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静 王开智
初见宋遂良，第一印象是这位92岁老人身体真好！他刚刚独自完成了一趟回乡之旅，同样让人意外的是，他竟然爱喝凉白开、饮料。他腰板挺直，眼神清亮，是个帅气的“老头”！
约访之初，宋遂良在电话里直言“已经没什么好讲的了”，还特地发来一段文字，讲述自己“不过是被时代推着走”。但他十分包容，答应我们前去采访，并提醒，“你们不要失望就好。”
我想知道，这样一位经历风浪的大学者，究竟如何思考人生命运的？为何众人提起他，总绕不开“通透”二字？他的成就之外，与当下年轻人又能产生什么联结？我想理解他身上的标签，更想触碰标签以外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背后的环境与时代印记。
我从网上淘了他的书，搜集了他的资料，结合前辈记者的采访回忆，拼凑起他的治学特点和处世态度。尽管他的资料相当庞杂，但我仍担心对他了解得不够。
如约登门时，宋遂良早已写好一幅字：“江清秋月白，心静沙鸥知。”这幅字如今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让人倍感珍惜。
说实话，采访前，我有些顾虑。他是否如今已经不愿多聊，92岁老人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我们多拍多采。没想到，一聊便是两个多小时，言犹未尽，意犹未尽。
与宋遂良对话，无需仰望。他思维清晰，耳聪目明，语调平缓，聊到尽兴处会讲起过往不常提起的趣事，十分亲和。采访过程中也产生了对他的第二重印象——爱讲真话。
谈人生经历，他不避讳讲最难熬日子里内心的挣扎；
谈文学成就，他坦然剖析自己的“弱点”；
谈人生兴趣，他也不介意“明星教授”“足球教授”这些标签；
连人生态度，他不说教，反而抛出一句“可能要打击你的话。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的。”见我们微怔，他又补充道，“这绝不是消极的。有了这个观念以后，你会获得精神自由，不会把得失看得那么重，自己也就解脱出来了。”
我追问他一生所求，他回答：简单、快乐。“从世俗来讲，追求过好日子。人要有两个力量支撑自己，求知，求爱。两个方面能满足，人生就很丰富。”他常告诉学生们，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要保持自身愉快、精神定力和营养。正如罗素所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
最令人感慨的是，采访过程中，他像一位忘年交，关心我们的喜好与工作，给出中肯的人生建议，甚至真诚提醒，担心你的人生太平顺，是否会觉得平淡，精神上的冲击、意志上的敲打不够，担心你能否经得起磋磨。
作为记者，我们是幸运的，得以走出方寸天地，遇见很多人，能记录小人物的悲欢，也能书写大学者的命运，从而洞见更广阔的世界与更厚重的历史。
宋遂良说自己是“时代的过客”。谈起与《齐鲁晚报》的渊源，他曾在1987年就建议济南办一份晚报。不久，《齐鲁晚报》于1988年1月1日创刊。后来，他在晚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宋遂良感慨：“晚报要保持，成为历史的记录。这些年，纸媒在退化，不过你们坚持做事是有意义的，你们今天留下的是时代的历史。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客，没有什么永恒的长久的。”
他也说自己是“年轻人的过客”。聊起与年轻人交往的原则，他说，一是讲真话，不管对错，没必要讲假话。二是要自由，不必为以后的交往有负担。“人生不就是这样，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这些话十分沉重，以至于采访结束后很多天，犹在耳边。
其实，写稿时很痛苦。和宋遂良沟通最大的考验不是年龄，而是如何真正理解他。他谈的是大社会、大问题，精神求索从未停歇。我一度担心所写内容与他内心所思所想是否一致，反复回想采访过程中的细节，反复琢磨旁人对他的评价。
稿件发给宋遂良，他回复：“刚才我又看了一遍你写的文字，觉得你写的是所有采访和评论我的文章中最符合我的心愿符合我的真实情况的一篇，再次表示感谢。”
这样一位有大智慧的可爱的“老头”，又怎会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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