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气候变化，媒体如何阐释复杂？|气候变化|洪涝|涝灾|灾害|降雨

2025年，极端天气正以前所未有的频率与强度冲击中国农业：华北秋收遭遇连绵阴雨，玉米、花生大面积霉变；长江流域伏旱肆虐，晚稻减产；华南台风接踵而至，养殖业损失惨重。

气候变化下，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联系更紧密的农村和农业往往会遭受更严重的破坏。但在媒体报道层面，有关这一议题的呈现却显得非常薄弱和贫瘠。在本文中，稿鉴编辑部以今年10月份“华北秋收遭遇连阴雨”作为切入点，比较分析了冰点周刊、经济观察报、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在相关报道中的优点和不足，并进一步思考气候变化下的农村和农民为何被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许多与食农有关的话语声量都是非常微弱的。在油罐车和预制菜这些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事件外，还有更多食农议题值得我们关注。从土地到餐桌，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谁决定我们吃什么”的迷雾，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和内容创作将这些迷雾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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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期拖了略久的推送。

最近几年，气候变化越来越多地改变着地球和我们的生活，比如北京越来越潮湿的夏天，冰岛首次发现了蚊子，因中国北方气温骤降来不及飞回南方而冻死的鸟类……但这些往往只能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搜、微信群里大家闲聊的话题，很难成为一个深度报道选题，或者说，即使是写成稿子，可预见的传播效果也很一般。

这不是气候报道所独有的尴尬处境。

在这个流量就是指挥棒的时代，对于那些“重要但不吸引人”的事情的深度报道都在日益萎缩，遑论农村与农民题材。犹记得，2021年郑州“720”暴雨，有关郑州市区里的受灾情况，尤其是地铁乘客遇难事件，吸引了最多的关注与报道，与此同时，郑州周边的农村地区受灾情况更为严重，死亡人数也更多，却报道寥寥，仅有的几篇稿子，阅读量也远远比不上前者。

而我们这一期关注的报道，恰好是前述两个话题的交集：气候变化下的农村与农民。

稿鉴编辑部一致认为，流量非常、非常重要，但并不是衡量稿件的唯一指标。对于这些“重要但不吸引人”的报道，应当予以关注。而如何提升那些“重要但不吸引人”的报道的含金量并使之具有吸引力，是更加值得讨论、且应当成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渍涝灾害报道的媒体表现

特约作者：小A（自由撰稿人）

各家媒体在报道此次灾情时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尤其是在对气象灾害本身的理解和阐释上显得不足。以10月10日为例，当天气象部门已发布了“连阴雨”和“渍涝灾害”的预警。然而，这样的预警究竟意味着什么？“连阴雨”和“渍涝灾害”分别指向怎样的灾情？此前是否有类似情况发生？这些问题，在媒体报道中几乎没有得到充分解释。

尽管财新等少数媒体提及了土壤墒情的状况——这实际上与“渍涝灾害”密切相关。但总体而言，媒体并未进一步对这种灾害进行系统性的解读与科普。如，针对“渍涝灾害”的应急处置机制是怎样的？从条块之间的分工是怎样的？预警后，哪些部门和人员要第一时间应对？

此外，就报道的深度而言，多数媒体虽然深入到县镇一级进行采访，但对当地的雨量差异、地势特征等关键要素缺乏详细呈现（尽管个别媒体有做过类似尝试）。可以说，几乎没有媒体提供降雨分布图等更为科学、直观的数据支持。与此同时，公开可查的降雨数据往往也难以精确到市以下行政区划，这使得报道在呈现灾情的空间分布上显得模糊而片面。或许有条件的机构媒体可以在气候变化报道的可视化上做更多的探索。

10月15日，冰点周刊发表《》，这或许是国内媒体关于本轮涝灾最早的报道。

潮湿的天气不仅影响农作物，也渗入了农户的日常生活——卧室墙壁成为霉菌的培养皿，三代人一同下地收割；收割机在泥泞中更耗油，夜色里机器灯光闪烁，宛如田间萤火。那些在浇地环节最用心、作物长得最扎实的农户，如今却因湿度过大，反而遭遇最严重的霉变。霉菌蔓延到老妇的手上，皮肤被染成黑色……这些细节，直观地呈现出涝灾对日常的影响。

农户们还面临着经济与时间的双重压力：浇地水管和水费的开销、稻谷无法及时晾晒的焦虑。粮食越拖着不卖，霉变就越重。而烘干机设备主要集中在种植规模较大的大户手中，还有“最低起烘量”的门槛。

这些细节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持续阴雨与基层设备匮乏的条件下，农民无法依靠个体去应对灾情。

但遗憾的是，作为返乡人士的记者离开当地前（从其拍摄照片推测，应在10月13日前后），河南省气象台已预测：20日前省内雨日仍将偏多，直到20日夜间连阴雨才可能结束。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在这整整一周的间隙里，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

记者也提到，村里公开可用的烘干机只有两台。除此之外，当地村镇农业部门是否还有其他应对行动？是否能更充分地调动本地资源，帮助农户减损？这些都值得进一步追问与核实。

10月18日，经济观察报发表《》。找到一个巧妙的角度来切入选题有多重要？这篇稿件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

涝灾发生后，对农业的影响究竟有多严重，仅通过个案式的采访其实很难真正展现出来，而官方数据也因种种原因难以收集到。那么，如何描述这场涝灾的严重程度呢？围绕烘干机的供不应求这一点展开，整个事情就变得鲜明起来、生动起来。

围绕烘干机，记者采了四个相关采访对象，有烘干机销售者、烘干中心运营者，及中联重科农业机械公司全球研发中心烘干工程研究所所长方增强。通过展现烘干机作为增量市场（尤其在北方），年销量已从2023年的1650台增长至2025年的近3000台等，从产业角度体现了气候变化，和今年、甚至去年秋收里阴雨天气带来的影响。

稿件最后还延展到了在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下，种植制度该如何调整这一点上。通过权威专家的分析，给稿子有了一个建设性的收梢。个人觉得，这篇稿子是此次同题报道中比较出彩的一篇。

10月18日，中国新闻周刊发布《 “看着满院发霉的玉米，想哭也哭不出” ，黄淮秋收调查》，10月20日，三联生活周刊发布《河南“60年一遇”烂场雨》，两篇稿件都以电话采访为主，采访量大、覆盖面广，具有一定代表性。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一位拥有90亩耕地的农户张先生，并对其损失情况进行了测算，还核实了因霉菌中毒需要紧急就医的情况。同时兼顾了安徽、山东等地的受灾状况，呈现了更大范围内的秋收困难。

文章还关注到救灾资金的使用情况。通过多方采访，记者核实了粮食烘干服务点是否存在“只低价收粮、不提供烘干服务”的现象，并据此提出追问：救灾资金究竟能否真直接降低农户的烘干成本？在这一点上，机构媒体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受访农户、烘干站经营者、农业局负责人三方的声音均被纳入，使得问题呈现更加全面而可验证。

最终，报道通过专家观点指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财政补贴主要流向设备端与企业端，拥有烘干设备的种粮大户、合作社往往优先得到保障；二是相关部门的救灾应急联动机制缺乏前瞻性和可信度。

整体来看，这篇报道时效性强，选题角度准确，信息筛选到位，也完成了机构媒体应有的调查与追问功能。略显不足的是，篇幅较长、面面俱到的写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章的重心，导致文本略显沉闷。但考虑到发布时间较早，为争取报道时效而快速成稿，这一点可以理解。

相对而言，三联的稿件延续了其一贯的风格。例如，细致描写了手掰玉米、旱季浇地等劳作工作，这些细节的铺陈使人物的处境更具触感，有助于读者理解农民的真实状态。

在结构性问题上，稿件也提及当前烘干站供不应求，并指出对小农户存在现实限制。同时，记者还在农民家庭生活的叙述中，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务工形态、农村儿童教育困境乃至孩子对乡土的情感淡漠等问题一并呈现出来，城市与乡村、老中青三代人的关系嵌在同一叙事中，具有明显的文化语境感。

还采访玉米耕作与栽培专家乔江方，补充了技术层面的视角。他指出连阴雨导致光照不足，会对籽粒灌浆期产生影响，继而降低产量；霉菌也会带来品质上的损失。这些信息有价值，但整体上仍显不足。例如，在玉米生育期已进入后程、却无法及时收割时到底会带来哪些具体后果，文章并未展开；乔江方提到自己从9月中旬便开始指导抢收，但具体如何指导、指导范围和可执行性，也没有进一步说明。

此外，省气象部门“预判有雨，但不知道雨势这么大”这一说法，在报道中未得到追问：为何无法做出更精确的降雨时长和雨量预估？现有气象能力的科学限制在哪里？在技术条件已知无法做到精确预报的情况下，相关部门的预案是怎么准备的？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再向前追问的空间。

10月22日，食通社发表《抢收难、烘干难，秋收遇到连阴雨，谁给农民“撑伞”？》，这是一篇少见的现场报道，记录河北河南六县的受灾情况与农民的应对，优点是内容全面，比较细致地记述了各个环节农户应对灾害天气的措施，对比不同资本条件下农户抗灾能力的差异，体现农村环境里不同人受灾情况的差异等，希望努力体现农户的能动性，绝非一杆子打死的农民都是又赔又惨的那种底层叙事。但文章篇幅较长，没有重点，尤其后两个小标题有资料堆砌之感。

【稿鉴编辑部思考】

尽管上述稿件存在不同层面的不足或遗憾，但应当感谢这些媒体与记者的付出，让农民在极端气候中的处境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只是，现实是残酷的：气候灾害相关报道的传播度普遍不高，其核心问题在于：读者是否愿意看。

读者不爱看的外部原因有二：第一，文字报道的受众与受灾主体并不重合。农民是此次灾害的直接承受者，却不是深度文字报道的主要读者群体；而真正会阅读长文报道的城市受众，又往往与农业、粮食、农村生活相距甚远。这种天然的错位，使得农业生产生活故事在传播路径上呈现出先天弱势。

第二，近几年，中国社会整体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都在降温。十几年前，全球变暖与碳排放等话题还是时髦的热词，也是媒体竞相关注的话题，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气候变化这一议题在国内逐渐遇冷，媒体报道的规模与深度也大不如从前。

事实上，中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

2019年，中外对话气候传播项目负责人曾撰文写道：“2018年夏天，中国大面积经历高温，多地的洪涝与干旱灾情严重。然而同期，相应的媒体报道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增多。至于探讨灾害天气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的内容，更是几乎没有。一方面，中国的灾害报道更习惯以救灾行动为切入点，对灾情的分析报道不够充分；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也较少主动地将气候科学、气候影响与公众关切的各领域话题结合起来。个人对极端天气事件的体验，是公众了解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而相关讨论的缺失，使公众难以认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即便到了现在，气候灾害报道多集中在个案，报道逻辑从下往上延展，容易忽视对预警、预防体系的讨论。媒体通常从一个农民、一块地、一个家庭切入，再向上追问有关职责部门如何抢灾救灾，便到此为止了。当然，更多的追问，可能也因采访上的困难而无法进行。

当建筑坍塌、火灾、矿难发生时，可找到明确的责任主体问责；但面对洪涝、干旱、连阴雨这样的天灾，常常出现结构性的“无人负责”局面。即便试图追溯到气象预测能力、农业种植结构、地方应急机制等上游层面，最后也往往归结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气象事件频发。责任被分摊和稀释后，身处其中的个体只觉得自己无辜。

这种情况下，视频可能是更适合传播气候故事的方式——例如“遇真纪事”就走访了成千上百个村镇，记录农民们受极端气候影响的日常生活。

相比很多文字报道，视频的传播效果似乎要更好，更重要的，“遇真纪事”的两位创作者来自村镇，他们的镜头对准了他们曾经历和最关注的生活，能更完整、更有针对性地展现出农村生活生产图景。而如今，恐怕鲜有媒体记者来自农村，即便有，但长期生活在城市，也如冰点周刊记者在手记中所写——离农村越来越远。

所以，除了呈现形式上要有所选择，媒体报道如何提升建设性和前瞻性，角度如何提炼，都是应该注意的。希望在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既有故事、又有力度的探索，让气候变化下的农村与农民走出被忽视的命运。

稿鉴EdiTable 责编：嘉恕赵晨晨

稿鉴EdiTable 排版：赵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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