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批评英国广播公司（BBC）不实报道黎智英的健康情况。以下为公报全文：
图为黎智英 资料图
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今日（一月一日）强烈谴责英国广播公司，刻意作出有关黎智英健康状况的不实报道，企图捏造事实误导公众，刻意为黎智英塑造悲情形象，目的是掩饰其作恶多端并被法庭定罪的事实。
法庭的定罪裁决绝无任何政治考虑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法庭就『黎智英案』颁下的裁决理由长达855页，完全公开供公众查阅，钜细无遗地説明法庭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黎智英和三间被告公司有罪的理由。法庭在裁决理由中清楚表明，黎智英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的定罪裁决有理有节，充分展现法庭严格依照法律和证据作出裁决，不受任何干涉，更绝无任何政治考虑。」
「法庭指出，不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或后，黎智英的唯一意图就是，即使要牺牲中国和香港特区人民的利益，也要谋求中国共产党倒台。此外，法庭认为黎智英是三项控罪所指的串谋的首脑，他的所作所为显示他意图实施该等串谋，对中国和香港特区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和伤害。」
发言人强调：「香港特区是法治社会，一直秉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香港国安法》第五条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条明确订明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应当坚持法治原则。倡议某种背景的人或组织不应就其违法行为和活动受到法律制裁，等同给予其犯法特权，完全违反法治精神。」
黎智英的健康受到适切照顾
发言人表示：「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所指有关黎智英的健康情况失实并极具误导性。特区政府已多次指出，惩教署在处理黎智英的羁押安排时，跟其他在囚人士一视同仁。惩教署一直极为重视在囚人士的安全及健康。不论在囚人士的身分、年龄和国籍，署方一直致力为其提供安全、人道、合适和健康的羁管环境，包括提供合适和及时的医疗支援。」
「黎智英在羁押期间所获得的医疗服务是完备的。所有惩教院所都设有医院或诊疗室，由卫生署派驻的医生和拥有护理资格的惩教人员提供24小时的医疗服务。医院管理局与卫生署所属的专科医生会定期到访有关院所，为在囚人士提供专科诊症和治疗服务，当中包括牙科诊治。如果在囚人士的牙齿出现健康问题，驻院医生会转介他们接受到诊牙科医生的诊治。假如情况严重，在囚人士会被立刻转送到公立医院治理。」
「在二○二五年八月的公开法庭聆讯中，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已向法庭清楚表明，黎智英在狱中一直获得适切的治疗和待遇，惩教院所为黎智英每日安排医疗检查，且对黎智英在惩教院所内获得的医疗服务没有任何投诉，法官表示惩教署值得称赞。而且在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庭裁决当日，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亦有在回应传媒提问时清楚表示，众人都能在法庭上看到黎智英的精神状况。」
「惩教署于二○二一年及二○二二年曾经因应黎智英的齿科护理需要，为其提供牙齿诊治。自此，黎智英的牙齿没有出现过健康问题，亦没有就齿科护理方面提出过任何诉求。另外，黎智英于二○二五年曾向惩教署提出有关指甲的问题，经院所医生处方药膏后已康复，并未曾出现过如有关报道所指称指甲脱落情况发生。二○二五年八月，惩教署于公开法庭聆讯前安排黎智英就其所指称心悸问题佩带医疗仪器及处方心脏药物，让其在有需要时使用。直至目前，黎智英没有再就心悸问题向惩教署作出任何诉求。因此，黎智英女儿所作的指控及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有关媒体的报道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
发言人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士，包括黎智英的家人，和有关媒体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继续重复谎言和作出卑劣操作，其女儿近日更不断企图恶意抹黑香港特区政府和惩教署，令公众误信黎智英的羁押和医疗服务安排恶劣，卑劣用心昭然若揭。特区政府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
编辑: 祝闻豪
责编: 陈怡
延伸阅读
12月15日，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就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作出裁定，其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立。这本是一场依法针对“港独”分子的正常审判，然而判决一出，英美欧等迅速以“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框架强势定调，国际舆论场随即进入同频共振。
对香港而言，这不仅是对个别“乱港关键节点”的依法处置，更值得我们反思一个更结构性的问题：境外势力对香港的介入，并非依赖单一人物或单次事件，而是长期经营、分层布设的系统工程
在展开正文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聊聊我观察到的两个现象：
第一，中国是比较少见的那类国家：靠武装斗争摆脱了殖民与半殖民的直接统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很多独立后的国家或地区，和昔日殖民宗主国之间多少仍保持着某种暧昧关系。第二，我们对“殖民”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主要盯着“殖民地政府”这种传统形态，逐步转向对“后殖民”结构与机制的认识。尤其在修例风波之后，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也更让人警醒。
前者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殖民地与殖民历史的整体立场；后者则让人们基于近些年现实经验推动下获得了更深刻认知。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讨论的，就是第二点：香港回归之后，在美西方并不具备行政管辖权的前提下，究竟是如何仍然能够对香港进行渗透与施加影响的。
本篇文章真正要论述的核心在于：美西方对香港的介入，绝不只是政治对抗，更是一套“后殖民”知识秩序的延伸。围绕香港的博弈从来不止于街头动员与选举政治，更是一场法律—话语—知识—文化冷战的装置化竞争。拔掉一个节点不难，难的是识别装置、拆解装置，并重塑香港的合法性叙事与主体认同。
一、法律装置：域外法+“条约幽灵”
早在1992年，美国就出台了《美国—香港政策法》，把香港置入美国国内法的“差别对待、条件评估”体系。与此同时，该法及其后续配套文件经常援引《中英联合声明》，将其作为美国据以评估香港地位与政策走向的重要抓手。英国则长期发布“半年报告”，以“监督联合声明落实”为名持续输出对港评判。
美英持续发布文件干涉香港社会治理
这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简单的“关切”，而是把香港社会治理搬进外部法庭。通过为谁来定义“高度自治”、谁来解释“权力边界”、谁来决定“该不该制裁”，预先写好域外法律与议程接口，让香港本地公共讨论长期以来必须被迫先回答“外部法庭怎么看”。英美等国就这样，实现将原本被外置的欧美裁判权反向内化，使评价体系发生殖民化。
表面看是“第三方评估”，实质却是拿一套西方预设的尺子，把原本复杂的治理过程压缩成便于传播的分数和标签；再借助“媒体—智库—政策”的链条反复滚动、层层放大，最后把讨论从“事实与程序”悄悄导向“你今天拿了几分”。一旦你被迫拿着对方的评分表去证明自己做得“还行”，其实就已经被它牵着鼻子走了。
这里要点破一句：外部真正想保留的，是随时“开庭”的权力。这是区别于直接殖民的一种认知殖民权力。应对之道不在于跟着辩解，而在于把主权—司法程序—证据规则讲清楚，并让公众看见：很多争议并非围绕事实，而是围绕“谁有资格裁判”。
二、话语装置：把政治对抗翻译成“普世价值”叙事
所以我们看到，围绕这次对黎智英的判决，欧盟、G7等组织基于“新闻自由、人权、自治受损”的框架快速开始合唱，要求释放当事人。
这是一条成熟的“普世叙事管道”：把具体案件从证据与程序层面抽离出来，改写成“自由 vs 压迫”的道德二元；把一切反驳提前降格为“政治宣传”。它不是一种简单“指责”，而是规定你必须怎么被理解：你谈主权与安全，他回“普世价值”；你谈司法程序，他回“政治审判”；你谈社会秩序，他回“威权扩张”。一旦语法被锁死，你越辩越像在给对方的框架写注释，永远跳不出赛场。一旦语法被锁死，你再谈主权、安全与法治，都像在对方设定的题面里答题，然后天然吃亏。
我们可以看到眼下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争夺战”。从判决后的国际声援潮，到长期围绕香港议题的组织化传播，都在强化一种情绪叙事：香港需要“外部拯救”。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发布新闻公报强调依法审判、反对外部干预，说明这场冲突本质上也是“解释权之争”。
话语权一旦旁落，最大的风险之一在于心理结构劣等化。心理结构劣等化不仅仅是一句“自恨”，而是一套系统性工程：不断重复“你不自由—你没希望—只有外部能救你”，再用外部裁判与评价体系来反复“确认”。
久而久之，接受这套逻辑的人会形成心理惯性：对外部裁判更敏感、对本土叙事更不信、更容易对“被代表/被拯救”的话语形成共振。话语权力的争夺和使用，同样属于一种认知殖民权力。可以说最隐蔽的殖民，从来不是占领土地，而是占领“自我理解”。这类话语战的要害不是“骂得凶”，而是概念占领。
所以针对这种新殖民体系，我们必须一方面把讨论拉回“程序与证据”，另一方面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讲清楚，中国的国家安全立法与司法审判如何运作、边界在哪里、程序如何保障，从而把“道德高地”从单行道，变成双向讨论。
三、知识装置：学术与指标的“去政治化进程的政治化”
“最省成本的介入，不是上街，而是先把上街写进论文。”
在学术层面，AER: Insights（美国经济学会）2021年论文研究香港抗议的“持续参与”，明确写道：研究者通过“随机、间接激励”方式鼓励香港大学生参与一次“反威权抗议”，并在群体层面随机调整处理强度，用以识别社会网络作用。
这正是“去政治化进程的政治化”的典型路径：议题选择把政治行动改写成“可研究的参与行为”；测量框架把动员拆成可复制的技术参数；传播链条把论文结果输送进媒体—智库—政策系统，成为可调用的“证据弹药”。它不必公开喊口号，只需持续生产一套“看似中立、便于引用”的知识材料，就能反哺前述评价体系与话语装置。
为了应对这种体系，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情绪批判，而需要通过透明的研究、数据与资助披露；配合上伦理审查、涉敏研究的边界与安全评估；并补齐我们自己的指标体系与叙事能力，使之制度化，形成系统化应对。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种系统化应对，香港永远只能在别人的研究框架里被解释、被打分、被动员。
我们要知道，在此类问题中，学术权力是最顶级、最隐蔽、最可持续生产、也最难应对的权力之一。“当动员被转译成学术，最危险的就不是结论对不对，而是解释权从谁手里滑走。”
四、文化冷战装置：NGO化、机构化的长期经营
冷战时期，美国常以“委员会/基金会/广播”等相对“非政府化”的形式，推进对外宣传与影响项目。以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自由亚洲委员会） 为例：该委员会于1951年成立，被一些材料描述为美国在亚洲建立沟通与联络的一个渠道；同时，这些材料也把它放在一套更完整的传播设想中讨论——包括“Radio Free Asia”等短波广播的构想，以及与之配套的文化活动（出版、电影、青年中心等），共同构成对外影响的工具组合。
到当代，RFA公开说明其资金来自美国国会拨款体系（经USAGM）
其香港办公室在2024年以安全担忧为由关闭，也显示这类“机构化影响工具”的现实摩擦仍在
文化冷战装置的精髓在于“披着民间外衣、替国家意志做外包”：把媒体、基金会、文化项目、培训与人脉网络织在一起，把影响力做成一种可持续、可复制的“日常操作”，让政治目标看上去更像信息服务、文化交流，或公民社会的自然生长。
这也提醒我们，香港议题从来不是“这几年才冒出来”的偶发事件，而是一条长期存在的结构线。真正的治理能力，不只是应对某一次风波，而是把法律、叙事、知识生产与社会组织能力一起建成一套“免疫系统”，让外部装置即便存在，也难以在本地自洽运转、形成闭环。
黎智英案当然是一个节点，但节点连接着四套装置：域外法律负责提供接口，普世话语负责提供动员，学术与指标负责提供弹药，文化冷战网络则负责长期、稳定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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