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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园区里,潮湿霉味浸透的小黑屋成了无数人的噩梦,有人为给家人筹手术费,有人为追求所谓高薪工作,被境外高薪岗、海外创业梦的骗局诱骗,一脚踏入现代奴隶制的牢笼。

在那里,每天18 小时的工作强度是常态,要么伪装成异性对陌生人行骗,要么对着电脑疯狂拨打诈骗电话,稍有懈怠就是直径十厘米粗的木棍毒打,有人下半身肿成黑色,有人被关在铁笼里与十几人挤着度日,连基本的饮食和医疗都成奢望。

在多个寻亲互助群里,上千条失踪者信息在在线文档里不断更新,他们多是17到35岁的年轻人。

最短失联数月,最长已达三年。

最新传回的求救信号里,不乏被打断手指、被逼吸毒、器官被觊觎的绝望描述,每一条都像尖刀扎在旁观者心上。

这些人的命运,早已被明码标价。

东南亚某电诈园区面向蛇头的招工广告上:

普通人10万元,打字快的12万元,2030岁之间优先。

支付这笔费用的园区老板,会把成本折算成受害者的债务,逼着他们用诈骗业绩偿还,完不成每月10万元的指标,就意味着体罚、监禁甚至转卖。

有家属砸锅卖铁凑了几十万元赎回亲人,更多人只能同时打两份工,在深夜研究东南亚的地形和诈骗集团运作模式,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撬动那道跨国的罪恶高墙,可多数时候,换来的只有石沉大海的绝望。

罪恶的链条远比想象中庞大。

某东南亚犯罪集团仅41个电诈园区,就炮制了3.1万多起涉诈案件,涉案资金106多亿元,还操控着超过180亿元的涉赌资金和11吨毒品交易。

为了维持这套黑色体系,犯罪集团直接掌控着约2000 人的武装力量,用 “以兵护诈、以诈养兵”的模式,给金主提供安心殴打员工的庇护,甚至能仅凭头目一句话,就:

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当这些园区在部分地区被严厉打击后,它们又像潮水般涌向交通更发达、军事实力更强的区域,逐渐形成新的罪恶温床,而目标始终牢牢锁定着:

中国公民。

公安部通报显示,东南亚窝点涉诈案件中,中国公民受害占比超70%,2024年跨境涉诈案件里:

90%以上的目标都是中国人。

仅2023年7月以来的专项打击中,中方就从缅北等地押解了大量涉诈嫌疑人,而某犯罪集团的覆灭过程中,更查实有6名中国公民在迫害下死亡。

从经济损失来看,中国公民跨境涉诈个案平均损失超30万元,远高于全球平均的5万元,单案最高可达数千万元。

2024 年全年拦截的涉案资金就超3000 亿元。

这串冰冷数字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积蓄被掏空,是有人因负债累累而绝望自杀,是老人无人赡养、孩子失去依靠,是无数个破碎家庭的漫长寒冬。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把中国单独列为东南亚跨境电诈的:

重点靶向受害国。

受害规模显著高于区域内其他国家。

原因不难理解,这些由熟悉中文的人员主导的园区,深谙中国社会规则与公民心理弱点,炮制出冒充公检法、物流理赔、社保异常、杀猪盘等专属话术,甚至会适配方言和地域习俗,让诈骗成功率比泛目标话术高出3到5倍。

他们通过境内黑产渠道获取公民的手机号、物流、征信信息,精准触达率超:

60%。

再借助中国发达的电子支付体系,让资金秒到账、难追查,形成从精准诱骗到资金转移的完整闭环。

他们把针对中国人做成了一门丧心病狂的生意。

更令人窒息的是,诈骗集团还形成了产业链化运作:从境内招募、跨境运输,到园区管控、话术培训,再到资金洗白,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有人被诱骗后,先被没收证件、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再被强制培训诈骗技巧,若反抗就遭受毒打、电击,甚至被转卖给其他园区,彻底沦为犯罪集团的工具人。

受害者侥幸逃脱后回忆,园区里每天都有人因不堪折磨而精神崩溃,也有人因完不成业绩被活活打死,尸体随意丢弃在荒野,连入土为安都成了奢望。

当个体在跨国罪恶面前孤立无援时,国际协作的希望显得尤为重要。

2025年12月17日,泰国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曼谷启动了:

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

近60个国家的300余名代表参会,私营部门如TikTok、Meta 也参与其中。

按照会议声明,这个新倡议涵盖政治承诺、执法协作、受害者保护、公众教育等核心内容,泰国甚至宣布将开放临时收容点,用于受害者的庇护与遣返,这让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

首批签署伙伴关系协议的有五个国家:

泰国、孟加拉国、尼泊尔、秘鲁、阿联酋。

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声明里,成为全球反诈协作的第一批参与者。

缺席的名字,格外刺眼。

中国派出了部级代表参会,全程参与了《2025 曼谷联合声明》的磋商,也支持打击跨境电诈、数据共享等核心条款,但最终没有出现在首批签约名单中。

会议吸引了近60个国家参与,覆盖从亚洲到美洲、非洲的多个地区,而作为被单独列为重点靶向受害国的中国,却选择了:

暂时站在签约的门槛之外。

有人说这是机制适配的考量,有人说这是节奏统筹的选择,但这些解释,在寻亲群里的日夜等待面前,显得格外苍白。

可当同胞在异国他乡遭受凌辱时,保护二字不该有犹豫的空间。

那些被关在铁笼里的受害者,需要的不仅是境内的防范,更需要跨国的救援。

那些日夜煎熬的家属,期待的不仅是个案的突破,更需要体系化的保障。

曼谷会议上,全球反诈骗联盟亚太区总监:

如果参与方不能覆盖所有主要利益相关方,那么打击犯罪网络将变得更加困难。

对中国而言,我们无疑是最大的利益相关方,我们的公民正在为这份未签约承受着最直接的:

代价。

有数据显示,东南亚某电诈园区的受害者平均存活时间不足两年,每一次迟疑,都可能意味着一条生命的消逝。

当东南亚的电诈园区把枪口对准中国公民时,每一个未被回应的求救,每一次迟疑的协作,都可能成为压垮一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理解国际协作的复杂性,也认可务实行动的价值,但在生命与尊严面前,任何理由都显得分量不足。

当首批五个国家在联合声明上签字时,那些在铁笼里、小黑屋里挣扎的同胞,或许也在期盼着自己的国家能举起手来,为他们挡住那些挥来的木棍、关上的铁门。

这份期盼,无关机制与节奏,只关乎最朴素的保护与被保护。

他们不懂什么是条款评估,只知道祖国的名字能给他们力量。

他们不明白什么是战略统筹,只希望在求救时能得到更有力的回应。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对国家而言,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最大的利。

我们期待看到的,不是未签约的各种解释,而是已行动的坚定姿态。

毕竟,每一个被困的同胞,都在等一个来自祖国的回应,等一个回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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