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锦第，字少峰，一九四七年去解放区的时候还用过王曰生的名字。生于一九一一年春天，似是中华历四月初六，属猪，与民国同岁。去世于一九八三年早春，应该是三月。
我不了解他，整天与我在一起的家人有妈妈、二姨、姥姥、姐姐、妹妹、弟弟，但是没有他。他基本上不像是我的家人。
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他是神出鬼没的。我仍然记得的是，他见到我们孩子的时候现出由衷与慈祥的笑容，他的说话南腔北调，他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训诫，现在的话叫启蒙：要挺胸，不要罗锅，见到人要打招呼，要经常用礼貌用语说“谢谢”“再见”“对不起”，要锻炼身体，要吃鱼肝油丸，要洗澡和游泳，长大了男孩要服兵役。从他的训诫中，我获益其实很多。但我早就有体会，母亲是为我们操劳，他是对我们意欲有所教导，但我的反应是觉得可疑。
阅读曹文轩，是近一年的事——很惭愧，也很庆幸。去年京城的秋季书市，人实在是多，书实在是多，偏偏仅此一本的《红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和我相遇了。我想，除了缘份，任何理由都是苍白的。近几年，我的阅读日趋粗糙或半途而废。可《红瓦》，我是一气儿看下来的，并在其后的日子里，细读了四遍。这在我的阅读记录中，是从未有过的。《红瓦》的内容可以用书的内容提要中的一句话概括：“作家站在成年人的角度，以‘我’的整个中学时代的成长经历及心理变化为主线，表现了一个纯真少年对成人世界的苦苦探索，流露出鲜明的思辨的智慧与人性的光辉，同时也刻画出一系列怦然心动的艺术形象。”故事的精彩、叙述的精到、语言的精美，使这部小说好看。我总以为，小说好看，犹如打开了一扇可让人自由进入的门。屋子里再有奇珍异宝，光怪陆离，也得让人进得去才行啊。《红瓦》的创作手法是与现代小说形态背道而驰的古典。作品以“我”（林冰）6 年的中学生活和成长为主线，串起了乔桉、马水清、白麻子等众多的晶莹剔透珍珠似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悬念重重，一波三折。曹文轩充当了一位老到而又神秘的诱惑精灵，我的思维不由自主而又心甘情愿地交由他驾驭。诚实厚道而又不失优美机智的叙述，有学者的风范，更有与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读者面对面诉说的温馨，源源的美感让人心荡神摇。剥离故事这层表皮，一个少年在成长时所能经历的感觉的内核赫然凸现。这个少年不单单是“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少年期的生存状态，透视的是人在那个特定的生长期的生命感觉。所以曹文轩有资格如是说：“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的‘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变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具体形状和具体方式的改变而已。”（《草房子》（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7月）代跋：追随永恒）这以后，我以少有的热情关注曹文轩的作品。只可惜，他的作品我极难觅到。但我不急躁，我相信机缘。这不，《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同样是我在不经意间碰到的。其阅读激情和快感更与《红瓦》一脉相承。《草房子》写于《红瓦》前，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该是一体的。从形式到内容，从内容到感觉，从感觉到内涵，都是无从分割的。两部作品合二为一，是一个少年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成长史诗。我更愿意将《山羊不吃天堂草》缀于其后，虽然它诞生得最早。桑桑——我——明子，恰好是6岁到18岁，一个完整的少年生长期——什么都知道什么又都不知道的混沌而明晰的生长期。童年是浪漫无邪的，青年以后是困惑无奈的，而少年最刻骨铭心，最终身难忘，是生命的重镇，是一个最具破坏性最具抗争性的生命历程。曹文轩以自己的小说，传达了少年时代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的生命感觉。他用个体的生命感觉诠释了人类共有的生命感觉。如此一来，归属于儿童文学的作品顺理成章地成为成人读物。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该读读《草房子》、《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尽管我们有着各自与众不同的评判好小说的标准，尽管它们有浓郁的乡土味、有醇厚的古典味、还有不太让人适应的悲悯气息。其理由是，我们或在少年，或曾在少年，或既曾在少年现又有儿女在少年。曹文轩的小说很好读，能让你一路畅快淋漓，但读后的滋味不太好受。它让你回望到了自己的那段也许久已尘封却无法忘却的痛，一种生命在孤独、悲怆、挣扎……挤压下成长的痛。推而言之，这何尝又不是人一生中无从躲闪的痛。事件、方式、过程不尽相同，可痛的感觉是相同的。因为痛的存在，人的生命才有了真正的意义。能感觉到痛，有时是一种幸福。读曹文轩的小说，需要勇气和豁达——那种将伤口看成一朵美丽的花一样的勇气和豁达。当然，首先得有重回古典的兴趣。走进去，你便会发现，古典并非老古董，它有着鲜活的一个层面。在我们读多了标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时，突兀之间，走进一座古典的园林，确有些新鲜，正像吃多了生猛海鲜后，偶尔品一品家乡小菜的感觉一样。然而，古典，并非文学大宴里的小菜，它有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永不凋谢的地位。古典来自中国生生不息的大地，是中国小说的血脉，只要美还在人间，古典小说的独特美感和魅力必将源源不断。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旦古典的美离我们而去，我们中国人生命质量中最本性的东西也将随之消亡。作为学者，作为作家的曹文轩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带着现代主义的身躯徜徉在古典美学的河流里，自觉地肩负起坚守和承接古典美学精神的重任。由曹文轩的作品，我感觉中的曹文轩是：一、潜在人性的深处，善于体味生命成长中的痛。二、甘愿远离喧嚣，在孤独中操守小说的唯美和情感的古典。故而，我相信曹文轩的话：“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红瓦》代后记：永远的古典）成长是一种痛初读《红瓦》这部小说，是在一个温暖的春天的一个温暖的夜晚。这是我有意而为之的。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是生命勃发的高潮。选择这样一个阅读时间，是因为我想重温我的成长，时光已剥蚀了一切的不愉快，那些曾经撕心裂骨的痛已结成厚厚的痂瘢。然而，我错了。我的眼睛在字里行间游动，耳边却听到了静夜下小草的拔节声———疼与痛并存的生长。在阅读中，“挤压”和“疼痛”这两个词像一双拳头捶击着我的灵魂。我颤栗、痉挛、孤独，泪珠是那样的浑浊而又清亮。这个温暖的春夜让我无比的寒冷，肉体如同屋檐下的冰凌。很多年了，没有如此的文学让我如此的投入如此的震撼如此的欲罢不能。这部小说通过“我”（即林冰）和他的同学们的成长故事，表现了成长的艰难与坎坷，悲悯情怀中充盈的是成长的痛。小说的开篇就将林冰置入新的成长阶段的起跑线上：跟着父亲，我走到油麻地中学的大门。他看了一眼门里的一条铺着煤渣的白杨夹道，将我的身子扳动了一下，以使我的后背对着他。在我感觉到本来抓在他手里的铺盖已转移到我的背上时，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自己走进去吧。”那条道很宽，很长。两行白杨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让人觉得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个陌生而不可把握的世界。这里的“铺盖”和“道路”无疑是再明不过的意象，父亲的那“自己走进去”的话，将是林冰步入新的世界永远不会清晰的背景。上小学时，父亲是校长，而现在所到的中学将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世界，这意味着与原先成长的环境断奶。人生就是这样，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环境的细小变化总是引起心灵的巨大震荡。这种震荡的外在表现有时十分的明显，有时却如同一杯红酒，效力是慢慢挥发的。新的空间里，总是塞满了欲望诱惑和力图撕碎这些欲望诱惑的东西。人，就是在不断的抗争中艰难地行走，无论是引吭高歌，还是小唱低吟，其中都少不了痛的旋律。也就是从这时起，林冰真切地感受到成长是痛的。林冰到校的第一天，乔桉无缘无故地占了他的床铺，虽说后来在马水清等人的拔刀相助下，赶走了乔桉，但乔桉那双“怨毒”的眼从此定格在林冰心灵深处，挥之不去；无意中撞到了白麻子与施乔纨间的秘事，“为了这次无意的窥视，我将在整整一个春季受白麻子的冷落和为难”；在大串连中，与其他人走散后，林冰陷入了极度的孤独与恐慌中……中学六年，林冰不断地遭遇到无故而又合情合理的伤害。这些伤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个人在少年成长期不可躲闪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接受伤害和防御伤害中成长，并渐渐地增强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在一个人的少年成长期，外在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当然，也正是这些外在因素与少年的心灵发生相融或相抵，引发了少年的愉悦或痛苦。有时，后者甚于前者。我们注意到，在林冰周围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同龄的，无论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都有一股挤压林冰并使他觉得痛的力量，而他的应和或反击仍旧少不了痛。起初，他对白麻子的事只是一味地忍让，心中是无尽的苦闷和压抑。后来，他迎面而上，公开与白麻子较量，将自己看到的秘密做为武器反击，并趾高气昂地命令白麻子做一些事。表面看，他赢了，但心中对人世的厌恶又生出了另一个痛。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生存境遇之所以艰难的原因。老校长王儒安被赶下台后，以生命守护着他一手建起的油麻地中学，他的不幸让林冰从侧面感知了痛，“整整一个春季，我们总能在夜间听到从河岸边茅屋里传来王儒安的呻吟。那苍老而痛苦的声音，让我们感到不安和难受。”在林冰眼里心里，王儒安是个慈祥宽厚的“又瘦又小的老头”，出于一种敬意和怜悯，林冰多次帮过他。而当王儒安平反昭雪重新掌权后，他对汪奇涵的报复，又将人的丑恶几乎发挥至极致，林冰想不通，更多的是失落。这种失落，谁能说不是一种痛？赵一亮的长相穿着，使林冰“有种无名的压抑”。林冰从8岁开始练胡琴，这让他到中学后有了那么一点资本，但赵一亮的出现，又使他低人一等了，而且赵一亮处处以此来打击孤立他。林冰暗自喜欢陶卉，但却有一个杜高阳横在他面前，让他自惭形秽。当然，林冰与他的几个同学比，也许还算是幸福的，人生之路并无大的起伏。比如傅绍全、马水清等。傅绍全家有个祖上传下的铜匠铺，傅绍全精通铜匠手艺。他早年丧父，母亲耐不住寂寞常常与霍长仁在阁楼上公然幽会，这注定了他的命运不太平常。因为不满母亲的作为，又惧怕霍长仁，傅绍全便迷上了玩鸽子，最终荒废了手艺，败落了家。赵一亮是染坊之子，人长得不俗，是镇上有头面的人物，可他先是在运动中被挤出了黑瓦房，后又因为一场大火，使炫耀一时的大染坊化为灰烬，至末他成了一个比平常庄稼人形象还次的庄稼人。马水清，有爷爷疼他，上海的爸爸给钱他花，是林冰这帮同学中最有钱最舍得花钱的一个，再者，还有两个女孩争着爱他。照理，他的生活应该很滋润，可他缺少母爱，渴望母爱，因而内心无比的煎熬。…… ……生、死、爱被称为文学的三大主题，而我以为，文学的主题只有一个，这就是成长。生是起点，爱是终结，情是追寻，这一切都被成长囊括了，它们是成长的标记，是成长的外在表现。当然，这种成长不单是生命的行走——在情的浸淫下从生到死的过程，还有灵魂的追问。也许，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少年时代的成长期，之于人的一生是极其重要的。少年的灵魂是一块柔软非常的橡皮泥，生活中的任何指印只要在上头轻轻一摁，便会留下指纹。这些指纹如同胎记一样，伴随着一生，抹是抹不掉的。一个人在这段时期内就已定型了，剩下的只是发展，只是实现。好似炼出炉的钢，它在本质上已无法改变，能变化的只是它的形状、用途。可以这样说，曹文轩将少年成长的那种痛演绎到了极致，但又没有夸张痛苦，因而《红瓦》呈现给我们的无尽的悲悯情怀，我们完全将此可以推及至人的整个成长历程。虽然，不同的生命阶段，成长的形式不同，痛的外化各有其表，可去尽表层之后裸露的核是同一个。 人是在痛的伴随下成长的，没有痛，就没有成长，因此，我们并不会因为怕痛而拒绝成长。回忆是对生命的过滤，是重新上路的准备，所以《红瓦》有了这样的结尾：“黄昏时，我已背起铺盖卷，走上了静寂的白杨夹道。在我的身后，是红瓦房和黑瓦房，是永远的红瓦房和永远的黑瓦房。”
他常常不在家。母亲给他起的代号是“猴儿变”，说他像一只猴子一样，动辄七十二变。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我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他自己前半生的一大心愿，与母亲离了婚。我也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是长谈。
他的再婚很难说带来了任何人生的起色。这与“五四”后的一批文学名著的提示不同。名著告诉我的是，摆脱了封建婚姻，获得了自由恋爱择偶，就一片幸福；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则是幸福的前提比仅仅自由恋爱要全面得多复杂得多吃力得多。我的结论是，父亲是个理想者、追求者、失败者、空谈者、一事无成者、晦气终生者，我最反感的是他对我的诉苦。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极端热爱的“五四”新文化带来了伟大的希望与前景，同时也带给了另一些人以极端的上下够不着、左右都为难的撕裂与活活绞杀的痛苦。
我母亲董敏的认识有更为深刻之处。她认为她的最大痛苦是知道了“五四”新文化，然而，她不是宋庆龄，不是谢冰心，她只能踩着缠足后释放的两只“解放脚”，无助无路地承担封建主义包办婚姻的一切罪与罚。故而她的一生只有愤怒、冤枉与对父亲的咬牙切齿。
如果说我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吾诚的原型是父亲，我只能为他感到羞愧、怜悯、轻蔑、刻骨铭心的痛惜，还有无奈和对自己这一代的些许骄傲。写他暴露他的儿子的光明底色与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与父母的罪与罚，成为过分鲜明的对照。都写到《活动变人形》里了。那一代人的狼狈尴尬，我认为是历史与社会的造孽，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我从少年时代坚决追求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而我的做人处世，必须以老爷子为反面教员。要脚踏实地、要节制自我、要反求诸己，尤其是，一生不做伤害女性的不负责任的事。当母亲在父亲去世时向我宣称他的离世是“除了一害”时，我更为母亲难过。
问题是，后半生，父亲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愈益自惭形秽，同时牢骚满腹。整天宣称自己在大学里与同事们在一起，他的地位是“次小尼姑”——语出《阿Q正传》，不想再做什么解注。他说往后他只能做“家庭主男”。问题是他在庶务上的拙笨与无能，更胜于其他，我完全意识到他做不成主男，只能是神经男、混乱男、饥渴男。
我的感觉是他后来完全脱离了生活，也被生活所抛弃。他在“WG”中被宣布无权参加“WG”，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如果参加“WG”，也许会成为一个过激分子……他经常说什么“藏污纳垢”，还有新生活新社会的建立要几代人的时间。但他仍然有一些知识，他教给我的仍然不少，我见到的第一个GCD人，是他带到家里来的。他给我讲关于老子的“天道”“人道”与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的口号；针对少作“年轻人”，他提出要理解领导干部“医心如水”的某些心态；关于列宁论唯心主义是“不结果的花”；关于“家大舍小令人家”的称谓——我才做到了从不闹“你家父”的笑话。还有对营养的口头重视，对西餐的正面评价，对游泳的入迷……而且，一个现象我早已发现：《活动变人形》的读者与观众（已作为话剧立在舞台上了），面对我的无情的对作品主人公的非正面描写，更多的是同情，不是唾弃。
近年来，则是学界的一些人士，渐渐发现了王锦第，发现了他对中德学术交流的贡献，发现了他的某些著述，甚至还有新诗与散文。我引为知音的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甚至找到了他的数量不少的译著文字，将之编辑成书。
我读之大惊：
一、我怎么不知道？
二、他怎么从来没说过？
三、他的译著与诗文，竟有一定的质量吗？
童年时期，我记得他失去了高级商业学校的职位之后连夜译书的情景，我翻翻他的译稿，全然不解，只觉得佶屈聱牙，不是人话。而他应范文澜老师之邀去位于邢台（顺德府）的北方大学数年之后，随解放军入城回到北京，他竟然没有入党。这更使十四岁的地下党员王蒙无法不相信，他革命的结果多半是并不入流。我想起了他与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友谊，但老爷子年轻时拼过的德国哲学我太外行。我猜测他算是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此起彼落的变数。后来，他似乎否定了他翻译海德戈（应是海德格尔）、士榜格（施普朗格——哲学家、教育家，曾被誉为现代教育之父）、胡塞尔（哲学家、散文作家）的著述的价值，他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他在他的儿子王蒙面前更不想说他还留下过什么文学痕迹，虽然他念念不忘在北大上学时，与他同室的有李长之与何其芳，甚至于，李长之还著文称赞过他的诗作。
而王蒙，长期以来听到他的室友同学名字的时候，浅薄势利的反应是：“原来，就属你没什么出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一九八三年他去世后，我曾多次梦见双目基本失明的晚年的他，在晚间，在胡同里踽踽独行。后来，这样的梦也就消失了。他已渐行渐远。此次从《王锦第文录》清样中，读到他在一篇散文里写到（从日本经韩半岛）留学归来，见到了兰（母亲）和洒（姐姐）蒙（我）的微笑，使他开心。此外，到生命结束时为止，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不被各方面各亲属所承认，受到了种种抵制。
突然，近几年，先父开始有了一点点咸鱼略翻身的迹象。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隽先生发表文章，肯定了王锦第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肯定了王锦第作为学人的存在。郜元宝教授也在他的两三篇重读《活动变人形》的论文中，反复对比作为启蒙一代的倪吾诚与作为革命一代的倪藻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若断若续的关系，因此也免不了为倪吾诚及其原型王锦第之间的某种显差而嗟叹不已。
此时，他的与后妻生的小儿子，已经自杀多年。是不是罪与罚仍然余波未了？
近来，在朋友帮助下，我证明了“我父亲是我父亲”，以我的长孙的名义领到了他与后一个妻子的安葬证；忙活了一阵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免去了他们的墓地作为无主坟墓被平掉的可能。历史和时间，慢慢会使万有各归其位。谢谢郜老师，谢谢我的老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幸看到老爷子文录的出版，王蒙惭愧了。
2023年5月13日
选自《王锦第文录》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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