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2亿多越南盾（约合人民币5.4万元）的积蓄回国三年后，33岁的青竹（Thanh Trúc，来自永隆省Vĩnh Long）却再次决定出国务工，只因“在家乡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
“我没想到回来之后，生活会如此不稳定。”她说。
2016年，青竹在一家理发店当学徒，月收入仅500多万越南盾（约1340元人民币）。随着父母年迈、家庭经济压力增大，她向银行贷款，办理手续赴日本以“技能实习生”身份工作。
在爱知县（Aichi），她在一家零部件工厂打工。凭借勤恳加班，加上当时日元汇率较高，每月她能存下约15–16万日元（ 约合3000万至3200万越南盾 ），扣除开销后，还能寄回家2000万越南盾（约5362元人民币）。仅半年，她就还清了全部贷款。
2025年8月，胡志明市永禄A乡Dony服装厂的工人们
2019年底，合同期满，青竹带着2亿多越南盾回国。她原以为这笔钱足以翻修老屋，并开一家美甲店，重拾旧业。
但现实远不如想象。头三个月，她跑遍家附近所有美容店求职，却屡屡被拒。在日本三年的体力劳动，让她与本土美发技术严重脱节——发型潮流、设备更新、连最基础的凝胶甲款式都已大不相同。若想重新入行，她需再花数千万越南盾报班学习，而店主们更倾向雇用年轻学徒。
积蓄日渐缩水，青竹不敢冒险将全部资金投入创业。她离开家乡，前往胡志明市（TP HCM）新顺东坊（phường Tân Thuận Đông），应聘进入一家日资包装公司当工人，希望外语能力能成优势。尽管她努力加班，月薪1100多万越南盾（约2942元人民币）仍远低于在日本的收入。
“工作繁重，经常要搬运十几公斤的货物，每每对比在日本的日子，心里难免失落。”她坦言。
2023年底，看不到出路的青竹辞职，报名“特定技能2号”签证，准备第二次赴日务工。
青竹的经历并非个例。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一份报告显示，越南技能实习生回国后成功就业的比例仅为26.7%。即便手握3–5亿越南盾（约8万–13.4万元人民币）的积蓄，多数人仍难以找到方向。
国际劳工组织（ILO）与国际移民组织（IOM）的另一项研究指出，近44%的返国劳工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困难。部分地方调查显示，其生计脆弱性高，亟需针对性的返乡支持政策。
拥有10年外派经验的向日葵教育培训机构（Công ty TNHH Giáo dục - Đào tạo Hoa Hướng Dương）总经理黎红芳（Lê Hồng Phương）指出，越南劳工回国常面临三大“冲击”：
第一是收入与技能落差。越南普通工人月薪仅800万–1000万越南盾（约2140–2675元），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心理难以接受。且日本工厂流水线经验难以转化为本地办公室或专业技术岗位所需能力。
第二是心理压力。“从国外回来”的身份带来“必须成功、必须有钱”的社会期待，尤其在偏远地区，就业机会本就稀少，更易陷入焦虑。
第三是创业风险。不少人倾尽积蓄开餐饮店、买网约车、甚至投资理财，却因缺乏知识而血本无归。黎红芳曾目睹一名劳工带10亿越南盾（约27万元）回国开电动车店，短短数月倒闭，只得重返日本打工。
30岁的河内（Hà Nội）夫妻潘文成（Phan Văn Thành）便是典型案例。他们在日本打工6年，攒下4亿多越南盾（约10.7万元），2023年中回国，决心“不再给人打工”。
见餐饮与美容行业饱和，他们转而学习婚礼花艺与礼盒制作，投入1亿越南盾（约2.7万元）购买工具。“但越做越吃力，根本看不到利润。”潘文成说。
为补贴家用，他只好买车加入网约车平台。积蓄耗尽，夫妻俩多次深夜商量是否关店、再赴日本。直到第二年，生意才稍有起色。“但比起在日本的日子，现在的生活依然辛苦得多。”他说。
为避免此类困境，黎红芳建议劳工应具备5–10年的长远规划，而非只看短期收益。在出国前或海外期间，就应积累可在越南应用的技能或证书。
她同时强调，劳务中介企业也需承担透明告知责任，详细说明工作内容、合作方及职业发展路径，帮助劳工做出理性选择。否则，许多人回国后只能从零开始，既浪费时间，又损耗积蓄与经验。
现实中，因准备不足，约60%–70%的返国劳工最终萌生重返日本的念头，再次踏上谋生循环。
“若从一开始就做好心理与技能准备，回国后的‘失重感’就能大大减轻。”黎红芳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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