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淮海战役尚未打响，南京国防部地图室的灯彻夜明亮。墙上贴着一幅最新绘制的“国土态势图”，从锦州到广州用红笔标注了数十处告急符号，蒋介石盯了很久，突然扭头对身边幕僚说：“再留一条船，总得有个能停靠的港口吧？”那时他还没想好这条船驶向哪儿，也正是从这间灯火通明的地图室，关于国民党最后归宿的争论拉开了帷幕。
外界常以为三大战役一结束，退守台湾才进入议程，其实在1946年春，第一批国防部师级军官就悄悄分成两派：西南派和海岛派。前者举着“黔桂滇川连成一片”的旗号，理由听上去很硬核——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易守难攻。海岛派却句句打在痛处：“西南不是世外桃源，共军山地作战如鱼得水；真守进去，补给线全是命门。”双方吵了大半年，蒋介石依旧踌躇。
时针走到1949年1月，国民党登陆锦州的最后希望化为泡影，蒋介石不得已请来了宁波老乡张其昀。张其昀外表温文尔雅，骨子里却劲道十足。“委员长，西南是迷宫，共产党会抓迷宫里的老鼠，但台湾是一条孤悬海峡外的船。”他把手指在地图上轻轻一点，又补了一句，“登船前，得先验证两桩事：一是共军能不能过海，二是美国会不会护航。”蒋介石沉默良久，只留下两个字：“细讲。”
随后一连三天，张其昀用数据和地形图拆解所谓“西南壁垒”。他追溯了红军长征穿越夹金山的经历，强调共产党的山地渗透能力；又把情报部门搜集的中共西南地下党名单摆在桌上，直言“内部已开门”。最致命的是后勤：当时国军储油量在川滇地区不足三个月，一旦铁路和公路被切断，“空投”二字不过是空想。至于台湾，他列出五条：海峡天堑、美国庇护、粮产自给、工业底子、共党组织薄弱。听完这番陈词，蒋介石终于点头。会议记录里留下一句话：“台岛为余脊梁之最后支点。”
然而，蒋介石不是当天才做出海岛打算。早在1945年10月，陆军上将陈仪奉命接收台湾，组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946年春，警备司令部扩编，国民党心照不宣地把更多心腹调往台北。管理班底几度更替，却始终围着“一个核心，两重保险”运作：行政交陈仪掌舵，军务归台湾警备总部；等到1947年“二二八”爆发，陈仪自顾不暇，被调离。蒋介石转而启用陈诚坐镇军政两要津，再让蒋经国负责党务，把岛内权力彻底捏紧。
西南派并未服输。白崇禧在桂林上书十万言，理由仍是西南易守；同一时期，云南的卢汉也向南京递交防守计划书。蒋介石让张其昀拿去“逐条批复”，表面尊重，多数条目最后都被划上湿墨的“难”字。4月上旬，蒋介石签署命令：海、空力量与黄金物资分批东运，执笔人是时任国防部次长俞大维。半年内，近三百万两黄金与数百箱稀世文物装船离沪，目的地全是基隆或高雄。
“委员长，船到了，岸也选好了。”1949年5月一个闷热的黄昏，张其昀在杭州行辕见蒋介石。对话不到两句，却宣告国民党大陆统治的尾声。不久，南京总统府降下青天白日旗，蒋介石搭乘“长泰”号登陆舰离开上海口，7月复又空中往返广州与台北之间，一边督促华南收尾，一边指挥台湾布防。对外，新闻稿写得云淡风轻；对内，电报密码不断提示：“速撤、速封、速转”。
国民党在台湾的防务短板其实非常明显：海军仅剩数艘老旧驱逐舰，空军机型参差，但张其昀估算共军两年内无力形成跨海集群，所以提出“时间换空间”战术。国统局开始大规模清查地下党，设“保密局台湾站”，仅1950年春一季就抓捕潜伏人员上万人，岛内赤色网络几近瘫痪。不得不说，这部分判断与执行配合紧密，为之后的保岛奠定基础。
大陆这边，并非没人洞察海峡另一端的布局。1949年6月，前参谋总长杨杰通过香港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递交备忘录，核心意思是：“先封锁台湾，再挥师西南，方可速决。”毛泽东看完备忘录，只在页角写了四个字——“条件未具”。解放军当时海军总排水量不足两万吨，而且缺乏制空；若贸然渡海，损失极可能超预期。换句话说，人有胆，船和飞机却暂不跟。
不久后的杜鲁门政府声明“对台湾采取中立立场”，但海上第七舰队已悄然南下，军事中立很快变成事实上的屏障。等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舰正式封锁台湾海峡，解放军原本装载登陆艇的沿海造船厂一夜陷入尴尬境地。海峡两岸的时钟自此转向另一条轨道。
回头看，老蒋能在台湾站稳脚跟，首先得益于张其昀的决策说服力，也离不开陈诚、蒋经国对岛内政军体系的紧箍咒。西南派虽有山河之险，却抵不住后勤掣肘；海岛方案靠天堑、靠美国、更靠提前深耕。种种合力，让1949年12月那架载着蒋介石的专机在松山机场落地时，台北已变成一座准备多时的堡垒。对他而言，这一步不是退，而是“不得已的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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