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15号那个大清早，天津静海县的天气阴沉得吓人。
四百多号全副武装的武警居然被堵在了一个村口，进退不得。
这不是在拍警匪片，对面也不是什么恐怖分子，就是一帮扛着铁锹、钢管甚至私藏猎枪的泥腿子。
指挥这场闹剧的，就是那个曾被捧上天的“庄主”禹作敏。
这就好比一个保安队长带着保安队，要把正规军给缴了械，简直是胆大包天。
说起来，这一幕大概是禹作敏这辈子最疯狂的时刻，也是他给自己挖的那个大坑，终于要把自己埋了。
很多人提起他，只记得他是带头致富的“财神爷”，却不知道这个农民企业家身上，那股子江湖气有多重。
咱们今儿个不聊那些枯燥的经济数据，就聊聊他是怎么把这大邱庄，一步步变成水泼不进的“禹家庄”的。
倒退回70年代末，禹作敏跟那时候绝大多数农民一样，穷得叮当响，兜里比脸还干净。
但这老头有个绝活，爱看报纸。
别人拿报纸卷烟丝，他带着那副破老花镜，硬是从字里行间抠出了“工业兴村”四个门道。
那时候的人胆子是真大，也是真能吃苦。
他带着大伙捡破烂、凑份子，硬是在盐碱地上搞起了轧钢厂。
你别说，这招还真灵，没几年功夫，大邱庄就翻了身。
到了90年代初，大邱庄那是相当炸裂。
拥有200多家企业，固定资产干到了几十个亿。
那是90年代啊兄弟们，那时候万元户都横着走，他们村奔驰车多得像现在的共享单车，连城里的大厂看了都流口水。
禹作敏这下彻底飘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钱这东西就像海水，喝得越多越渴，最后把脑子都给烧坏了。
有了钱，禹作敏的心态也变了。
他没学会现代企业的管理，反而把旧社会那一套“家长制”给捡回来了。
在他眼里，大邱庄不是国家的，是他老禹家的自留地。
法律？
那没有他的话好使；警察？
那没有他的保镖管用。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土皇帝，村里谁敢不听话，轻则撤职，重则家法伺候。
这哪是现代农村啊，简直就是个封建山寨。
最离谱的是1990年的“刘玉田案”。
就因为刘玉田的儿子不懂事，得罪了禹作敏的亲戚。
好家伙，禹作敏那个堂弟带着几个打手，光天化日之下，把刘玉田活活给打死了。
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禹作敏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护短。
他觉得在大邱庄这一亩三分地上，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
警察来查案，他敢组织村民游行示威，甚至威胁停工停产。
最后虽然凶手被抓了，但这事儿让他产生了一种致命的错觉：他觉得自己的面子比法律还大。
这种狂妄在1992年达到了顶峰，也直接导致了后来那个让他万劫不复的悲剧。
公司里有个叫危福合的职员，才26岁，因为被怀疑贪污（后来查了半天也没实据），被禹作敏私设公堂。
那可不是简单的问话，是整整打了七八个小时的严刑拷打。
我看过那份尸检记录，全身上下几百处伤，简直惨不忍睹。
一个小伙子，就这样活活被打没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天津市公安局肯定要介入。
结果禹作敏倒好，不仅没有一点悔意，反而跟没事人一样。
办案人员进村，他给扣押了；警察要抓人，他命令全村工人封锁路口。
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惊心动魄的对峙。
他当时可能真以为，只要人多势众，国家法律也拿他没办法。
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狂妄。
但他忘了，这里是法治社会，不是梁山泊。
1993年，这出闹剧终于收场了。
禹作敏被依法逮捕，那一刻，他脸上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情终于没了。
法院最后数罪并罚，判了他有期徒刑20年。
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每一条都够他喝一壶的。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庄主”，最后就在监狱里度过了余生。
大邱庄的神话破灭了，那些把他捧上神坛的人也都散了。
当权力的欲望膨胀到试图挑战法律底线时，毁灭，便已注定是唯一的结局。
1999年10月，69岁的禹作敏因心脏病突发死在了医院里。
据说临死前神志都不清醒了，嘴里反反复复就念叨着四个字：“我要回家。”
至于他想回的是那个穷得叮当响的老家，还是那个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独立王国”，没人知道了。
反正，他是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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