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人文社科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AI发展也正在挤压人文社科的生存空间，无论是文本分析、数据统计还是社会调查，AI都能以更高的效率完成基础研究工作，导致部分人文社科研究甚至能被AI取代。。
在经济下行周期，人文社科专业也因就业困难而不受学生欢迎和选择，随着债务扩张带来的经济问题，人文社科专业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经费紧缩、减少招生乃至最终裁撤的困境。
而我们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陷入了自我指涉的怪圈，所谓“自我指涉”，是指当代社会研究逐渐脱离现实社会，将研究焦点局限于不断生产新的文化符号，抑或生产就连同行都不会看的官样文章，形成了封闭的学术循环。研究者往往沉迷于对既有理论的修补与诠释，用复杂的学术术语构建“空中楼阁”，而对现实社会中的生活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回应。
项飙提出的“社会研究的双循环模式”，可以算是对当下社会科学面临的危机的回应，在我看来是差强人意的。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的演讲。
项飙的意思是，社会研究需从将公众视为研究对象，转向以公众为对话对象。这一转向源于传统研究模式的局限。如美国发达的社会科学虽聚焦核心社会议题，却未能应对社会解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缺乏与社会实践的有效互动，进而项飙提出问题：中国要发展什么样的社会科学？
那如何更好地理解当下学术圈的困境呢？在这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当时还在学术圈，和许多观念较为传统（例如儒家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式的理想，或者“以学术为志业”）的学术圈的朋友交流，以下我简称他们为“学术人”吧，“学术人”的想法是，我一定要几年磨一剑，刻苦卓绝，艰苦磨练一篇论文，在“社会学三大刊”上发表论文、或者给国家大政方针写作专报获得大领导批示和肯定，从而名扬社会学史，然后顺利当上讲师直到副教授、教授，受人尊敬。但至于生产这些知识、功成名就成为文化精英之后，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第二个例子就是，项飙所述的，社会科学内部知识在不断自我指涉，生产过剩的符号乃至于泡沫化，脱离产生这门学科的社会本身。
在这里我可以无差别地输出我对某些学科平庸研究的一些刻板印象：新传不断提出新的概念，各种“革命”，把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用学术术语解释得非常复杂；马理论专业把马克思当作“圣人”看待，离开圣人的六经根本不知道怎么说自己的话，做的工作很多是类似马克思的AAA版本和BBB版本有CDE的细小差别之类的琐碎工作，抑或是把马克思很简单的内容用不知所云的原创术语和对仗的标题解释得诘屈聱牙；教育学论文就一个现象画出一个很复杂有各种因素什么影响什么的框架，实际上是用复杂的流程图描述很表面的现象；人类学今天又新发明一个概念了，但是这个概念好像其他人早已提出一个类似的概念；社会学论文明明是用中文写的，阅读起来比国外论文翻译成中文还难懂晦涩很多，看上去是故意要写得这么晦涩的。
这些论文可能并不有趣，更没有外部性可言，论文学术圈外的人不会看这些论文，甚至可能连同行都不屑于看这些内容。论文话语在学术体系中空转。
因应当下文科学术界的内卷式困境，项飙提出了他的想法，“双循环”模式。
在这个双循环模式中，学术圈内部对话构成 “小循环”，公共对话与社会实践形成 “大循环”，二者以互动关系替代代表关系。这一转向兼具必要性与可行性，必要性在于可破解学术内卷，让研究回归真实社会价值，可行性则得益于高等教育普及，公众的思考与发问能力已大幅提升，旧有仅面向精英的研究模式已经不再那么合适了。
项飙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产出不仅要面向学术圈内部的人，更要面向公众交流，产生正面的外部性。在论文之外，更可以通过行动参与、写作评论性文章的方式和社会公众互动。
就比如说我们做乡村基层的研究，很多内容可能是把基层干部或者村民的社会生活经验、乡村本身的社会秩序，用更学术性的语言重现出来。我们研究者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区别，可能不过是这些基层干部忙于社会事务，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抑或是他们没有办法用很系统的话把个人的经验用书面、专业的语言表现出来。我们相比于这些真正在社会生活实践的个体，可能并没有更多更高明的见解。
再比如说我们的青年研究，青年研究顾名思义就是以青年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如今已成为一项显学。从年轻人的就业选择、社会心态乃至青年文化，都可以是研究议题。如今的青年受教育程度和互联网普及率高，论文写到大家所关切的议题，大家一定会对你的论文做出或这或那的评价。所以我们要么写公务员申论式的、十分严谨无需承担责任但没什么实质性内容的官样文章，要么就要适应论文写作的新形势，参与和公众的互动。
项飙有关当今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的讲演，可谓是一语道破了“皇帝的新衣”，相比于社会科学学术圈的现状也是一大进步。在这个发言或者发文章很看个人头衔的年代，如果这些“哲学社会科学脱离社会”的话是硕博小登等年轻人来讲，大概率掀不起一点水花，但是这些话由费孝通的弟子、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因为该所没有党委书记，可以相当于国内的正厅级干部，这次开会坐第一排）的项飙来讲，可谓是有一点分量及造成一些影响的。
而对于项飙的“双循环模式”的发言，我仍有许多想要批判的。
首先是定义上的模糊与混淆，项飙提到了学术研究的“金融化”，我觉得他想指的似乎是把一种“社会研究不断在内部指涉，生产出来的符号泡沫化”的现象。但我个人觉得，有关“金融化”的比喻并不恰当。一个东西要炒作、要“金融化”的前提是它需要有流动性、价值需要被市场参与主体所认可。
但是当下的学术圈不仅形式上封建（比如对“师门”和头衔阶序的尊崇），产出的内容更不具有流动性，只是在一个文化精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就如项飙所说的学术成果缺乏外部性），学术圈的符号资本难以转化成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学术圈显然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文化残余影响颇深，商品交换水平还很落后的地方，这里的现状很难让人联想起“金融化”。
第二点，尽管项飙意识到学术界和公众对话的需要，仍然刻意将“研究者”、“公众”、“老百姓”区分开，这使得他的发言前后充满矛盾。
项飙在文中提到，当下要“为公众、为社会”、“对公众、对社会”做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是可以与他们对话的。
但是之后他后来又回到费孝通的脉络，提到了要唤起老百姓的“主体性”。这是一个文化精英“启蒙式”的观点。在传统中国，老百姓是一个无意识的、蒙昧的自在的个体形象，一方面对于官府的恩惠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在立场上天然与“当官的”对立。项飙尽管提出了社会研究要与公众互动的观点，但他并没有抛弃自己作为一个“中产阶层文化精英”的立场，在讲演的前与后，项飙实际上是矛盾的。
第三点问题，也是我们国内“社会科学自主化”常见的问题，就是重复造轮子。我们说要搞自主哲学社会科学，要多引用国内的文化传统和经典。但是大家想到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可能实际上国外的相关研究业已研究过，但是大家强调自主体系，自然是不看国外什么虚头八脑的论文的，自然可能也不清楚自己奇思妙想搞出的新概念，前人早已提出过。
项飙“双循环研究”，实际上和参与行动研究、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想要表达的观点类似，在这里我不再赘述。当然，在这里我不是否认项飙观点的原创性和创新性，但如果我们提出一个“创新性”的观点，反而不提他人已经提出的、相似的观点做对比，说明自己的观点如何更本土化地适应中国社会现实，或者在他们的基础上有什么创新，这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项飙这只是一个临场发言和个人观点，并没有顾及到这么多。
最后一点是，文化分析和心态分析可能并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相比于文化的分析，我们可能更需要重提阶级和经济因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如今的经济下行期，人民最需要也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生计问题，从失业大学生到普通劳工，面临的最迫切的困难也就是经济上的困难，
这就比如项飙此前在“无答案之书”中给青年的来信与回信，给项飙去信的观众看似生活背景丰富，但实际上给项飙去信的受众在社会阶层上是类似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这当然不是说他们面临的焦虑、无助等社会心态并不是问题，但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普遍性的、中国（青年）面临的问题，那可不能只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待在一个由中产阶层城市文化青年拥簇组成的回音壁里。
而从经济角度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进行分析，本来就是中国社会学史的优秀传统，这方面的例子有陈翰笙的无锡调查，再到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等等。脱离生产过剩、经济萧条的社会背景和阶级、社会阶层因素，而单纯从文化与心态角度讨论人们的焦虑与痛苦，很可能是一种空中楼阁，实际上仍然无法达到关切社会或者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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