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彦：《人间广厦》以分房百态叩问身心栖居用悲悯情怀书写人间烟火|人间广厦|人间烟火|分房|博尔赫斯|小说|文学

作者简介

陈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获“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2015中国好书”，2017年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陈彦西京三部曲》，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说秦腔》等著作。

日前，茅盾文学奖得主、陕西籍作家陈彦最新长篇小说《人间广厦》出版发行。这部以单位分房为切入点的作品，源自陈彦数十年亲身经历的生活沉淀，既勾勒出“优惠房”“房改房”时代里的人性博弈与荒诞悲喜，更通过充满温度的主角满庭芳，传递着悲悯包容的处世之道。小说中地上分房风波与地下考古叙事交织，既有跨作品的人物互文，也藏着对安居与精神栖居的永恒追问，延续了作者扎根本土、书写民间的创作底色。

12月15日，陈彦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深度解读《人间广厦》的创作初心与文学内核。

记者：您可以为读者先介绍下《人间广厦》的创作背景吗？

陈彦：这部小说开始一直叫《分房》，一目了然，其实就是单位分房的事。经历过的人，都是懂的。自分房改革后，虽然平顺了一段时间，但在住房的货币化、商品化、社会化进程中，低于市场价格的分配，还是持续存在着。“优惠房”“房改房”“成本价”等说辞，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没有完全退出。因此，分房便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很重大的一个现实问题。分配过程，有时甚至天然具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我工作几十年，亲身经历过很多次分房，有时置身其中，翘首期待；有时会超然世外，不在分房之列；有时可就被架在火上，成为手里握着名单的人。总之，提起分房，似乎人人都有俄罗斯套娃一般的故事，层层叠叠，言说不尽，且都妙趣横生，但也终归是荒诞而悲凉的。

记者：小说中的主角——西京文化艺术院院长满庭芳，您在塑造这个人物角色时，有没有加入自己影子？您怎么评价这个角色呢？

陈彦：这是虚构的小说，满庭芳自然也是虚构的人物。当然，每个作家的创作，肯定都会打上作家的烙印，但作家笔下的人物，一定是全面加工了的形象。尤其满庭芳，是寄托了我对现实生活无限热情的一个人物，我希望他充满人性温度，悲悯情怀，豁达胸襟。我尤其希望他能贴着大地行走，而不是悬浮高阁，做心冷如铁的“秤砣”。社会太需要爱，需要包容，需要理解，需要搀扶，如果都是生撅撅、凉冰冰、硬碰硬地管理、相处，会积怨日深，甚或小事聚大。基层管理者需要情怀、需要温度、需要爱怜，需要将心比心。满庭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生命温度的人物。

记者：分房事件中，满庭芳人生至暗时刻莫过于陈霸先去世，继而陈继祖跳窗，他无助、无奈地在院子里暴走那段。您还记得当时写这段的心情吗？

陈彦：只有小单位，没有小事情。有些事对于单位可能属于正常，但对于个人，就是超常，甚至天塌地陷。我曾经经历过类似事情，有时整夜睡不着，吃三四粒助眠药也睡不着，单位其他参与处理后事的同志同样睡不着。他们有时甚至比我还犯难，因为他们在一线面对面“谈判”，冲突、过激行为随时会发生。但抽丝剥茧，也总会有解决办法的。这个办法就是人道、悲悯与同理心。有时一件事会磨过半月、一月都无解，你不仅会失眠，也会去暴走，甚至情绪很低落，问自己干嘛要干这事情，真“不如回家卖红薯”去。但你只要用“心”去做，最后也都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间广厦》中的陈霸先、陈继祖都是虚构人物，我写他们时，情感是复杂的，也是悲欣交集的。

记者：故事里每个人物角色都极其鲜活，他们的故事是大众的缩影，您在里面并没有刻意塑造坏人。您在塑造人物角色时，包括命运走向，有没有哪些是中途更改的？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陈彦：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即使坏，也会有好的时候。文学需要塑造恶棍形象，就像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但那里面的很多“恶棍”也十分“忠勇”“义气”，就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和立场去看了。大奸大恶，大忠大善，一般都是历史和文学艺术“打扮”过的人物。文学还是应该塑造更加立体真实的形象，从而让读者去“品味”人生，体察世相。比如在写《星空与半棵树》时，我就故意把孙铁锤这个人物写得很恶，开始还有几笔对于他的“善”的勾勒，最后自己气得也把这几笔“善”给删掉了。何必呢？文学是应该有对善与恶的裁量权的，这是作家唯一的权利。在《人间广厦》写作过程中，许多人物的“走向”都是改写过的。有的是职业，有的是生死，有的是最后的“出路”，他们会随着性格逻辑加以转换，当然，也会随着我对生活的“参悟”而将他们改得面目全非。

记者：忆秦娥这个人物在这本书中也有，是为了和之前的作品保持一种天然联系吗？

陈彦：是的，我的六部长篇小说和以前的戏剧，都有一定的互文关系，他们会在不同的作品中持续出现，忆秦娥从《主角》出场，到《喜剧》《星空与半棵树》，再到《人间广厦》，都有露面。而《装台》中的刁顺子，又在《主角》《喜剧》《星空与半棵树》《人间广厦》中反复出场。第一部长篇，也是舞台剧《西京故事》里的人物，更在此后五部长篇里都出现过。

我是想有一种自己创作的“整体观”。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十分有限的，如何在有限中延伸无限，恰恰是一些我所塑造的人物，能够去拓展这种可能性。这些人物有的在另一部作品中“平滑”，有的性格还在发展，总之，我会将他们带进我以后的作品里，让他们来完善我的文学生命之“场”。当然，得符合故事与人物性格逻辑性。

记者：《星空与半棵树》中穿插了很多天文知识，《人间广厦》则写了很多考古事件，是因为您本人对考古比较感兴趣吗？

陈彦：我对世界充满好奇，凡是不知道不懂得的事，都想学习一点、了解一点。但都是一知半解，充其量也就是“以管窥天”而已。天文学与考古学都是大学问，正因为大，我才觉得对于文学有意义。

写《星空与半棵树》那阵儿，我不仅搜肠刮肚地挤压那点素有的天文爱好知识，也多次到各类天文馆去向天文学家请教学习，总算获得了一方“坐井观天”的井口吧。而考古学在西安，那就是一门显学。我只恨接触太晚，而错失了很多与文学有益的滋补。文学是不能闭门造车的，如果永远就是几个文学家朋友在那里热火朝天地生活着、切磋着、展望着，是与文学本质相背离的。文学是大地之学，开放式“走读”是文学的最好样式。

记者：满三秋是《人间广厦》人物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她身上有着小孩子的叛逆、任性，也有对爱情的执着与惶恐。如果现实中，曹子建不是盗墓的，您会支持他们的感情吗？您对当代年轻人的婚嫁观有什么建议？

陈彦：这是一个大题目，应该由当代年轻人来回答。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很个人的事情，作为父母辈，我想每个人都是希望他们幸福的。我以为，只要幸福，有喜欢的事可干，再有人彼此呵护、关照着，平平安安的，就是很好的人生了。

在《人间广厦》里，满庭芳的女儿一切几乎都没有按他的思路来，他希望孩子继承他的“衣钵”，也搞点文化研究、文艺创作之类的事，结果女儿被姥爷“撺掇”去发掘古墓了，这是满庭芳最不愿看到的事，因为妻子赵一秋就是考古专业，几乎顾不上家，把自己活成了“女汉子”，再将女儿满三秋也弄去“挖墓”，家里“几乎没日子”了。既然孩子喜欢，满庭芳也只能被动接受。谁知孩子又恋爱了一个开“裤带面馆”的曹子建，该曹竟然是一流大学的高才生，对历史与考古研究都“躬耕颇深”，却偏就喜欢卖一碗裤带面，大有老庄、陶渊明之风范，这下就热闹了。满庭芳想着孩子觉得幸福就行，谁知曹子建却是一个技术段位很高的盗墓贼。

悲喜剧在分房闹剧中紧锣密鼓，有关知识、地位、欲望、价值的戏码就泥沙俱下、混沌而至了。婚姻观永远都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观念，它是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精密仪器”，你得自己调试，自己把握刻度。是不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穿的那双鞋很关键。我觉得，无论如何，这双鞋还是要找的，只要找，相信也一定是会有的。

记者：您在后记中提到近代俄国、拉美地区的文学艺术家，正是因为扎根本土才能创作出那么多杰出作品。这和现在提倡的“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是一致的。您认为一个好的作家除了在生活中汲取丰厚的素材外，还应有哪些积累？

陈彦：每个作家的特质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能摸索那些“大概率”事件。俄国文学艺术在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就是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别林斯基那代人，还有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他们都是因为在学习模仿欧洲，尤其是法国、意大利文化后，开启了俄国本土文化与精神内核的钻探，最终征服了全世界。

拉美文学的“爆炸”现象也一样，是经过了殖民统治、西方文化植入，在“被切开的血管”中，看到了自我“救赎”的必要，从而开启了拉美文化的“内窥”与“拨亮”。他们在寻求“拉丁美洲的面孔和思想”，从而诞生了像马尔克斯、帕斯、略萨、聂鲁达、博尔赫斯、卡彭铁尔等一批文学巨匠。他们在缝合拉丁美洲被殖民者切开的“血管”，让拉丁美洲的“民间”，成为进入“庙堂”文学的元素与基因，最终成就了不同于世界任何一种类型的拉美文学。

中国历史更加厚重，民间更加丰沃，当代文学也自然更有形成独特世界风貌的可能性。我们既要向外求，学习须臾不可或缺，也要向内求，向内在传统求，向民间求，因为民间存在着更加鲜活的生命体。他们在乡村，也在都市，文学正是书写这些鲜活生命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