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小时候被老师认为“智力迟钝”；达芬奇以拖延症闻名，大量手稿有始无终；莫扎特书信中充满跳跃的思维和冲动的表达。
前文回顾：
一场推迟了40分钟的科技春晚，一篇凌晨2点27分的自白长文，罗永浩用最“罗永浩”的方式，把自己的发布会变成了中国成人ADHD最生动的公共病历。
发布会迟到了整整40分钟。
2025年12月30日晚，上海，当观众们按票面时间坐定，舞台却空无一人。直播镜头尴尬地扫过空荡荡的讲台，弹幕从期待变成疑惑，从疑惑变成调侃：
罗老师重新定义了19点？
近一小时后，那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带着标志性的自嘲式道歉：“后面有机会我和大家解释……大家可以先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
台下有人喊退票，但笑声还是占了上风。毕竟，这是罗永浩，那个曾经在鸟巢对着万人高喊“理解万岁”的罗永浩，那个能把产品发布会开成单口相声专场的罗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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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第二天凌晨2点27分浮出水面。
罗永浩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长文，标题没有，格式随意，像一场蓄谋已久的突然坦白。他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患有ADHD，也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因为ADHD的关系，1.我的发布会没有一场是彩排过的，全是没有彩排直接上去硬讲。2.幻灯片从来没有提前做完过，都是做到开场前，还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页面需要再调整。”
他描述了几次惊心动魄的时刻：有好几场发布会，他不得不把幻灯片切成前后两半，前半部分揣在怀里提心吊胆上台，后半部分紧急交给后台同事，现场指挥他们该如何播放。
“多年以来，看起来没出大问题的，全是靠体力、经验和时灵时不灵的药物支撑。”
而现在，这套极限操作模式正在失灵。他吃了十几年的专注达——一种治疗ADHD的常用药物，即使吃到最大剂量也不太管用了。体力也在下滑，“连撑两三天不睡觉心脏会明显不适”。
他形容幕后团队的工作是“地狱级难度”，每次活动后都需要“疗伤”。他说如果换药失败或体能无法改善，“我不会再举办这种大型活动了，会害人害己”。
文字的最后，这个53岁、体重200斤、自称“五旬老汉”的男人写道：“今晚除了愧疚，剩下的部分大都是幸福的。终于说了，开心。”
当晚那场名为“十字路口”的科技创新分享大会，一切细节突然都有了新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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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俗称多动症。但这个名称本身，就是最大的误解。
它不是“多动”，而是“注意力调节失灵”。
医学上更形象的比喻是：患者的大脑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信号忽强忽弱，旋钮不听使唤——一会儿过度专注，盯着一个频道纹丝不动；一会儿疯狂跳台，完全无法掌控注意力该停在哪个频率。
罗永浩那些“传奇”的发布会操作，突然不再只是个人风格的彰显。零彩排、幻灯片拖到最后一刻、30%内容临场调整——这简直是成人ADHD执行功能障碍的教科书案例。
执行功能，包括计划、组织、时间管理、任务启动。对ADHD大脑而言，列计划容易，启动计划难如登天； Deadline是第一生产力，但也是唯一的生产力。
药物是重要的支撑。罗永浩提到的“专注达”，有效成分是哌甲酯，一种中枢兴奋剂。让“静不下来”的人吃兴奋剂，听起来矛盾，但它能改善ADHD患者大脑内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失衡。
但药物不是魔法。它有局限性：可能产生耐受，需要调整剂量或换药；可能有副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不能“治愈”，只能控制症状。
治疗应是综合的：药物治疗结合认知行为疗法、生活方式调整等。药物帮你“坐得住”，心理和行为训练教你“如何坐”。
但也要小心心理咨询界各种伪科学割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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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那些改变世界的大脑，很多都有一台“不听使唤的收音机”。
爱因斯坦小时候被老师认为“智力迟钝”；达芬奇以拖延症闻名，大量手稿有始无终；莫扎特书信中充满跳跃的思维和冲动的表达。
《分心不是我的错》一书中，作者哈洛韦尔和瑞提写道：“ADHD特质的人往往有独特的认知风格——发散思维、联想能力强、对新鲜刺激敏感。在狩猎时代，他们是优秀的侦察兵；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他们可能是创新的火花。”
也有人称ADHD是天才病。
这不是浪漫化疾病。
分心、拖延、冲动带来的痛苦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这种神经系统的“接线方式”不同，也可能在某些领域形成独特优势：比如在危机中保持头脑活跃，在混乱中看到模式，在常规之外创造连接。
关键在于“适配”——让这样的大脑，找到适合它的节奏和工作方式。
罗永浩在长文最后说“幸福”和“开心”，或许正因为这份迟来的自我理解。当一个人终于明白，那些多年的“不自律”“不靠谱”“拖延成性”，不是品格缺陷，而是神经发育的差异，那种解脱感，堪比沉冤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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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最后一天的这篇自白，撕开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困境。
成人ADHD在中国认知度极低。很多人童年症状被忽视，成年后在社会评价中挣扎——被贴上“懒散”“不负责任”“情绪化”的标签，在自责与他责中循环。
罗永浩的坦诚，把“成人ADHD”从医学论文推到了公共讨论的中心。它告诉那些在类似困扰中挣扎的人：你并不孤单，这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一种需要被理解和管理的神经多样性。
ADHD的很多优势，也更值得关注。
治疗之路需要专业评估。自我诊断量表只是参考，确诊需要精神科医生全面评估，排除焦虑、抑郁等其他可能。全国成人ADHD专科医生据称仅一两百名，资源稀缺，但寻求帮助是第一步。
对那些没有ADHD的观众，这场风波也是一次提醒：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我们是否对那些“不同”的大脑太过苛责？是否只有一种“准时、有序、持久专注”才是唯一正确的工作伦理？
罗永浩的发布会依然充满瑕疵：PPT有错别字，流程有混乱，视频播放出过问题。但观众用掌声回应那些即兴的救场和自嘲。
人性始终比科技更打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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