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请问您这次回国，最想见的人是谁？”
一九七一年夏，北京的空气里还透着一股子紧张的味道，一份名单被递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位刚从美国回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心里直犯嘀咕，这可是中美关系解冻后第一位回访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他要见的人，肯定是大人物。
结果大伙凑过去一看，那纸上排在第一位的名字，竟然是一个消失了整整十多年的失踪人口。那一刻，没人知道这三个字的分量有多重，更没人知道，这个名字的主人，此刻正身处大西北的戈壁滩上，在那场特殊的风暴里，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
这一笔写下去，直接把一个人的命给捞了回来，这事儿，咱们得细细说。
01
那时候的日子，真是不好过。
七十年代初，西北那个代号221的基地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上气。那里是搞核武器的地方，本来应该是国家最核心的机密单位，可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这里也乱了套。邓稼先，这位两弹元勋，当时的处境简直就是如履薄冰。
他不是在搞研究，而是在办那个所谓的“学习班”。说得好听是学习，其实就是变相的软禁和审查。那时候，好多科学家都被卷进去了，有的被停了职，有的身体都被折腾垮了。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在北京，那是天天提心吊胆，根本不知道丈夫在那边是个什么情况，连是死是活都没个准信。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杨振宁要回来了。
这可不是件小事。那个年代，中美还没建交呢，杨振宁能回来，那是顶着天大的压力的。美国那边盯着，特务盯着，要是稍微走错一步，这辈子可能就完了。但他还是回来了，而且一落地，别的客套话没多说，直接就给周总理递了那份名单。
他在名单上工工整整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杨振宁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可能根本不知道邓稼先正在遭罪。在他心里，那是他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发小，是他在西南联大一起躲警报的兄弟。二十多年没见了，他就想看看老朋友过得咋样。
可就是这无心的一笔，直接捅破了天。周总理一看到这个名字，立马就明白了。总理那是多聪明的人，那是对科学家最关心的人。他一看杨振宁点名要见邓稼先，当即就下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让他回来见客！
这道命令，就像是一道特赦令，直接飞到了大西北。
221基地的那帮人接到电话都懵了。总理亲自要人，还要接待外宾，这谁敢拦？谁还敢继续让他“学习”？于是，邓稼先连夜收拾东西，还没来得及换下那身满是沙尘的旧军装，就坐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这一走，不仅是他自己脱了困，连带着于敏那一批当时处境艰难的科学家，都跟着沾了光。大伙都说，杨振宁这哪里是回来探亲，这简直就是回来救命的。
02
两人在机场见面的那一刻，那场面，真叫人心里发酸。
杨振宁西装革履，精神抖擞，那是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脸上写满了自信。再看邓稼先，穿着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头发花白，脸色也是灰扑扑的，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不止。
这一对儿时的伙伴，一个在聚光灯下站了二十年，一个在戈壁滩里埋了二十年。
杨振宁冲上去，一把抱住了邓稼先。那一刻，所有的身份、地位、国籍，全都不存在了，就剩下两个久别重逢的兄弟。杨振宁看着老朋友那张憔悴的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他哪里知道，为了这一面，邓稼先是从怎样的风暴眼中心里走出来的。
但这次见面，不仅仅是叙旧那么简单，杨振宁心里还藏着个事儿，一个压在他心头好几年的大石头。
在美国的时候，那边的媒体天天造谣。他们说，中国人怎么可能自己造出原子弹？那时候中国一穷二白，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搞出那么高精尖的玩意儿？肯定有外国人帮忙！
美国人还说得有鼻子有眼，非说有一个叫寒春的女物理学家，以前是杨振宁的同学，早就去了中国，肯定是她把技术泄露给了中国。这谣言传得满天飞，连杨振宁听多了，心里都开始犯嘀咕。
他是个搞科学的，最讲究实事求是。他也希望这是中国人自己干的，但理智告诉他，这事儿太难了，难如登天。
所以在北京的那几天，杨振宁好几次看着邓稼先，话都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他不敢问。这要是问出来，万一真有外国人帮忙，那多尴尬？那中国人的面子往哪搁？
可这事儿不弄清楚，他心里那个结就永远解不开。
03
直到杨振宁要离开北京去上海的那天，在机场，离登机就差那么一哆嗦了。
杨振宁看着邓稼先，终于还是没忍住。他转过身，死死盯着老友的眼睛，问出了那句话：“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寒春是不是参加了咱们的原子弹工程？”
这话一出，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邓稼先愣了一下。按理说，这是国家绝密，就算是亲兄弟也不能透露半个字。但他看着杨振宁那双眼睛，那里面不仅仅是好奇，更是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能力的渴望和求证。他想知道，咱们中国人，到底行不行？
邓稼先沉思了一会儿，说了句：“我觉得没有，但我得去核实一下，确认了再告诉你。”
杨振宁上了飞机，心还在半空中悬着。而邓稼先送走朋友后，立马就向上级做了汇报。这事儿惊动了周总理，总理那是什么魄力，立刻安排人去查，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结果出来了：没有，一个都没有。
邓稼先拿到结果，连夜提笔写信。那封信，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在石头上一样。写完之后，这封信被当作加急件，派专人坐飞机直接送到了上海。
那天晚上，上海大厦的宴会厅里灯火通明，上海的领导正在请杨振宁吃饭。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可杨振宁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就在这时候，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走进来，把一封信递到了他手里。
杨振宁拆信的手都有点抖。
信纸摊开，邓稼先那熟悉的字迹跳了出来。信里没有废话，直接就是结论：“关于你要打听的事，我已向组织上了解……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那一瞬间，杨振宁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
04
他顾不上什么礼仪了，也顾不上周围还有那么多领导看着。这位见过大风大浪的诺贝尔奖得主，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全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
这句话，太重了。它把杨振宁心里那些年的压抑、怀疑、自卑，统统砸了个粉碎。他猛地站起身，捂着脸冲进了旁边的洗手间。
在那个没人的角落里，他对着镜子，看着泪流满面的自己，哭得像个孩子。这眼泪里，有骄傲，咱们中国人真行！这眼泪里，更有心疼，他终于明白这二十年邓稼先到底在干什么，是在拿命拼啊！
这封信的末尾，邓稼先还写了一句话，这句话杨振宁记了一辈子。
他改了苏轼的词，写的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你看，不是“千里共婵娟”，是“千里共同途”。这一字之差，这就是邓稼先的胸怀。
意思是说，老杨啊，虽然咱们走的路不一样。你在美国搞理论，我在中国搞国防；你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我躲在戈壁滩的角落。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都在为了这个民族的尊严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共同途”。
其实，杨振宁救邓稼先，这都不是第一回了。
早在1937年，北平沦陷的时候，邓稼先那会儿还是个热血少年，看着日本旗子挂在北平城头，气得把旗子撕了踩在脚底下。这事儿被汉奸盯上了，日本人要抓人。
那时候也是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脑子活，听到风声赶紧跑去告诉邓稼先：“快跑，别待了，再待命就没了！”
邓稼先这才连夜逃出北平，去了昆明。
到了昆明西南联大，日本人天天来轰炸。有一次警报响了，大伙都往防空洞跑。邓稼先那人性子慢，人送外号“老憨”，还在那儿收拾书呢。杨振宁都跑到洞口了，回头一看人没跟上来，愣是冒着炸弹掉下来的危险，折回去把邓稼先硬生生拽进了防空洞。
前脚刚进去，后脚炸弹就在洞口炸了。
05
你说这两个人的缘分，是不是命里注定的？
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拽。从北平拽到昆明，又从1971年的那个政治漩涡里，把人给拽了出来。
1986年，邓稼先病重。那是常年接触核辐射，身体早就被掏空了，直肠癌晚期，全身大出血。杨振宁听到消息，两次飞回国内探望。
在医院的病房里，杨振宁看着躺在床上的老友。那时候邓稼先已经被病痛折磨得脱了相，身上插满了管子，每动一下都疼得钻心。可看到杨振宁来了，他还是努力挤出了一丝笑容。
两人照了一张合影。照片里，杨振宁紧紧握着邓稼先的手，眼神里全是悲戚。而邓稼先的嘴角，如果你仔细看，还能看到一丝没擦干净的血迹。
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杨振宁知道，这一次，他是真的救不回他了。前几次，那是跟日本人抢人，跟政治风暴抢人，他都赢了。可这一次，他是跟死神抢人，他赢不了。
邓稼先走后，杨振宁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开始频繁地回国，开始在各种场合讲邓稼先的故事。他就像是要把老友没说完的话替他说完，要把老友没走完的路替他走完。
有人说杨振宁老了回国是图名图利。说这话的人，真该去看看他在清华园里那个简朴的办公室，去看看他一百岁了还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样子。他图什么？他什么都不缺。
他是在守着那个“千里共同途”的约定。
那个在北平街头拉着邓稼先狂奔的少年，那个在防空洞口把邓稼先拽回来的青年，那个在上海宴会厅里捧着信痛哭的中年人，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百岁老人。
但他心里，始终住着那个叫邓稼先的兄弟。
杨振宁这辈子，背了太多的骂名。人们骂他不爱国，骂他自私。可如果邓稼先泉下有知，听到这些人这么骂他的救命恩人，骂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知己，不知道这位好脾气的“老憨”，会不会气得再拍一次桌子？
1971年的那份名单，那几个字，虽然轻得像鸿毛，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重得像泰山。它救回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的命，更是中国国防事业的一根顶梁柱。
就冲这一点，杨振宁这三个字，就值得我们重新去打量。
杨振宁今年已经一百多岁了，老人家腿脚也不太利索了，但脑子还清楚得很。
每次走在清华园的小道上，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他可能偶尔也会恍惚一下，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西南联大。
那时候天很蓝，日子很苦，警报声很刺耳。
而身边的那个憨憨的少年，正抱着书，冲着他傻笑。
“老杨，快跑啊，飞机来了。”
那一刻，路很长，但他们并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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