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京博物院又处于舆论的焦点之处。关于捐赠古画流向的争议还没有平息。要是向历史的深处去探寻，这栋老建筑是蔡元培先生在1933年倡议修建的。前后两任院长都选择了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里面有着更为沉重的记忆。
曾昭燏是第一位。她是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她是曾国藩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1964年12月22日，南京东郊灵谷寺的寒风很凛冽。她让司机在塔下等候，自己独自登上66米高的灵谷塔。十几分钟之后，她从塔顶坠落下来。大衣口袋里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死亡和司机不存在关联。那时候她刚刚收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从表面来看是拥有荣誉，可是她内心的痛苦已经将她彻底击垮。
曾院长的一生，如同一部起伏较大的电影。1935年，她放弃国内的学位，前往伦敦大学学习考古，成为了当时较为少见的女考古学者。1938年，国家面临危难，她放弃英国大学给予的聘书，坚定地回到祖国。她说在祖国人民正在浴血抗战的时候，自己没有必要花费没有用处的时间去参加那种为个人荣誉举办的典礼。1948年最能够体现出她的气节，她给当局写信，坚决反对将文物运往台湾，并且警告称要是运出的文物在途中或者到达台湾之后出现任何损失，那么主持这件事情的人将会永远是民族的罪人！。
她的出身成了一个问题。当曾国藩被说成是汉奸刽子手之后，她心里感到困惑不明白：可以接受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刽子手，但对于说曾家是汉奸则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在一次务虚会上，众人都在谈论形势良好的时候，她突然说了一句“我看你们都是佞臣”，说完便转身离开。她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知识分子的倔强，在当时的氛围当中是很显眼的。
她一生都没有结婚。她自己表示很早就已经嫁给了博物院。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蔡元培的照片以及毛公鼎的拓片，甚至连一只信封都不占公家的便宜。但是当她最为敬重的二哥曾昭抡被划分到另册，自己又陷入抑郁的时候，那种孤绝的感觉外人大概很难去体会。陈寅恪在知道她去世的消息之后写下了“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却只能够在私下里进行传看，并且还特意叮嘱不要进行传播。
更令人感慨的是，二十年后悲剧再次上演。1984年，继任院长姚迁也选择了自杀。他在1951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是一位老专家。在特殊时期他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曾昭燏去世的时候他37岁，当时担任博物院的领导职务，应该亲身经历了那段混乱的岁月。后来和庞家后人有关于画作的纠纷，他的名字出现在法律文件之中。1988年庞增和索要出借的古画的时候，院方在答辩状里反问：为什么庞增和要在当时的征集人员徐沄湫去世之后才来提起诉讼？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推诿，却也透露出历史的沉重压力：当年的知情者一个个离去，真相好像永远被掩埋了。
我认为，这两任院长的经历，如同中国文博事业艰难发展历程的一个实例。曾昭燏保护文物南迁，姚迁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杂情形。他们不但有着学术方面的责任，而且有着较为沉重的政治方面的负担。有资料记载曾昭燏在云南进行考古的时候，总是把发掘现场恢复成原来的模样，就连草皮都认真地铺回去。这种对于历史的敬重之情，和后来很多无奈的现实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如今在南京博物院的库房里面，或许还留存着更多尚未解开的谜团。在2025年庞家后人对捐赠的文物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137件里面少了5件，其中包含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图卷。院方表示这是由于上世纪60年代两次专家鉴定觉得是假的，90年代已经按照规定进行了处理。但是这些被判定为假的画作，在几十年之后却出现在了拍卖市场上，评估价格为8800万元。历史就是如此奇特，当年用生命去维护的信仰，后来在市场的逻辑当中改变了原本的模样。
这么一看，灵谷塔和姚迁之后所选择的那个地方，似乎成为了某种隐喻。两位院长运用极其决绝的方式，守护了内心对于文博事业最后的尊严。而当下的我们，通过这些以往发生的事情，或许需要思考：如何使历史的重量不再成为压垮人的负担，而是真正成为照亮未来的明镜。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博物馆不单单是收藏文物的场所，更是映照时代命运的镜子。从曾昭燏到姚迁，从文物南迁到捐赠纠纷，每一道裂纹都记录着这个民族是如何艰难地对待自身的过去。当我们在展厅之中注视着很多千年的珍宝时，也应该记起很多用生命来托举它们的人。他们的故事本身就是最应当被收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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