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国按下手机屏幕上的还贷提醒，指尖在“确认支付”的悬浮窗上停顿了三秒。这个月的数字比上个月又少了372元——利率下调了。
他关掉手机，看向窗外。清晨六点的城市正在苏醒，对面的“金色家园”三期工地上，塔吊已经开始转动。三年前，他和妻子站在那个还在打地基的售楼处门口，排了七个小时队，签下了这套房子。
“爸，我上学要迟到了。”
女儿林小雨背着书包站在门口，校服的袖子短了一截——她已经半年没有新衣服了。
“马上。”林建国抓起公文包，最后看了眼客厅墙上挂着的“乔迁之喜”十字绣，那是岳母三年前送的。红色的“福”字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刺眼。
2019年的冬天，林建国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他是本地一家中型企业的中层，年薪四十万。妻子苏慧是小学教师，月入八千。女儿小雨刚升初中，成绩优异。
“咱们该换房子了。”苏慧看着同学家长群里的消息，“小雨的同学都搬去新区了，那里的学区更好。”
他们当时住在老城区一套90平的两居室，市值约180万。看了三个月房后，他们锁定了“未来城”楼盘——新区重点学区，地铁规划口，开发商的宣传册上印着“城市新中心，资产永增值”。
开盘价：每平四万二。最小的户型118平，总价496万。
“太贵了。”林建国摇头。
“隔壁王姐家上个月买了，现在每平已经涨了两千。”苏慧翻出手机里的计算器，“我们把现在的房子卖了，能得180万。首付三成150万，咱们还差30万，找我爸妈借点。”
“月供呢？”
“两万左右。你工资三万，我八千，咱们节俭点，没问题。”
销售顾问小张适时地补了一句：“林哥，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明年地铁一通，价格至少再涨30%。”
那天晚上，林建国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高楼俯瞰城市，所有人都仰头看他。醒来后，他签了购房合同。
2020年，疫情来了。林建国的公司业务萎缩，他的年薪从四十万降到二十五万。但他并不太担心——“未来城”的价格确实涨了，每平突破了五万。他们的房子账面价值已经接近600万。
“你看，我说的对吧？”苏慧得意地说，“这才一年，我们就赚了一百万。”
他们开始规划装修，选最好的材料，订最贵的家具。林建国甚至考虑换辆车——反正资产在增值。
2021年，调控政策来了。
一开始只是轻微的波动，每平降了一两千。开发商开始搞促销，“送车位”“送装修”。老业主们去售楼处维权，拉横幅，最后不了了之。
真正崩溃从2022年开始。
地铁规划改了，站点离小区两公里；承诺的重点分校变成了普通分校；新区的大量新房源入市，价格战开始了。
每平四万、三万五、三万、两万八......
林建国每天都会刷房产APP，看着那个数字一点点往下掉，像是看着自己的血一点点流干。
“林建国，来我办公室一下。”
2023年春天，经理的表情让林建国有了不好的预感。
“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总部决定裁撤整个市场部。”经理递过一个信封，“这是补偿方案，N+1，你签个字吧。”
20年的职业生涯，装在一个薄薄的信封里。
走出公司大楼时，林建国抬头看了看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下不下来的样子。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没有告诉苏慧实情。他照常“下班”回家，照常吃饭，照常检查女儿的作业。直到深夜，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对面楼里稀疏的灯光，才允许自己流了一滴眼泪。
只有一滴。
苏慧是三个月后才知道的。那时林建国已经用光了所有存款，开始透支信用卡还房贷。
“你为什么不说？”苏慧的声音在颤抖。
“说了有什么用？”林建国盯着天花板，“你会让我卖房吗？”
“卖房？现在卖？你知道现在什么价吗？挂牌280万都没人问！我们买的时候加上税和装修，将近550万！”
“那就断供。”林建国平静地说出那个词。
“断供？”苏慧像是听到了最荒唐的笑话，“那我们这三年付的一百多万月供呢？我们的首付呢？我们借的钱呢？小雨以后怎么办？”
争吵持续到凌晨。最后两人都沉默了，只剩窗外偶尔经过的车灯，在天花板上划过一道道光痕，像是指向某个他们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林建国开始找工作。45岁，前中层管理，在就业市场上是个尴尬的存在。
他去面试过外卖站点调度，对方嫌他年纪大；去应聘过网约车司机，但需要先交两万押金；他甚至联系过之前的下属，现在已经是另一家公司的主管，对方委婉地说：“林哥，现在年轻人便宜又好用。”
最后，他在一家仓储物流中心找到了夜班分拣员的工作。时薪22元，每晚工作8小时，一周六天。一个月能挣四千左右。
白天他睡觉，下午四点起床，给女儿做晚饭，然后去上班。苏慧接了两份家教，每晚奔波于不同的小区。他们像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在这个曾经承载着他们所有梦想的房子里擦肩而过。
2024年冬天，最冷的那天，林建国接到了银行的正式通知函。
由于连续逾期六个月，银行将启动法律程序，申请拍卖房产。
那天晚上，他提前请了假，去学校接女儿。小雨已经高一了，个子快赶上他了，但更瘦了，校服空荡荡的。
“爸，你怎么来了？”
“今天下班早。”林建国接过女儿的书包，“想吃什么？爸请你。”
他们去了小雨小时候最爱去的馄饨店。店里没什么变化，只是价目表上的数字都加了1。
“爸，我们家是不是要没房子了？”小雨突然问。
林建国手里的勺子掉进碗里，溅起几滴汤。
“你听谁说的？”
“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到了。”小雨低头搅拌着馄饨，“我们班陈浩家也是这样，他们上个月搬回老家了。”
林建国看着女儿，忽然发现她眼角有了细小的纹路——那不是这个年纪该有的。
“小雨，爸爸对不起你。”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小雨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清澈，“房子很重要吗？比我们还重要吗？”
那天晚上，林建国做了决定。
拍卖会比林建国想象的要冷清。偌大的会议室里，只有七八个人，大部分是中介和投资客。
他们的房子起拍价：135万。
“136万。”第一个举牌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
“138万。”
“140万。”
数字缓慢地爬升，像垂死病人的心跳。林建国坐在最后一排，苏慧紧紧握着他的手，两人的手心都是汗。
“158万一次，158万两次......”
“160万。”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
拍卖师落槌。
扣除银行贷款、利息、违约金和各种费用后，林建国收到了一张余额为12万7千4百元的银行卡。
走出法院时，阳光刺眼。林建国眯起眼睛，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三年前，他也是其中一员，以为自己在往上走。
“现在去哪？”苏慧问。
“先租个房子吧。”林建国说，“我看了个老小区的一居室，月租两千。”
“小雨马上高二了，需要独立空间。”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
他们沿着街道慢慢走，影子拖得很长。经过“未来城”小区时，林建国没有抬头。他知道那些阳台上可能有人在看，那些和他们一样的，被困在纸房子里的人。
三个月后，林建国在物流中心被提拔为小组长，月薪涨到五千。苏慧通过考核，成了学校的年级主任，收入略有增加。
他们在老城区租了一套60平的两居室，月租三千。小雨把她的房间布置得很温馨，墙上贴满了奖状。
一个周末的晚上，小雨在书桌前写作业，苏慧在批改试卷，林建国在看物流报表。厨房里炖着排骨汤，香气飘满小小的屋子。
“爸，妈。”小雨突然转过头，“我以后不买房，可以吗？”
林建国和苏慧对视一眼。
“为什么这么问？”苏慧轻声说。
“我们老师说，他们那一代人被房子绑架了。”小雨认真地说，“我不想被绑架。我想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
林建国放下报表，走到女儿身边，摸了摸她的头。
“好。”他说，“不买。”
窗外，城市的灯火依旧璀璨。那些高楼大厦依然矗立，像一座座纪念碑，纪念着一个时代的疯狂与梦想。
而在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一个家庭正在学习如何在没有纪念碑的土地上，重新生长。
夜深了，林建国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三年前的那个梦。梦里他站在高楼之巅，众人仰望。
现在他明白了，那些仰望的目光里，不是羡慕，而是警示。
他翻了个身，握住苏慧的手。妻子的手粗糙了许多，但温暖如初。
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而他们将学会在阳光下，而不是在阴影里，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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