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左希
责编 |丽俊
题图 |《乐队的夏天2》
三里屯的白天并不喧闹。
咖啡店的音乐比人声更早响起，商住楼的窗户彼此对望，白色的灯光常年不换色温。
李岩的音乐教室在三楼。
推门进去，是几间隔音并不算好的乐器房，一排被反复挪动过的谱架，一只靠墙放着的音箱。地上偶尔散着几根导线，他自己也记不清是哪一次排练后忘了收。
学生来得并不固定。有时临时请假，有时干脆失联。每少一节课，他都会在心里默默算一遍账。
没有学生的时候，他一个人待着。音箱开得很低，怕吵到隔壁，也像是怕被听见。随手拨几下琴弦，弹唱一首不完整的歌。
1、与民同乐
夜里十一点多，三里屯SOHO的灯还没完全暗下来。楼下酒吧的音乐隔着窗子传上来，被玻璃削掉了一半低频，听上去像是一直没调好的背景音。
李岩坐在三层一间并不大的房间里，黑色卫衣套在身上，电暖器没开。他把电动车的电池拎进屋，靠在墙角，又下意识地检查了一眼门锁。这是他每天都会重复的动作。
地上放着一桶桶装水。他撕开一小包速溶咖啡粉，用水呲开，尝了一口，点点头，说这样就行。“其实就是一杯咖啡。”他说，“别指望它解决什么。”
这间屋子白天是音乐教室，晚上是他的生活空间。地上散着几根线缆，墙边靠着吉他和音箱，没有多余装饰。唯一显眼的是一块白板，上面写着学生的名字和上课时间，有的名字被划掉了。
前一天晚上，一个学生发来消息，说发烧了，第二天的两节课来不了。一节一个半小时，三百块钱。那天原本排得满满的课表，一下子空出来。他盯着白板看了一会儿，没说话。
“教培就是这样。”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带情绪，像是在描述天气。
手机放在桌角，屏幕偶尔亮起，是视频号后台的提示。两周前，他发了一条自拍，说自己是“北漂破产教培人”。播放量一路往上，总播放量破了百万。留言里有人认出他。“这不是《乐队的夏天》那个吗？”“好家伙，在这儿看到他。”
李岩看这些留言时，有点愣神。五年前，他站在综艺舞台上，自我介绍时说了一句：“我们是一支传奇的摇滚乐队。”那两个字——传奇——在现场炸开了。
主持人马东愣了一下，观众笑了，镜头切到后台，队友也在笑。有人觉得他不知分寸，有人觉得他天真得过分。后来他即兴说唱了一段“与民同乐”，全场再次哄笑。
那一刻，他不觉得难堪。“我当时是真这么觉得的。”他说， “觉得好玩，也觉得理所当然。”
现在，“与民同乐”成了他音乐教室的名字。贴在门口，很小一行字。有时候学生进来，会多看一眼，但很少有人问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晚上没课的时候，他会坐在房间里练琴。音量不敢开大。他弹得很慢，有时只是反复一个和弦。窗外的霓虹灯闪了一下，又暗下去。
有那么一瞬间，他会突然想起小时候的藁城：冬天的铁轨，工厂的烟囱，街边音响店里漏出来的流行歌。任贤齐的声音在空气里反复响起——“你总是心太软”，尾音被拖得很长。那些旋律一出现，他就知道自己来自哪里。
现在，他更习惯用另一种方式介绍自己。“我就是个教培老师。”“老板是我，员工也是我。”
房租还有几个月到期。网贷分了几笔，每个月要还。钱不够的时候，他也想过借，但开口这件事，总是要反复掂量。
有一天，他全身上下只剩一千块钱，离交房租还差九千五。他给两个熟悉的家长发消息，说差笔钱，可以打欠条，也可以转成课时费。
对方都说，不用欠条。
2、第一次被劝退
那一刻，李岩忽然有一种说不清的迟疑。这种迟疑，他并不陌生。
很多年前，他学会的，就是在关系里别把事弄大，别让自己变成需要被处理的那个人。那一年，他还在藁城上小学。
藁城的冬天带着铁味。那是一种混合着铁轨、铁屑和工厂烟囱的气味。李岩家附近有一个火车站，火车开过时，地面会轻微震动。他站得远远的，看车厢一节节滑过去，像一条发出轰鸣的长蛇，往藁城之外钻。
他偶尔跟着父母坐火车进石家庄。火车站附近有个报刊亭，二伯在那里守摊。九十年代的报刊亭像城乡间的流行文化中转站：杂志封面是颜色饱满的明星，字很大，一眼就能看见更远的生活。李岩第一次站在报刊亭前，觉得那地方时尚得像纽约。
相比之下，藁城的大街显得灰白，灰里泛着青红：路边随处可见金属配件、废弃零件，孩子们捡来当玩具，握在手里冰冷、坚硬、沉沉的。
父亲在农机局工作，身上常混着机油和钢铁的清冽。母亲是小学老师，教高年级语文以及数学。李岩被在母亲任教的学校上学。铃声一响，所有人都该像同一部机器的零件那样归位。
偏偏三年级的那天，他在课堂上偷吃了两口馒头。
学校门口有一家馒头铺。大课间蒸屉一揭，白汽猛地冲向天顶，馒头皮软得发亮。学生和老师都会去买，趁铃声还没彻底落下，把热气咽进肚子里。有些孩子上课也会偷偷咬两口，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那一次，轮到李岩。
班主任把他和母亲叫到一起，说：“李岩仗着家长是本校老师，就在班里胡作非为。再这样下去，怕是要搅坏一锅汤。”
“搅坏一锅汤”，这句话像一只盖子，把一桩铁案坐实。很快，李岩被劝退。
多年以后，他仍记得那家馒头铺的热雾。他第一次明白：你会因为一件在别人那里不算什么的小事，被推出群体。甚至来不及申辩，事情就结束了。
母亲把他送到离家更近的一所学校。课桌更旧，墙更白，操场的土更硬。他在这里认识了李凡——后来在节目上宠他，和他一起把青春扔进音箱里的人。小镇上的友谊往往靠一种无需解释的默契维系。放学路上一起走，谁也不问为什么。
学校里有一条不成文的共识：转学生要么成绩特别好，要么特别不好管。李岩两者都不是。他只是一个中等、活跃、经常被老师抓包的小男孩。
一次迟到，班主任当众惩罚他。女老师掐着他胳膊外侧一块肉，顺时针拧了一圈，疼得他五官扭曲。那一刻，他不敢看同学的脸，只听见四周传来的笑声。
也是在那些年，藁城的声音开始变得喧闹。录像厅、CD店、音响店一家家营业。任贤齐的“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循环甜腻，像一条黏在空气里的线。孩子们打闹时会哼几句黄安、成龙，模仿《醉拳》里歪来倒去的步子。李岩也跟着唱。
小学快毕业的那个暑假，他和李凡第一次摸到吉他。他们报名了城里一家琴行。老师年轻，留着长发，像港片里的古惑仔，开口却是极重的藁城方言，土到掉渣。多年后李岩再回家乡，琴行还在，老师也还在，仍旧教孩子吉他和架子鼓。李岩说，一个人如果在同一件事上坚持那么久，是在传递一个信息：他接受了自己的生活，他自洽了。
那年夏天，李岩学得很快。手指压弦磨出硬茧，疼痛是明确的。很快他就能顺畅弹出Beyond的《不再犹豫》。他反复弹，像在给自己练习一种新的呼吸方式：在课堂上，你被要求坐好、安静、不要多余；而在琴上，多余的力气终有去处。
3、被分流的通道
初中以后，这种“避难”的需求变得更迫切。
李岩被分进了重点班。母亲为此缴了更高的学费。那是一种明确的信号：你被投进了一个需要产出结果的系统。
重点班像一只筛子，筛掉噪音，留下能为升学率服务的颗粒。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对那些适应规则的人来说，这是效率极高的通道；对李岩而言，更像一条逐渐收窄的走廊。
一次上课，他向同桌借了一块橡皮。身形壮、皮肤黑、肚子圆的班主任走过来，抬手就是一巴掌。李岩踉跄着往后倒，耳朵里只剩下尖锐的长鸣。他“打扰了课堂秩序”。
在藁城，那样的教育方式像天气一样自然。为了成绩，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体罚被视为清除“害群之马”的有效手段。
更大的转折发生在一次自习课。他讲话，班主任踹了他一脚，肚子疼得厉害，老师留下一句话：“叫家长，把你领回去。”从那以后，李岩成了透明人。老师不在再点他回答问题，眼神也很少往他那里落。奇怪的是，这种透明反而带来一种安全：只要你不被看见，就不容易被处置。
他很快学会了配合这种忽略。上课低头，课间离开，不制造麻烦，不争取存在感。后来，他用一句粗粝的话概括那段经验：“一个事黑不提白不提，你不提我也不提，饭照吃，日子照过。”在一个以秩序为目标的系统里，角落往往是最安全的位置。
周末和假期，父母给他买了电脑。他会打游戏，看男孩子私下好奇的东西，但真正让他兴奋的，是在网上看摇滚乐。从Sex Pistols到Nirvana，从Johnny Thunders到David Bowie，声音像一把锯，锯开了密不透风的生活。
他省下半年多的生活费，花将近四百块，买了第一把吉他。排练在藁城老体育场旁的一间破房子里，潮、暗，墙皮脱落。他们唱英文歌时嘴瓢，发音全是“略略略”，但噪音本身足够令人快乐。
很快，重点班完成了它的下一轮筛选。
在一次次考试之后，老师开始找他“谈话”。他们对李岩说：“你这种情况，换个环境，可能更好。”潜台词很清楚：你不适合继续消耗这里的资源。于是，李岩去了石家庄六中。
六中是一所艺术高中，聚集着来自河北各地的学生。有人学美术，有人学音乐，有人学舞蹈。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差异的存在。
班里女生多，男生稀少。有人很早就开始整合资源，结识老师、联系演出、规划出路。李岩意识到，自己和这些人不太一样。他不擅长提前设计路线，也不愿替“将来”拆成一个个可操作的步骤。他更在意的是一种状态，“我在这里，但我又不属于这里。”
他上课、参加活动、排练，始终保持距离。他把这种状态称作“New School”——不彻底叛逆，也不完全顺从，在既定秩序里，给自己留一条缝。音乐很快填满了这条缝。
他认识了比自己高一届的学长Ricky，一个邢台来的男孩，弹一手好琴。Ricky的演奏接近原版，靠的是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他意识形态建设得比我早。”李岩后来这样评价。和Ricky相比，李岩更像是靠直觉前行，他迷恋不同风格的音乐，摇滚、金属、嘻哈、朋克，来者不拒。
他们在校外租房子，住进了石家庄六中附近的城中村。那里聚着不少乐手和时髦青年，牙龈出血乐队后来也从这里走出。李岩很快滑向一种“半社会化”的状态。白天上课，晚上练琴，周末去公园唱民谣，或者跑去Livehouse看演出。
距离高考不到三个月，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了一句几乎和当年重点班一模一样的话：“你回家复习吧，对大家都好。”
教室里贴满倒计时标语，同学们低头刷题。“那也行吧，回去歇了。”他说。
那段时间，他跑去北京，找乐队朋友混了几个月，又回石家庄，提着准考证参加高考。成绩出来，271分，够上一所大专。
后来，有人在网上骂他，说他不专业、不配站在台上。他学会了一个新词：黑粉。他觉得那些声音和当年劝他离开的老师，并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彼此无法欣赏，那就各走各路。
2008年6月15日，他生日前一天，Rustic乐队登上了“石家庄第六届摇滚音乐节”的舞台。票价15元。他们和“小城之春”“目击证人”等乐队一起，在太平洋广场演出。
分流，在那一刻完成了它的意义。
4、短暂的高处
当一条主路不再向你敞开，剩下的选择就无需反复权衡。李岩很快接受了一个现实：考试体系已经结束了对他的评估，但生活并没有。
那几年，音乐成了他唯一确定的坐标。Rustic这个名字里带着锈——rust。锈是旧的、慢慢生成的、不体面的。有人把Rustic理解成“乡村的”“土的”，李岩并不介意。这个名字更像他童年的自然延伸：藁城的铁轨、工厂、锈红色的金属件，不自觉地被带进音乐里。
2009年，他们花150块钱报名参加了Global Battle of the Bands（GBOB）。这是一个老牌世界级乐队比赛。起初，没人指望结果。报名、海选、一路往前，他们从三千多支乐队里突围出来，最后站在英国的舞台上，拿到了全球总冠军，接受了德国最大摇滚乐杂志OX-FANZINE的专访。
从英国回来，学校没有公告，院里也没有人提这件事。像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从监狱里放出来，没人迎接，也乏人问津。后来零星的媒体报道里，奖金数字被夸大，有人说十万美元，有人说十万英镑。“实际上是一万美金。”李岩说，“分几次给，每次都不多。”
那是一次极不真实的体验：你在世界舞台上被宣布为“第一”，可回到原点，世界并没有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
庆功宴那晚，酒喝到一半，Ricky把他叫到一边，说了一句“扫兴”的话：“咱们不该拿第一。”李岩当时很不理解。“都到这一步了，你说这话干嘛？”Ricky却异常冷静：“如果没拿第一，我们还能继续。现在这样，反而像到头了。”
多年以后回想，李岩承认，那是一种提前出现的清醒。Ricky并不是不高兴，而是意识到：在一个并不为你准备路径的世界里，峰顶可能意味着断点，而不是起点。不久之后，Ricky退出了乐队。至于他后来在《乐夏》大红大紫，已是后话。
李岩和李凡找了新的贝斯手，去美国参加音乐节，顺路去纽约——很像“国际庄”的纽约。地图越画越大，队伍却越来越松散。成员更替、方向分歧、资源断流，这些问题消耗着乐队的耐心。最终，Rustic解散。
“现在回头看，我当时的格局没打开。”李岩说，“应该花时间培养新人，而不是像安检一样筛人。那样做，最后只能散。”
乐队解散后，他短暂地进入过“社会”。上班、参加求职节目、去唱片公司试水、开过咖啡馆。2018年，一个人去美国。
临走前，他把电动车卖掉，清空了身上的资产。刚到美国不久，他认识了一个爱即兴Rap的黑人兄弟，两人一拍即合，几乎要桃园结义。几天后，清晨醒来，对方已经消失。钱包没了，电脑没了，只剩一把吉他和几件衣服。报警没有结果。
那一刻，他迅速跌进一种极端的清醒：当你真的一无所有，很多焦虑会自动失效。他开始在汽车旅馆蹭免费早餐，用吉他在街头换食物。在富人区的沙滩上，他混进常驻表演队伍，给路人唱歌。
语言在这种状态下被重新训练。他必须用英文解释、推荐自己、与陌生人破冰。那一年，他的口语突飞猛进。
在洛杉矶的一天夜里，他住进了一家靠近海边的酒店。那是他用仅剩的钱换来的短暂奢侈。凌晨，他独自走到海边，浪突然变得异常高大，几乎立在他面前，像一堵随时会压下来的墙。“有个声音问我，你到底想要什么？”他对着海浪回答：“我想唱歌。”回答完，浪慢慢退去。
两周后，他回到了藁城。父亲听完他的经历，只说了一句：“这是一次洗礼。”李岩后来反复咀嚼这个词，觉得它并不浪漫。
回国后不久，Ricky给他发信息，用邢台话说：“我请你去动物园玩儿。”他们真的去了石家庄动物园。三个人，慢慢走。Ricky很认真地说，过一阵有个电视节目，他们参加了，可能就“起来了”。
李岩当时并没太当回事。他还沉浸在美国街头那种中英夹杂的自由里，对“节目”这种东西，本能地保持距离。他还没意识到，下一次被看见，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生。
5、被看见的那一年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等到“被看见”的时刻。李岩等到了，在2020年。
那一年春节，他回藁城过年。年还没过完，武汉的消息传来，藁城很快封闭。一个多月后解封，他回到北京，又被隔离了两周。城市的节奏被反复按下暂停键，演出、计划、行程，一件件被悬置起来。也是在这段时间，他接到了《乐队的夏天》的邀请。
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命运的转折。“有这个机会，那就去。”后来他说。真正意识到变化，是节目播出后。那年夏天，他走在街上，开始有人认出他来，叫他的名字，请求合影。“哦，原来这就算是火了。”
舞台上的李岩，状态是打开的。松弛、外放，带着一种并不合时宜的兴奋。在自我介绍时，他说：“我们是一支传奇的摇滚乐队。”“传奇”两个字，引发了熟悉的反应——愣神、笑声、调侃。他并没有退缩。
他讲起乐队在英国获奖的经历，试图证明“传奇”并非空口而来。主持人马东的玩笑继续，队友李凡的表情开始变得微妙，后台的笑声被镜头捕捉得一清二楚。调侃没有停下。
几分钟后，他即兴说唱了一段，结尾抛出那句“与民同乐”。全场再次笑翻。
节目播出后，评价迅速分裂。有人觉得他幼稚、不分场合；也有人觉得他天真、直率，像一个没被驯服的小孩。大张伟在后采里说：“他活得特别像一个小朋友。”又补了一句，“成熟真的好无聊。”
李岩后来回看那些片段，会笑。“现在的我，可能完全做不到那样松弛。”那一年，他第一次被如此大规模地看见。但这种被看见，本身也是一种短暂的状态。
节目带来的热度，并没有自动转化为稳定的生活。演出邀约确实多了一些，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取消：不可抗因素、场地调整、行程变更。三年里，这些理由反复出现。乐手们的生活半径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有人转行，有人离开北京，有人不再等待。
“我可能就是那种不太得劲的股票。”李岩说，“很多人不选择持有。”
那几年，他结了婚，有了孩子。儿子在电视里看到穿着蓝色衬衣的他，会兴奋地咿呀叫。节目里的短片扫过他当时的生活：五平米的出租屋，桶装水冲速溶咖啡，电动车电池反复上锁。节目组显然明白这些画面的反差价值。李岩并不介意。“那确实也是我。”
只是，所有光彩被剪辑进短片，现实并不会因此改变运行方式。生活需要重新安排。也是在这个阶段，他第一次走进“教培”。
起初，是被推荐到一家音乐培训机构做兼职。一周几节课。他认真准备，反馈也不错。没过多久，这家机构倒闭了。“就没了。”他说，“你会发现，连被雇佣这件事，也不一定有保障。”如果不稳定是常态，还不如自己承担。
他注册了一家机构，租下一间商住两用的房子，放设备、练琴，顺便接学生。一开始，他把价格定得很低，一小时两百块，一对一。想着先把人留住，再慢慢调整。现实并没有给他太多缓冲。学生来得零散，消课周期很长：一次买十二节课，两千四百块，要用足半年。
房租、设备、生活成本很快压了上来。他用过网贷，三四万块，分成几笔，每个月都要还。“我是在乐队不挣钱的时候玩乐队，在教培赔钱的时候玩教培。”后来，他换了地方，搬到三里屯。房租更高，压力也更集中，但人流多，学生逐渐稳定下来。他把价格涨到三百块一小时，勉强覆盖成本。
他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北漂破产教培人。这个说法里有自嘲，也有现实。他说自己并不是反对金钱，只是对“金钱被当作唯一标准”这件事感到不适。但他也清楚，标准不因个人态度而改变。面对这些，他常常只能哈哈大笑，笑到有点想哭。
教书这件事，却在慢慢改变他。他开始系统地买教材，看国外课程，研究不同的教学方法。有的学生弹得很好，他就逼着自己练得更狠。技巧提升越多，他对音乐的理解反而越松弛。“以前觉得，非要站在舞台上，才算证明自己。现在不是了。”
音乐被拆分进一节节课里。“在生活里，我变成了唐僧。”他说，“在音乐里，我还可以是孙悟空。”被看见的那一年，并没有把他带去更高的地方。它把他重新送回地面。
在地面上，他开始用另一种方式，与世界继续周旋。
6、仍在场内
李岩的视频号是在2025年11月底被推起来的。
“朋友们，教培太不好干了。”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轻，像在跟谁打招呼。镜头里灯光阴晦，背景素白。他提到一个学生请假，两节课，一个半小时三百块，说没就没了。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太苦了，朋友们。”
留言区里，有人惊讶，有人调侃，也有人替他惋惜。“这不是乐夏那个吗？”“怎么混成这样了？”
李岩会看评论，但看得不多。他很清楚，互联网的翻红，意味着被放进另一个更日常的观看框架里。“被看见”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件复杂的事。
他早就习惯在关系里降低存在感：不吵、不闹、不制造麻烦。小时候是这样，重点班是这样，后来做乐队、上综艺、做教培，也都是这样。
他的学生里，有些并不指望成为知名乐手或音乐家。他们只是想学会一首歌，或者在压力之余，有一个能喘口气的地方。李岩很少谈“前途”，也不急着谈“天赋”。他更关心的是，学生在弹琴的时候，身体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音乐不是用来证明什么的。”他说，“它更多时候，是让人不那么紧绷。”
这些年，他逐渐意识到：教育并不总是把人往上送，它更真实而残酷的功能是，决定谁会被留下，谁会被分流，谁需要自己找出口。李岩就是那个自己找出口的人。
他给两个熟悉的家长发消息，预支了一笔学费。后来，其中一位家长要离开北京，申请退费。李岩犹豫了很久，想要不要提出分期——每个月还一点，一年还清。他最终还是扛了下来。
生活没有变好，也暂时没有继续恶化。“我现在不太相信‘翻身’这种说法了。”他说，“更多是怎么熬，怎么把日子过下去。”
他偶尔会回想藁城。铁轨、烟囱、锈红色的金属零件。“我以前以为只有藁城是那样，”他说，“后来发现，北京也是藁城，哪哪都是。”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大概是他对“北漂”这个词的重新理解。年轻时，他觉得这个词很low。
现在他发现，它其实很有力量。“谁又不是在漂呢？”
阿尔贝·加缪在手记中反复写到这样一种状态：“有几年，我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我强迫自己像众人一样生活。我为此说了许多不得不说的话，即便在自己感到被孤立时也是如此。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灾难。现在，我在废墟中漫步，无拘无束，神游四方。当我在某种谎言中度过半生后，我必须重建一种真实的生活。”
2025年12月12日，李岩录了一条视频。那天很冷，他穿着黑色卫衣，坐在房间里，说了一段近乎自嘲的话：自己是小丑，是穷孩子，是只有一个员工的“老板”，是永远无法和命运抗衡的人。
“至少我还能唱歌骗骗自己。”他说。
这句话并不浪漫。
作为一个被教育筛选过、被舞台照见过、又被生活重新放回地面的人，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教育并不会自动通向更高的地方，它更多时候，只是决定你要用什么姿态，继续站着。
此刻，他站在教室里。那显然不是一条成功的路。不过，在这里，他至少能决定音乐响起的方式，以及，谁可以不被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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