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希腊“ 读点活书 ”
来希腊 “读点活书”栏目响应前辈学者罗念生先生深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的倡议而设，栏目 设立 以来，共推出四十 篇文章，内容涉及古今希腊的考古、历史、文化以及外国驻希腊古典研究机构的运行情况，这些文章大都是作者们实地体验和考察后撰写的，杜绝了刻板陈旧知识的介绍。栏目的每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话题集中，都是学者专业研究外的偶然所得。
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希腊文明感兴趣，在欣赏地中海自然风光的同时，也将逛考古公园、看博物馆作为来希腊旅游的主要目的。来希腊“读点活书”栏目将继续邀请专业学者走进历史现场讲解希腊文明的丰富内涵。
专栏主持人：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学术发展部主任
本专栏文章均为《中希时报》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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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希腊地名的本土化改革
陈峻鹏
地名本质上是一种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活动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中进行，这种人地关系是无法割舍的。为便利计，人类决定用自己的语言为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命名，地名就此出现。虽然地名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但是专门研究地名的学科——地名学（toponymy）是晚近才出现的。这门学科的英语名称由希腊语“地方（τόπος）”和“名称（όνομα）”两词组成。本文讨论的是近代希腊地名的变化问题。希腊独立后利用其民族认同中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对各层级地名进行了持续近百年（1830s-1920s）的本土化运动。
希腊独立后领土变更示意图 ——以1832、1881、1923年为阶段节点（图片来源“Modern Greece A History since 1821 (John S. Koliopoulos, Thanos M. Veremis)”）
古典的回归：色萨利以南及爱奥尼亚群岛地区
希腊独立前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南部地区实行行政区域三级划分制度，即行省-旗-采邑，其中行省（Eyaleti）为帝国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区划：如今希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及塞尔维亚南部及保加利亚被划分为鲁米利亚（Rumelia）行省，伯罗奔尼撒半岛被划分为摩里亚（Morea）行省；每个行省下设数个旗（Sanjak），行政长官为桑贾克贝伊（Sanjak beyi），他们有的来自奥斯曼征服前的领主家族，有的是苏丹新分封的土耳其人；州下面的土地划分为土耳其小领主的采邑。因此在这一行政制度下，鲁米利亚和摩里亚行省内地名不仅有前奥斯曼时代的希腊、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名称，也包含土耳其地名。这是漫长的中世纪在希腊半岛留下的深刻印记。
1832年，希腊独立确定边界后，奥托政府设计了三个地区行政层级并以古代名称来命名它们：州（Νομός）-县（Επαρχία）-市镇（Δήμος）/社区（Κοινότητα）。1836年，希腊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多个行政区（Διοίκηση），并第一次公布了行政区域的划分结果及其官方名称。此时的行政区和市镇相当一部分已经恢复了古典时期的名称。
1836年希腊行政区划分
（图片来源“Καινούρια Ονόματα – Καινούριος Χάρτης: Ζητήματα μετονομασιών των οικισμών της Ελλάδας, 19ος – 20ος αιώνας(Ελένη Κυραμαργιού)”）
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例，奥托政府为了体现希腊王国作为古典文化的继承者以及向世人宣告古希腊文化的回归，奥斯曼时期的摩里亚行省被改为五个州，弃用“摩里亚”这一名称，并将该区域改名“伯罗奔尼撒”，该地区由阿尔戈斯州（Αργολίδα）、亚该亚及伊利斯州（Αχαΐα&Ήλιδα）、美塞尼亚州（Μεσσηνία）、阿尔卡迪亚州（Αρκαδία）和拉科尼亚州（Λακωνία）组成。这些地名都来自于古典时代，虽然在奥斯曼统治时期也在使用，但从未成为二级区域行政单位。同时，这些州下辖的县及其首府也都改用了希腊化地名。它们尽量向古典希腊靠拢：科林斯及阿尔戈斯州的首府，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城市纳夫普利翁（Ναύπλιο）正式改名，用古典时期的名字代替奥斯曼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新城”（Mora Yenişehri）。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阿波罗·埃皮库里乌斯神庙，出自帕特农神庙设计师菲迪亚斯之手
（图片来源http://climascape.prd.uth.gr）
“一个国家可以有意识地使用地方名称作为维护国家团结和独特性的工具。[ Place Names: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in Toponymy and Toponomastics, p249.]”“摩里亚”的弃用和“伯罗奔尼撒”古老地名的回归，表明希腊政府以古典文化为基础开始构建和完善希腊民族认同。将大地区恢复为古典时代的名称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改名运动一旦向下推进，到城镇和村庄一级，难度就会直线上升：古典时期的城市聚落和如今的定居点难以对应，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也使得特定区域内的定居点显著增加，如果只使用古代地名，就会出现名实不符、名称重复等现象。奥托政府面临多方面的困难，直至奥托一世在1862年被迫退位时，希腊地名改革都没有长足推进。
1864年乔治一世国王登基后，爱奥尼亚群岛（Ιόνια）并入希腊。作为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程度最高的希腊族群定居区，爱奥尼亚群岛群众对古典希腊文化满怀热情，尤其是扎金索斯岛（Ζάκυνθος）当局在回归后马上开始推进更名运动。尽管岛上的拜占庭和西欧风格的历史遗迹更多，他们仍然根据神话中阿尔忒弥斯女神与扎金索斯岛的联系确定了某些市镇的新名字，如市镇盖拉隆（Γαλάρων）更名为阿尔忒弥西奥（Αρτεμισίων）。随着希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逐渐步入正轨，以古典文明为基础构建的民族认同更加深入人心，全国的地名希腊化运动也开始深入到市镇和社区，城市和农村都一起掀起了新一轮的更名热潮。
有意淡化奥斯曼时期甚至是拜占庭时期的历史痕迹，改用古典时期的地名，充分彰显了希腊独立之初对古典文化的强烈认同。然而，也有一些地方的许多小定居点保留了原来斯拉夫、伊利里亚和土耳其式的名称。
拜占庭的现实考虑：色萨利及南伊庇鲁斯地区
1881年，色萨利和南伊庇鲁斯地区并入希腊后，希腊设5个州，其中阿尔塔州的首府阿尔塔城古典时期叫做安布拉西亚（Αμβρακία），由科林斯人所建，后来成为了古伊庇鲁斯王国的都城，拜占庭时期改名阿尔塔。希腊独立战争期间，该城希腊族民众响应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丢失该城。考虑到该地起义的爱国教育作用，以及在国内外的接受程度较高，希腊政府最终没有恢复古典名称而是继续使用“阿尔塔”的名字。19世纪末康斯坦丁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Κωνσταντίνος Παπαρρηγόπουλος）对希腊文明提出的著名“三段论”（近代希腊人同时是古希腊人和拜占庭人的后代）被越来越多的希腊人所接受。
阿尔塔石桥-城市象征，始建于拜占庭时期
（拍摄者：Γιάννης Αλεξόπουλος ）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古典名字不确定而不得不使用拜占庭时期的名字。在爱琴马其顿和西色雷斯清除斯拉夫和土耳其语地名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的古典时代名称已不可考或不适用，只能采用拜占庭时期的希腊语地名。例如西马其顿地区的一个州及其首府卡斯托里亚(Καστοριά)在奥斯曼统治时期被称为“Kesriye”，相关部门尝试对其名称进行希腊化时，发现该地区并未发现古典或希腊化时期的城市遗址，而最早的历史记载只能追溯到拜占庭查士丁尼时期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Προκόπιος）的作品，加上该地拜占庭时期教堂等遗迹数量较多，最终决定采用拜占庭时期的地名“卡斯托里亚”命名该州。至此，地名希腊化的内涵已从先前狭隘的古希腊文化复兴，发展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新阶段。
卡斯托里亚市的圣斯蒂芬诺斯教堂(Ναός Αγίου Στεφάνου)，建于拜占庭时期
（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为提升地名希腊化的效率和科学性，希腊政府在1909年正式成立了“希腊地名研究与历史意义论证委员会”，使地名的希腊化工作更加规范有序：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后，马其顿、色雷斯等地并入，带来了大量异族人口。希腊政府在当地的地名本土化过程中保留了部分已被欧洲认可的现存地名，同时也考虑到了非希腊语人口的发音难度，如西色雷斯的烟草业重镇克桑西（Ξάνθη）就没有恢复古典形式的克桑西亚（Ξάνθεια），而是沿用拜占庭时期的名字。
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固和文化认同的深化，对古典文化几近痴迷的崇拜和对希腊族群当代文化的排斥已经消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欧人和土耳其人的统治，在当代希腊文化各方面留下的印记，是不可能完全被消除的。社会共识的达成为今天的地名希腊化政策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历史的相遇：马其顿与西色雷斯地区的地名融合
第二次希土战争后，希腊与土耳其开展了大范围的人口交换，大量难民涌入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同时伴随着土耳其人的迁出，马其顿地区形成了以希腊人为主的人口格局。根据 1928 年的人口统计，希腊穆斯林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已从20% 左（右）降到6%。人口交换使得原本的穆斯林定居点人口大大减少甚至直接消失，迁入的东正教人口需要建立新的定居点，从而在客观上推进了地名希腊化运动的进程。
来自小亚细亚的难民中有不少是讲土耳其语的东正教徒，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以及乡土情怀，使得他们对地名希腊化运动并不反感，接受了将故土名称移植到新土地的做法。这种更名方式通常在故乡地名前面加上“新”（Νέα/Νέο）来取代定居点的旧地名，如阿提卡州（Αττική）的新士麦那镇（Νέα Σμύρνη）由被驱逐的小亚细亚难民建立，其选址位于原来的雅典城郊阿纳拉托斯（Ανάλατος）地区，这一地名不仅让当地民族永远铭记自己位于小亚细亚的故乡，也提醒全体希腊人这一段苦难历史的存在。罗多彼州（Ροδόπη）的新锡迪罗霍里镇（Νέο Σιδηροχώρι）的居民来自东色雷斯的锡迪罗霍里镇，他们在被迫离开故乡后来到西色雷斯地区重建了该镇，并把故乡教堂的圣像带到了新家园，通过每年的巡游活动向当地居民后代展示这一不可磨灭的家国印记。
新锡迪罗霍里圣西奥多教堂的圣母玛利亚·穆尔塔蒂亚尼斯圣像
（图片来源：facebook账号Ιερός Ναός Αγίου Θεοδώρου του Στρατηλάτου Νέου Σιδηροχωρίου）
通过塑造“敌对他者”并强化自我受害者的身份角色，希腊巩固了现有的边界秩序，强化了国民的身份认同。希腊不但没有因为无法获得东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土地而丧失对相关地区文化和历史的认同，反而凭借难民文化的注入，进一步整合、强化了民族认同的观念。生活在雅典、科林斯的希腊人不会觉得自己只是这些古典城邦人民的后代，而是会将拜占庭和奥斯曼统治下的非斯拉夫东正教徒都视作自己的祖先。移植小亚地名虽然不属于“地名希腊化”的范畴，但其将鲜活的历史带到了人们面前，难民与故土的文化联系被内化为全希腊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地名研究委员会在1919年制定的《地名选定指南》（Οδηγίαι περί της εκλογής τοπωνυμίων）呼吁本地民众能够积极参与改名运动，同时对其作出具体指导：某定居点如有古希腊/拜占庭名字，则恢复该名称；如无古代名称，则选取当地地点名称（溪流、岩石、泉水、教堂等）作为定居点名称。当古典和拜占庭时期地名清单用完后，一些基于定居点自然环境和特色产业的地名出现了：雅典市郊的克里奥内里（Κρυονέρι）是由小亚难民建立的新定居点，地名由冷（κρύο）和水（νερό）组成，因汇入基菲索斯河的清凉溪水而得名；位于塞萨洛尼基州的村庄阿斯韦斯托霍里（Ασβεστοχώρι）在奥斯曼时期有三个名称：Κιρέτσκιοϊ、Νεοχώρι和Παεζάνοβο，其中只有Νεοχώρι是希腊语名称，意为“新村”。爱琴马其顿地区并入希腊后，当局因当地居民多从事石灰生产而将该村名称统一为阿斯韦斯托霍里，意为“石灰村”。这表明这一时期的地名本土化运动基本上已经以实用主义为基调，更改地名只追求“⾳韵优美且简短”，不再拘泥于古代地名的恢复。
1926年希腊政府专门颁布了有关地名更改的法律：要求州级政府设立地名专家小组负责研究讨论地名更改事宜，经相关部门审核后方可正式更名；同时要求所有机构和个人在正式场合或文件必须使用新地名。随后，希腊地名希腊化迎来了改名高峰期。1926年到1928年两年时间内，有2479次地名更改被完成，占1913-1961年地名更改次数的一半，希腊地图焕然一新，行政单位名称的本土化已经基本完成。
作者：陈峻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希文明互鉴专项研究生
责编：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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