶、围棋子、骰子、铜钱等物，形制具有北京地区辽金文化特征。结合地层关系及井内出土至道通宝、景德通宝、祥符元宝、皇宋通宝、元丰通宝铜钱等信息，可判断这批水井的修建年代不早于唐代，延续使用至辽金时期。结合井内遗物等特征，可判断这批水井均为饮用水井。
△ J11及其出土的石井圈
第3层下开口水井10眼，形制相同。出土遗物有陶盆、黑釉瓷罐、青釉高足杯、钧瓷碗、骨簪、铁器等，瓷器较第4层下出土器物新增豆青釉、钧瓷，器物形制具有北京地区元代文化特征。综合地层关系等信息，可判断这批水井的修建年代不早于辽金时期，延续使用至元代。结合井内遗物等特征，可判断这批水井均为饮用水井。
△ J22及其出土的石井圈
第2层下开口水井4眼，形制相同。均有遗物出土，有陶盆、陶罐、陶杯、白瓷碗、青花瓷碗、青花瓷盘、带系瓷罐等，青花瓷器数量急剧增加是本层器物的明显特征，器物形制均具有明清时期文化特征。综合地层关系等信息，可判断这批水井的修建年代不早于元代，延续使用至明清时期。结合井内遗物等特征，可判断这批水井均为饮用水井。
△ J25
三
灰坑的年代与性质
大吉遗址共发掘灰坑86座，其中圆形6座，椭圆形28座，弧角长方形21座，不规则31座。圆形、椭圆形、长方形灰坑均较规整，壁、底加工状况良好，结合坑内堆积等迹象判断这部分灰坑可能原为窖藏，废弃后堆入垃圾；不规则形灰坑壁、底粗糙，坑内堆积均为生活垃圾或淤积土，判断这类灰坑为垃圾坑或自然坑。
第5层下开口的灰坑有6座，仅存在一组打破关系。出土遗物有泥质灰陶盆、陶钵、陶豆、黄釉陶罐、黄釉瓷罐、黑釉瓷罐、黄釉瓷瓶等，与第5层下水井出土器物形制特征相近，具有唐代文化特征。综合地层关系等信息，可判断这6座灰坑时代为唐代。
△ 唐代釉陶罐（H4:1）；唐代陶盏（H4:2）
第4层下开口的灰坑25座，存在5组打破关系。出土遗物有陶盆、陶瓦当、瓷碗、瓷盘、瓷罐、三彩俑等，形制与第4层下水井出土器物相近。综合地层关系、遗迹打破关系等信息，可判断部分灰坑时代为辽代，部分灰坑时代为金代，其余的不能确定其确切年代，只能大致判断为辽金时期。
△ 辽代陶钵（H1:1）；辽代陶盆（H1:2）
第3层下开口的灰坑13座，存在打破关系的仅两组。出土遗物有瓷盏、黑瓷罐、瓷炉等，形制与第3层下水井出土器物相近，具有元代文化特征。综合地层关系等信息，可判断这13座灰坑时代为元代。
△ 元代瓷盏（H39:1）
第2层下开口的灰坑42座，该层灰坑间存在打破关系的可归纳为17组。出土遗物有陶盆、陶杯、白瓷碗、青花瓷碗、青花瓷盘、有系瓷罐等，青花瓷器数量急剧增加是本层器物的明显特征，青花内容有“缠枝花卉”“拆枝花卉”“麒麟”“绣球”和“松、竹、梅”纹等，部分瓷碗底部还绘有青花“大明年造”“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等款识，均具有明清时期文化特征。
△ 明代瓷盘（H19:2）
四
唐代至清代北京城的变迁
水井、灰坑多是大吉遗址的显著特点。水井、灰坑是判断一个区域人口密度和人类活动频繁程度的重要依据，水井、灰坑的多寡更替，折射出了该区域兴衰更迭的历史场景。
唐代，大吉遗址位于幽州城外东侧，遗址发现唐代水井13眼、灰坑6座，彰显出唐代此处人口十分密集、人类活动相当频繁。唐代幽州城与蒙古及东北地区接壤，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区，人口内迁，大量人口流入幽州城内，发掘情况与文献记载“唐天宝年间，北京地区的人口接近48万人”这一历史背景相符。
辽代，大吉遗址位于辽南京城外东侧，遗址发现辽金时期水井6眼、灰坑25座，相比唐代数量锐减，这与唐末唐势式微、战乱频繁，以及契丹民族迅速崛起，大量劫掠人口至塞外，北京地区人口锐减、仅余约10万人的历史背景相符。
金代，大吉遗址位于金中都的东隅、施仁门街与宣曜门街之间，遗址发现可以确定为金代的遗迹仅有炼铁炉Y1和J6、部分灰坑等少量遗迹，这一情况说明金代该地人口居住数量相对较少。
元代，大吉遗址位于元大都城外南侧，遗址发现元代水井9眼、灰坑13座。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诏改燕京为中都，后改元大都，元大都城建立后，元世祖令居民迁入大都新城，此后元大都人口不断增加，成为全国第一大城市。而发掘的较多水井也说明元代该地居住人口相对较多，大量人口在此生产生活。
明清时期，大吉遗址位于明清城西南隅，遗址发现明清水井5眼、灰坑42座。因元末战乱，北京城人口锐减，后为了控制全国政局，方便抗击蒙古人的南侵等，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城，北京城也成为明清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因而在北京城居住生活的人口也逐渐增多。从发掘的较多灰坑及水井也能反映出明清时期在北京城有大量人口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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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大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ISBN 978-7-03-081549-1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编
张智勇 著
定价：298元
本文由王蕾、王国洪，摘编自《西城大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一章、第四章，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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