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姨网恋遇绅士，称找到灵魂知己，到伦敦后她才明白对方不一般|伊丽莎白|伦敦|大卫|绅士|网恋|翻译|英国|莎士比亚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退休之后，智能手机成了我对抗孤独的唯一窗口。

我叫李慧娟，六十二岁，教了一辈子语文，心里总还存着些不切实际的风花雪月的念想。老伴走了，女儿又太忙，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我和巨大的回声作伴。

就在我以为人生将就此枯萎时，我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大卫”。他是一位住在伦敦的英国建筑设计师，英俊、儒雅，能跟我从莎士比亚聊到李清照。他是我在梦里寻觅了一辈子，才终于遇上的灵魂知己。

我女儿说我是鬼迷心窍，说网上的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为此吵得天翻地覆。

可我不信，为了奔赴这场跨越山海的爱恋，我不惜偷偷汇款帮他“渡过难关”，并顶着所有反对，毅然买下了飞往伦敦的机票。

当我满心欢喜地站在希思罗机场，想象着他手捧玫瑰向我走来的样子时，我等来的，却不是我的英国绅士。

这一晚，我注定是无法安眠的。

时钟的秒针在空旷的客厅里“滴答”作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虫子，啃食着寂静的深夜。我站在卧室那面巨大的穿衣镜前，一遍又一遍地审视着镜中的自己。

这面镜子，还是当年和老周结婚时一起买的，如今镜框的边角已经有些许磨损，映照出的，也不再是那个扎着麻花辫、满眼是光的年轻姑娘，而是一个头发花白、眼角爬满皱纹的老太太。

我叫李慧娟，六十二岁，一个退休了三年的中学语文教师，一个守着这套一百二十平米空房子的寡妇。

身上这件米色的风衣是上周刚买的，我一辈子节俭，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奢侈。料子是真好，柔软又挺括，穿在身上，似乎将我这些年被岁月磨出的疲态都遮掩了几分，显得精神了不少。

脖子上，我小心翼翼地系着一条暗红色的真丝丝巾。

这是我压箱底多年的宝贝，还是三十年前老周去上海出差，咬着牙给我买回来的。丝巾上那股淡淡的樟脑丸味道，混合着旧时光的气息，让我感到一丝莫名的心安。

镜子里的人，陌生又熟悉。我有多久没这么认真地打扮自己了？自从老周五年前生病走了以后，我的世界好像就变成了黑白色。衣柜里的衣服，清一色的深蓝、灰黑，方便、耐脏，但也沉闷得像我那颗日渐枯萎的心。

“嗡——嗡——”

床头柜上，那只晓曼硬塞给我、教了我几十遍才勉强学会使用的智能手机，不合时宜地振动起来。屏幕上执着地跳动着女儿的名字。我心里猛地一紧，像一个做错了事即将被家长审问的孩子，犹豫了半晌，最终还是划开了接听键。

“妈！你非要去？你的航班是明天早上八点，没错吧？”晓曼的声音又急又气，隔着听筒都能感觉到她的火气，像一串点燃的鞭炮，噼里啪啦地炸过来，“你连他真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网上的人说的话能信吗？这根本不靠谱！”

我下意识地将手机拿远了一些，转身走到窗边。窗外是这座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熟悉的夜景，万家灯火渐渐熄灭，只剩下昏黄的路灯，在无人的街道上投下长长短短、寂寞的光晕。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晓曼，你不会懂的。我跟他之间，是灵魂层面的吸引。”

“灵魂？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信这个？”电话那头的晓押，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恨铁不成钢的无奈，“我上网查过了，这种骗局一年到头都在上演，专门骗你们这种……这种……总之就是专门骗中老年人的跨国骗局！他们的照片是假的，说的话是假的，整个身份都是假的！你醒醒吧！”

“够了！”我再也无法维持平静，一股被误解、被轻视的无名火直冲头顶。我握着手机的手都在发抖。“周晓曼！在你眼里，你妈就是个老糊涂，是不是？我教了一辈子书，读了一辈子书，什么样的人是真诚的，什么样的话是虚伪的，我难道还分不清吗？大卫他不是骗子！”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晓曼压抑着哭腔的、低低的声音：“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我只是太担心你了……”

“不用你担心，我心里有数，我不是三岁的孩子。”我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不想再与她争辩下去，径直挂断了电话。

屋子里瞬间恢复了死寂，只有那只老旧的石英钟，依旧在不紧不慢地走着。我看着镜中那个因为激动而面色潮红的自己，眼眶不受控制地发热。晓曼她不懂，她永远不会懂。她活得太现实，太精明，她的世界里只有报表、数据和冰冷的得失。她怎么会懂，一个枯寂的灵魂，在遇到清泉时的那种狂喜和战栗。

回忆，像一部褪了色的老电影，一帧一帧地，回到了几个月前那个平平无奇的下午。

老周走了五年了。他刚走的那阵子，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总觉得他还在，只要我一转身，他就会像以前一样，躺在我身边，发出轻微的鼾声。可每次摸到的，都只有冰冷的床单。后来，我渐渐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对着墙壁说话。

晓曼怕我一个人闷出病来，每周都雷打不动地开车回来看我。后备箱里总是塞得满满的，牛奶、水果、新上市的蔬菜，还有各种她认为我需要的保健品。她来了，就在屋子里转悠，这儿擦擦，那儿弄弄，嘴里不停地念叨：“妈，这过期了，我给你扔了啊。”“妈，你那降压药要按时吃，别老忘了。”“妈，天冷了，出门多穿点。”

她很孝顺，我知道。可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条河。我跟她讲我最近读了一本什么书，有什么感悟，她总是心不在焉地听着，然后说：“妈，你看这些有啥用，还不如出去跳跳广场舞，锻炼锻炼身体。”我跟她说起从前的旧事，她就拿起手机开始回工作休息。她太忙了，忙得像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我们的交流，永远停留在“吃了吗”“睡得好吗”“钱够不够花”这些最表层的嘘寒问暖上。她不懂，我缺的不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我缺一个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听我说话，能懂我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的人。

退休后，这种精神上的空虚感愈发强烈。我曾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之一，我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我习惯了被学生们崇拜的目光包围，习惯了在三尺讲台上挥斥方遒。

可退休证一发，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社会淘汰下来的废旧零件，瞬间失去了所有的价值。没人再需要我，没人再理睬我。我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甚至有点招人烦的老太太。

直到那天下午，在老年大学的书法班，同学张姐向我推荐了一个叫“环球之友”的手机软件。张姐是个乐天派，退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她神秘兮兮地把手机凑到我跟前，给我看她和一个法国老头用翻译软件聊天的记录，两个人鸡同鸭讲，笑料百出。

“慧娟你看，这多有意思，”张姐眉飞色舞地说，“我侄女给我下的，说能跟全世界的人交朋友，还能顺便练练我那点早就还给老师的英语。你也下一个玩玩呗，解解闷。”

我当时只是出于好奇，也或许是想给这潭死水一样的生活，扔进一颗小石子，看看能不能泛起一点涟漪。我抱着打发时间的想法，在晓曼的帮助下下载了那个软件。

点进去一看，里面像个万花筒，五颜六色，什么人都有。有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非洲小伙子在展示他的木雕手工艺品，有满脸皱纹的美国老太太在骄傲地分享她刚出炉的苹果派，还有一个日本的老爷爷在院子里专注地修剪着他的盆景。我笨拙地划着屏幕，感觉很新奇，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可新鲜劲儿过去，我又觉得索然无味。这些遥远而鲜活的生活，与我何干？我正准备像卸载其他没用的软件一样把它删掉的时候，一条新的消息提醒，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突然弹了出来。

一个名叫“大卫”的人，给我发来了信息。

我心里没来由地跳了一下，犹豫着，点开了他的头像。那一瞬间，我的呼吸仿佛停滞了半秒。

那是一张极具魅力的外国男人的脸。他看起来大约六十多岁的年纪，一头漂亮的银白色短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没有一丝凌乱。他的额头和眼角有着岁月沉淀下的深刻纹路，但那双蓝色的眼睛，却清澈得像一片深邃的湖水，带着一种温和而忧郁的笑意。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粗花呢西装，里面是浅色的高领毛衣，气质儒雅，像老电影里的英国绅士。他的背景，是夕阳下的泰晤士河和灯火初燃的伦敦塔桥。

这张脸，这个气质，精准地击中了我内心深处所有关于浪漫和理想的想象。

我怀着一种近乎朝圣般的忐忑心情，点开了他发来的那条消息。一行翻译腔很明显、但语法工整的中文，像一首小诗，静静地躺在屏幕上：

“美丽的女士，您好。很冒昧打扰您。我看到了您在个人主页分享的您写的诗，您的气质，让我想起了东方的一首古老的诗歌。”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像一把失传已久的、独一无二的钥匙，在我毫无防备之下，精准地插进了我那把生了锈的心锁里，轻轻一转，“咔哒”一声，打开了。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被一道来自英吉利海峡的光彻底照亮了。

我和“大卫”开始了不知疲倦的聊天。我们之间有八个小时的时差，但这丝毫不能阻碍我们交流的热情。每天我一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总能看到他发来的“早安，我亲爱的慧娟，愿你在东方的阳光里有美好的一天。”而每晚我睡前，也总会收到他那边的午后问候：“午安，慧娟，我正在工作室里喝着咖啡，窗外下着小雨，我突然就想起了你。”

他告诉我，他是伦敦的一名小有名气的建筑设计师，尤其擅长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三年前，他心爱的妻子，一位大提琴演奏家，也因为癌症去世了。他说他能深刻地理解我的孤独，因为他也正承受着同样的痛苦，那种房子很大，心却很空的痛苦。

我们的话题，是从诗歌开始，然后蔓延到文学、音乐、艺术、哲学，几乎无所不包。这感觉太奇妙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终于找到了共鸣腔的乐器，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得到最完美的回响。

我给他发我年轻时写下的那些酸涩的旧作，那些被我锁在抽屉里，连老周都没给看过的句子。他竟然能从里面读出我当时少女时代的心境，他会说：“哦，慧娟，这句‘月光是揉碎的乡愁’，真是太美了，我能感受到一个年轻的灵魂，在对未来的迷惘中，寻找着故乡般的慰藉。”

我跟他聊起我最喜欢的简·奥斯汀，他会说：“是的，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爱情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们跨越了阶级和偏见，完成了灵魂的对视。就像我们，跨越了海洋和语言。”

我随口感慨了一句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为他这个外国人不会懂。没想到他很快回复我：“亲爱的慧娟，我虽然无法完全理解这十四个字的精妙，但我能从你的语气中，感受到那种失去挚爱后，天地皆空的巨大悲凉。但请你相信，即使在最寒冷的冬日，也会有一座温暖的壁炉，在未来的某个角落，为你静静等待。”

天哪！我有多久，有多久没听过这样熨帖入心的话了？

老周是个老实巴交的工程师，一辈子务实肯干，是公认的好人。但他是个粗线条的男人，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把工资卡交给我，就是在我生病时默默地给我倒水。他一辈子没对我说过一句浪漫的话，更别提跟我讨论什么文学艺术。我跟他聊书，他会打着哈欠说：“看那些干啥，能当饭吃？”

女儿晓曼呢，更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她的人生信条就是努力工作，赚钱换大房子。跟她聊这些，她只会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说：“妈，你想太多了，实际点吧。”

可是大卫不一样。他懂我，他欣赏我，他赞美我。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有思想、最有内涵的东方女性，是“一朵在岁月中沉淀了芬芳的古典玫瑰”。

我彻底沦陷了。我感觉自己那颗已经干枯、沉寂了多年的心，被重新注入了活水，不仅再次开始砰砰跳动，甚至开出了一簇簇绚烂的花。那些压在心底几十年，无人可以分享的思绪，那些对人生和世界的感悟，我都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而他，总能给出最温柔、最深刻、最恰到好处的回应。

我坚信不疑，我寻寻觅觅了一辈子，终于在六十二岁这一年，等到了那个能与我灵魂共鸣的知己。

我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邻居们都说，李老师最近气色真好，走路都带风了。我不再唉声叹气，每天都精神焕发。

我开始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哼着不成调的歌。我翻出了那些被我嫌弃太艳丽而压在箱底的漂亮衣服，每天对着镜子比来比去，琢磨着哪一件更好看。我还买了好几套昂贵的护肤品，每天晚上仔仔细细地涂抹，看着镜子里似乎平滑了一些的皱纹而沾沾自喜。

为了能跟他同步聊天，我甚至打乱了几十年养成的作息规律，开始熬夜。每天都算着伦敦的时间，算着他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下班。经常是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守在手机前，就为了等他那句充满磁性的语音：“亲爱的，你睡了吗？”

晓曼很快就发现了我的不对劲。在一个周末，她提着大包小包的水果牛奶来看我，一进门，就看到我正一边敷着她买给我的面膜，一边对着手机屏幕傻笑。

“妈，你老实交代，是不是有什么事？”她把东西放下，狐疑地走到我跟前。

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这么大的幸福，应该跟女儿分享。我兴高采烈地把手机递给她，让她看大卫的照片，还把我们之间那些诗意的聊天记录，挑了几段自认为最精彩的，像展示珍宝一样给她读。

我本以为，她会惊讶，会为我感到高兴。可我看到的，却是她的脸色一点一点地沉了下来，眉头也越皱越紧。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过我的手机，白皙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操作着。很快，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新闻标题，像一把把尖刀，刺入我的眼帘：

“惊天骗局！跨国‘杀猪盘’团伙落网，专骗中老年女性，涉案金额上亿元！”
“痴情阿姨为网恋‘外国军官’倾家荡产，对方竟是二十岁小伙！”
“温柔‘英国情人’竟是东南亚抠脚大汉！聊天全靠剧本！”

“妈，你好好看看这些！”晓曼把手机塞回我手里，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严肃和冰冷，“这人来路不明，照片都可能是从网上随便下载的！他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事先编好的剧本！你可千万别陷进去！”

我感觉一盆冰水，夹杂着冰雹，从头顶猛地浇了下来。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被至亲之人误解和冒犯的、巨大的愤怒。

“在你眼里，你妈就这么愚蠢吗？”我一把抢过手机，把那些刺眼的新闻全都关掉，“我跟他聊了这么久，他是真心还是假意，我能感觉不到吗？他欣赏的是我的才华，我的内心！你太世俗了，晓曼，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精神恋爱！”

“精神恋爱？妈，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这么天真！”

“我多大岁数了？我六十二岁了就不能追求爱情了吗？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只配每天去公园里跟一群老头老太太跳跳广场舞，然后回家等着老死？我就不配拥有一段美好的感情吗？”我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声音都在发抖。

晓曼被我这副歇斯底里的样子吼得愣住了，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大概从小到大，都没见过我这个样子。我们母女俩，为了一个素未谋面、远在万里之外的外国男人，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场争吵。

那次争吵后，我们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我更加坚信，这个世界上，只有大卫才是唯一懂我的人。女儿的不理解，反而成了我们爱情的试金石，让我更加义无反顾。

就在我完全沉浸在这份跨国之恋的甜蜜中，并且为自己的“清醒”和“勇敢”而自得时，一个考验我们“爱情”的机会，悄然而至了。

那是一个深夜，我们像往常一样开着视频聊天。他那边总是光线很暗，或者信号断断续续的，画面像蒙了一层雾，很模糊。他说是因为他住的郊区别墅，网络信号不太稳定。我倒也不介意，只要能看到屏幕上那个模糊但依旧能看出儒雅轮廓的身影，听到他那充满磁性的、带着英伦腔调的声音，我就觉得无比满足和幸福。

聊着聊着，他突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语气里充满了疲惫和失落。

我心里一紧，连忙问他怎么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用一种故作轻松的语气告诉我，他最近正在负责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是修复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古老教堂。但现在，他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他从亚洲的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订购了一件修复工程最关键的部件——一块清代出口的古董雕花窗棂，用来做教堂玫瑰窗的点睛之笔。可没想到，那件东西在过海关的时候被扣下了，海关怀疑是走私文物，需要缴纳一笔不算多，但很紧急的保证金，才能取出来。

他说得云淡风轻，却反复强调，如果不能在这个星期内把窗棂安装上去，整个修复工期就会延误，这会极大地影响他在业内的声誉。他甚至还半开玩笑地说：“看来，我这个完美主义者，这次要栽跟头了。”

听到我那视若神明的“灵魂知己”遇到了事业上的危机，我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疼得厉害。

我能从他故作轻松的语气里，听出那份沉重的焦虑和无助。

尤其是在他说完之后，还极力地掩饰，转换话题说：“哦，亲爱的慧娟，真抱歉让你听我抱怨这些该死的烦心事。男人总要独自面对这些生活中的泥潭，不是吗？我们还是聊聊你今天读的那首诗吧。”

他越是这样说，我心里就越是心疼和焦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绅士，有风度，有担当，自尊心强，不愿轻易向心爱的女人开口求助。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不能只停留在谈诗论道、风花雪月的精神层面，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为了这件事而烦恼，我要支持他的事业，成为他坚实的后盾，让他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女人在与他同在。

“大卫，”我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对着手机，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说，“钱的问题，我可以帮你。你别着急，你告诉我需要多少钱。”

手机那头，他好像非常惊讶，立刻就“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不，不，我亲爱的慧娟，这怎么可以？这绝对不行！我怎么能让你为我破费？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的。请你千万不要这么说，这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无能的男人。”

他越是拒绝，我就越是觉得他品格高尚。我一再坚持，几乎是用一种哀求的语气跟他说，我们是灵魂伴侣，就应该有难同当，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在我反复的劝说和坚持下，他才终于“勉强”地松了口，语气里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感动：“哦，慧娟，你……你真是上帝赐给我的天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感激。我向上帝发誓，等我这个项目的尾款一到，我一定双倍奉还给你。不，是十倍！我要让你知道，你的信任和爱，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我就醒了。我揣着那本记录着我和老周一辈子积蓄的存折，心里像揣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七上八下地出了门。清晨的街道上人还很少，我一路走到离家最近的那家银行，在门口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等到银行开门。

我是第一个办理业务的顾客。柜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睡眼惺忪地问我办什么业务。我压低了声音，说我要汇款，三万块钱。

小姑娘接过我的存折和身份证，一边操作一边随口问：“阿姨，给谁汇款啊？”

我脸一红，含糊地说：“给我……我香港的亲戚。”

小姑娘听了，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好心提醒道：“阿姨，是这样的，我们有规定，要提醒一下您。现在电信诈骗特别多，尤其是那种让往境外汇款的，很多都是骗子。您确定您认识对方吗？对方的身份您核实过吗？”

被一个小姑娘这么盘问，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既尴尬又有些恼怒。我把声音提高了一点，嘴硬地说：“当然认识！是我亲外甥女，在香港做生意的，急需用钱周转一下，我还能不认识吗？你们银行怎么这么多事！”

小姑娘被我噎了一下，没再多问，很快就办好了手续。当那张盖了章的银行回单递到我手里时，我看着上面那个陌生的香港公司账户名，和被划掉了三万块钱的余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既有帮助了爱人的满足感和自豪感，仿佛自己也参与了一项伟大的古建筑修复工程；也有一丝对女儿晓曼的愧疚和无法言说的不安。

我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安慰自己：等大卫把钱还给我了，一切就都过去了，晓曼也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几天后，大卫在视频里兴高采烈地告诉我，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那块珍贵的窗棂已经顺利取了出来，安装到了教堂上，效果好得惊人，所有人都赞不含糊。

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他特意在模糊的镜头前，晃了晃一个包装精美的深蓝色丝绒盒子，打开来，里面似乎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

他深情地对我说：“慧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一条蓝宝石项链，它的颜色，就像你的眼睛一样神秘而美丽。这是为了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和支持。等你来了伦敦，我一定要亲手为你戴上。”

那一刻，我之前心里残存的所有不安和愧疚，全都烟消云散了。我觉得，我们的关系，通过这次“共患难”的考验，已经彻底升华了。我们不再只是网上的聊友，而是可以同甘共苦、彼此扶持的人生伴侣。我对他的信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那个周末，晓曼来看我，帮我收拾书房的时候，无意中在我夹在书里的一张旧报纸里，发现了那张被我藏起来的银行回单。

她的脸色，在一瞬间就变了。

“妈！你还是把钱给他了？”她捏着那张薄薄的回单，手都在发抖，仿佛那不是一张纸，而是一块烙铁。

我自知理亏，但气势上却不能输。我强撑着，从她手里夺过回单，说：“什么叫给他了？这是我借给我朋友的！人家做生意周转不开，我帮一下怎么了？他说了很快就会还给我的！”

“朋友？什么朋友需要你把养老金汇到香港去？妈，你就是被骗了！彻头彻尾地被骗了！”晓曼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指着回单上的账户名，“你看看这个公司名字，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上网查过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吗？”

“我查那干什么！我信的是他这个人！”我恼羞成怒，感觉自己的智商和情感都受到了侮辱，“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你凭什么管我？你是不是就盼着我不好？”

那天的争吵，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激烈。我觉得她根本不理解我伟大的爱情，她的眼睛里只认得钱。她觉得我已经被那个看不见的男人彻底洗了脑，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老顽固。

最后，她哭着摔门而去，留下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心乱如麻。我看着窗外，告诉自己，我是对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那次激烈的争吵过后，晓曼有半个多月没有再登我的家门。她只是每天雷打不动地会发一条言简意赅的信息过来：“妈，身体怎么样？”，或者“降压药吃了吗？”

我知道，这是她最后的妥协，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她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我赌气，既不愿与我彻底断绝联系，也不想再面对我这个“执迷不悟”的母亲。

我心里也不好受，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因为她的话而辗转反侧。但每当这时，我就会打开手机，翻看我与大卫的聊天记录。他那些诗意的、充满理解和爱慕的话语，像一剂强效的镇定剂，能迅速抚平我内心的所有波澜。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我是对的，晓曼只是年轻，她不懂。

就在我和女儿的关系陷入僵局时，大卫的邀请，像一束穿透乌云的万丈金光，照进了我灰暗的生活。

项目顺利完工后，大卫说他要好好地庆祝一下，更要好好地“回报”我这位在他最困难时伸出援手的“东方天使”。

“亲爱的慧娟，”他在视频里，用那副我百听不厌的、充满磁性的声音对我说，“我已经无法再忍受这隔着屏幕的思念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你，想亲吻你的额头，想与你执手在泰晤士河边漫步。请你来伦敦吧，来我的家里，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他的声音充满了魔力，为我描绘了一幅让我心驰神往、几乎要醉倒的浪漫蓝图。

他说，他会亲自到希思罗机场接我，手里会捧着九十九朵娇艳的红玫瑰。他说，他会带我回到他位于泰晤士河边的白色别墅，那栋房子是他亲自设计的，有一个洒满阳光的玻璃花房，里面种满了各种颜色的玫瑰。他说，我们会一起在海德公园的长椅上喂鸽子，去大英博物馆看那块他提过无数次的罗塞塔石碑，晚上，他已经订好了皇家歌剧院最好的位置，我们要一起去听一场荡气回肠的《茶花女》……

我的心，被这幅美好得不真实的画面彻底俘获了。去伦敦，去见他，去过上那种我只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过的生活，成了我当时唯一的、不可动摇的执念。

就在我完全沉浸在幸福的眩晕中时，他话锋一转，用一种充满歉意和些许尴尬的语气，小心翼翼地解释说：“只是，亲爱的，有一个小小的，非常令人尴尬的麻烦。因为我这个修复项目的尾款，需要通过很复杂的国际结算流程，可能要一两个月后才能到账。我手头的现金，暂时都投到项目的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可能需要你……哦，亲爱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可能需要你先自己垫付一下机票和签证的费用。”

看到我这边沉默了，他立刻又用一种近乎发誓的、斩钉截铁的语气补充道：“我向上帝保证，慧娟，这绝对是最后一次！等你一到伦敦的机场，我立刻就把所有的钱，包括你之前帮我的那三万块，一分不少地全部换成现金还给你。并且，从你踏上英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你的一切开销，都由我来承担！我要让你像一位真正的女王一样，享受你的伦敦假期！”

对于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我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在我看来，一个能掌管那么大项目的顶尖设计师，资金暂时周转不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而且，我已经帮过他一次，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拉了他一把，现在再帮他这一次，让他能顺利地见到我，又何妨呢？这是我们爱情的又一次考验，也是我为我们的未来，做的一点小小的投资。

当我下定决心，并且把这个决定通过电话告诉晓曼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在那一头彻底崩溃了。

“妈！你疯了吗？你不能去！你绝对不能去啊！”她在电话里哭着，几乎是在哀求我，“妈，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个无底洞！他骗了你的钱，现在还要骗你的人过去！你到了那儿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办啊？”

她甚至带着哭腔威胁我，说如果我非要去，她就马上去银行，把我的银行卡全都挂失冻结。

晓曼的激烈反对，反而激起了我骨子里的执拗和叛逆。我觉得她是在阻挠我追求后半生的幸福。我铁了心，觉得这是我灰暗的晚年里，最后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谁也无法阻拦。

我对着电话，用尽全身的力气吼道：“周晓曼！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用的是我自己的钱！我活了六十多年，有权利决定我自己的人生！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妈，就别再管我！”

说完，我狠狠地挂了电话，然后走过去，一把拔掉了家里座机的电话线。我又拿起手机，把它调成了静音模式。我知道，我必须隔绝一切反对的声音，才能心无旁骛地、坚定地走向我梦想中的幸福。

我瞒着晓曼，像一个秘密进行地下工作的特工。我偷偷去了家附近的一家旅行社，谎称是要去英国看望留学的孙子，办了加急的旅游签证。

我拿着存折，去银行取出了剩下的大部分养老金，那是留着给自己看病防老的钱。我把它们全都换成了厚厚一沓崭新的英镑，小心翼翼地藏在贴身的口袋里。

我开始像一个即将出嫁的少女一样，为这次远行做着精心的准备。我买了新衣服，新鞋子，甚至还买了一瓶昂贵的法国香水。我去理发店，让理发师把我那一头花白、毫无生气的头发，染成了时髦的深栗色，还烫了卷。每天，我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微笑，练习着“Hello”、“Nice to meet you”这些简单的英语对话。

那段时间，我完全活在一种巨大的、由我自己编织的、不真实的幸福和期待之中。我觉得，我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在迟到了几十年后，终于要来了。

从北京到伦敦，十几个小时的跨洋飞行，并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疲惫，反而充满了亢奋和激动。我几乎一路都睁着眼睛，看着窗外从白昼到黑夜，再从黑夜到黎明。当飞机广播里传来即将降落在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的提示时，我的心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我按照大卫在邮件里详细的嘱咐，取了行李，办完入境手续，然后推着一辆小小的行李车，随着熙熙攘攘、肤色各异的人群，穿过长长的通道，来到了三号航站楼的国际到达大厅。

我几乎一眼就看到了那个醒目的标志——一家红色的“Costa”咖啡店，这和我们约定中的碰头地点一模一样。我找了一个正对着出站口、最显眼的位置，把行李车稳稳地停好，然后挺直了背脊，站在那里，开始了我人生中最漫长、也最重要的一次等待。

我的内心，像一锅烧开的水，无比激动，手心因为紧张而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悄悄地从随身携带的那个精致的小手提包里，拿出小镜子，飞快地照了一下。还好，头发没乱。我又重新涂了一遍鲜亮的口红，这能让我的气色看起来好一些。

我不断地朝着那个唯一的出站口张望，想象着他从人群中一眼就认出我，然后迈着他那优雅而稳健的步伐，穿越人群向我走来。他那双我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像地中海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里，会盛满了怎样的深情和喜悦？然后，他会给我一个我期待了无数个日夜的、绅士的拥抱。

我们约定的时间，是当地时间的下午三点整。

三点一刻，出站口走出来一大波旅客，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有被子女簇拥着的老人，有勾肩搭背的学生，但没有他。

三点半，他又一班航班的旅客走光了，他还是没有出现。我开始感到一丝不安，在心里不住地安慰自己：别急，慧娟，别急。伦敦的交通是出了名的拥堵，他一定是被堵在路上了。一个成功的建筑设计师，肯定很忙，有点延迟是正常的。

四点钟，指针指向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的心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下沉。咖啡店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我，像一尊可笑的望夫石，固执地、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我给他发去的消息，石沉大海，没有半点回音。我试着拨打他留给我的那个英国电话号码，听筒里传来的，却永远是那个冰冷的、毫无感情的电子提示音：“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at the moment.”（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

我的手脚开始发凉。周围旅客们的欢声笑语、那些久别重逢的激动拥抱，此刻在我看来，都像一场场无声的讽刺剧，反衬出我愈发强烈的孤独和正在迅速滋生的恐慌。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一条毒蛇，钻进了我的脑海：难道……难道晓曼说的是对的？难道这一切，真的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我用尽全力狠狠地掐灭了。不，绝不可能！大卫不是那样的人，他那么真诚，那么儒雅，他一定是被什么非常重要、无法脱身的紧急事情给耽搁了。我不能怀疑他，我要相信他，相信我们的爱情。

就在我冷汗涔涔，手足无措，快要绝望地哭出来，准备找个角落的椅子坐下来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男人，毫无征兆地，径直朝我走了过来。

他看起来大概二十出头的年纪，黑头发，黄皮肤，是一张典型的东亚面孔。他身上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一号、看起来很廉价的深色西装，那件衣服皱巴巴的，像是从箱底随便翻出来的，领带也歪歪扭扭地系着。他的神情看起来非常紧张，眼神躲躲闪闪，一直低着头，不敢与我对视。

他的手里，举着一张有些发皱的A4纸，上面用粗大的黑色记号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的中文名字：李慧娟。

他走到我的面前，停了下来，用一种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蹩脚的普通话说：“请……请问……您是李慧娟阿姨吗？”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瞬间警惕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半步，把我的手提包紧紧地攥在胸前，审视着他：“你是谁？我就是李慧娟。大卫呢？你认识大卫吗？”

年轻男人听到“大卫”这个名字，像是听到了什么指令一样，慌张地点了点头，急忙向我解释道：“阿姨，您别急！我是……我是大卫先生的助手，我叫汤姆。是大卫先生派我来接您的。”

听到“助手”这两个字，我那颗已经沉到谷底的心，稍微向上浮起了一些，原来是派了助手来，肯定是他的项目临时出了什么紧急状况，他自己走不开。

我急切地追问：“那他本人呢？他为什么不亲自来？他不是在电话里说好要来接我的吗？”

“汤姆”的脸色，在听到我这个问题后，瞬间变得煞白如纸，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