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这两年网上 MBTI 的 16 型人格很火，身边不少人都习惯用 i 人、e 人给自己打标签。通俗一点说，i 人是内向的、不太健谈的，e 人则是外向的、“只要你不拦着，我能一直说下去”的。
但社工侯小圣跟我说，她之前碰到过一个拧巴的人：看起来极端 i ，但又e得要命。
这人第一次见面，她遮着脸不让小圣看见，但她一开口，就把小圣按在椅子上，整整“轰炸”了四个小时。
后来小圣才知道，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用聊天折磨身边的同事。好多个同事都被她折磨得要辞职。
可吊诡的是，当小圣去打听这个人的“底细”时，同事们对她的评价都是“人挺好的。”
更奇怪的是，和这个女的接触久了，小圣竟然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从进入我们社工机构大门开始，那个叫满满的女人就手持一罐杀虫剂到处鬼鬼祟祟地乱喷，显然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她的穿着打扮也很古怪，全身上下包裹得密不透风，帽子和口罩遮挡了大部分脸，只露出一双警惕而惶恐的眼睛，手上戴着一副我只在实验室见过的那种蓝色塑胶手套，袖口和下面的裤脚都用魔术贴封得紧紧的，她看上去就像契诃夫小说里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
我把她带进咨询室，她跟在我身后，手里的杀虫剂仍不停地呲呲响，我的后脖颈不时感到一阵冰凉。
坐下来之后，她便开始喋喋不休，完全不让我说话。
“我身上有虫子，一直在动来动去……”
她自顾自说着，语速不快但声调高亢。
按她的描述，那些虫子就住在她的身体里，皮肤下面。
她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衣服里，掏出几个白色的亚克力小盒子，大约有火柴盒大小，她把这些盒子逐一拉开，露出几个透明的小塑料袋。
“这里面就是虫子，我从胳膊上抓到的，”她神秘兮兮地把其中一袋递给我看，我凑近端详，塑料袋皱巴巴的，里面装着一段纤细的白色不明物体，看起来很普通。
我拿起其他的几个袋子，里面的东西也都差不多。这时满满突然变得非常紧张，警告我必须戴上手套，因为“虫子会趁机钻到你眼睛里”，见我没当回事，她立马往我手上喷了几下杀虫剂，呛得我一阵猛咳。
这个上午，满满一口气连说了四个小时，我感觉自己被一支无限子弹的机关枪扫射了一整个上午，说到后面她的喉咙也罢工了，开始不停咳嗽起来，但她拒绝喝我递给她的水，估计是担心里面有毒。
打电话把满满介绍给我的，是墨尔本当地医院的一位医生。
那通电话里，他听上去气哄哄的，不停地催促我们派人把满满领走，看样子应该被满满折磨得够呛。
为了说明情况，他还给我发来了满满的病历，大小足有1G，如果换算成纸质的，估计都能堆满我面前的桌面了。
病历上显示，满满五十岁出头，在墨尔本森灵医院工作，她不是临床医生，而是在档案室里管档案，和刚打电话过来的医生是同事。
每份病历上的诊断结果都是正常，但看着看着，我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因为很多病历上的日期都是同一天，也就是说，她在一天之内跑去了很多家诊所。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无比焦虑的女人，像博尔特一样在不同的诊所间气喘吁吁地奔跑，这一幕既诡异又荒诞。
越往后面的病历，医生的诊断写得越敷衍，有的只剩下寥寥几个字，甚至只写着“无大碍”。我几乎可以想见医生们私下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只要她再出现，就统一开点药膏，尽快把人打发走。
就这样，我接下了满满，一个坚信自己浑身生虫的女人。
我也确实很好奇，她到底是怎么把这么多医生逼到这种地步的。
带着这个疑问，我专程去了趟森灵医院，找到了第一个给满满看病的桑医生。
有段时间，满满每天都会到诊室缠着桑医生，缠着他反复查看自己胳膊里“钻出来的虫子”。
在她的视角下，那些长着尖牙利齿的白色飞虫正在她的胳膊里拱来拱去，努力寻找着出口，偶尔会有一只破土而出，刺穿她手臂的肌肤，从肉里硬挤出来，踩着她的胳膊振翅起飞。不光她的衣服上零星爬着飞虫，诊室半空中也盘旋着许多。
可在桑医生的世界里，这一切都不存在。他看不见任何虫子，只能看见一个带着哭腔、惊恐万分的女人，一遍遍哀求他帮自己解决问题。那段时间，桑医生说自己甚至开始害怕上班。
满满第一次来看病时，桑医生帮她仔细检查了手臂，她的皮肤光滑平整，连个小红点都没有，看上去完全没有任何异常。
可满满言之凿凿地说虫子就在胳膊里，她把衣袖卷得高高，不错眼珠地盯着小臂的皮肤，就像一只聚精会神盯着田鼠洞的狐狸，过了一会她猛然大叫一声：“你看，这不在动吗？虫子正在找出口，马上就出来了。”
桑医生说什么也没用，从那天起，满满开始执拗地每天都来看病，起初还会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排队，再后来，行为就越发出格，她会在其他患者看诊时突然闯进诊室，举着胳膊冲到人群中间，或者直接把腿撂到桌面上，对着所有人大叫，让大家准备好看她的虫子。
桑医生不堪其扰，只能委婉地建议她去看精神科，这句话激怒了满满，她满脸通红地盯着桑医生，眼神里的仇恨仿佛要把人活活锯开。
后来，她不再来找桑医生了。
不是不看病了，而是转而去“祸害”别的医生。她很快又盯上了同院的 B 医生。B 医生是个做事严谨的全科医生，给她做了系统的全身检查，结论依旧是：没病。这一次，满满显得更加不高兴，甚至威胁要向人力部门投诉他，搞得 B 医生既委屈又无奈。
当院内的医生都无法让她满意后，满满开始了更大范围的求医生涯。
在随后的日子里，她往来穿梭于各大医院之间，可显然效果并不明显，那些恐怖的虫子并没有离她而去，而是在她的世界里愈发活跃了。
从B医生那里出来，我又顺道去了趟档案室，找到了和满满轮班的小苏。整个档案室只有她们两个人。
我问小苏对满满的印象，她想了想，语气很淡：“没啥特别的印象，感觉她人挺好的。”
医院里的人几乎都这么说，“她人挺好的。”可在我听来，这句话更像是一种客气的敷衍——这个人普通得像一粒砂砾，没什么存在感，以至于谁也说不出她更具体的样子。
我翻看了满满留在职工信息里的照片，第一次看清了她的样子。那是一张平平无奇的脸，高颧骨，嘴角有些苦涩地向下，表情显得紧张而僵硬，像是很不习惯照相。说不上好看，也谈不上难看，没有任何让人一眼记住的特征。
我有点想不通，这么一个几乎没朋友，在同事眼中透明如空气的人，按理说应该是内向孤僻的，可想到她在我们咨询室里口若悬河、整整说了四个小时的样子，又觉得她外向得近乎失控，完全不像是有社交障碍的人。
她身上这些互相矛盾的特质，让我对她的兴趣越来越浓。
在满满的职工信息里，我看到她从大学毕业起，就一直在做档案类的工作，几乎对着那些枯燥的档案度过了大半辈子。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那些开电梯的人，他们坐在狭小封闭的电梯里，从早到晚，以工作之名一坐几十年，一生很快就过去了，好像莫名其妙被判了个无期徒刑。
我也想起刚来机构时的自己。那阵子为了学写个案综述，有两个多月我几乎困在文件室里，把旧档案一页页搬出来翻看，以至于很多同事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真令人不堪回首，我记得当时文件室里有一台扫描仪，有一天一个同事来弄材料，问我扫描仪怎么用，可把我高兴坏了，硬拉着人家聊了好半天。
那天在医院，我顺口问了几句满满的情况，小苏告诉我，满满已婚，但没有小孩，她就知道这些，更细的情况她也不清楚。
我试图在脸书上寻找她的社会关系，给那些在评论里跟她有过互动的账号一一发去私信，可回复我的人都说跟她不熟，要么只在网上聊过几句，要么就是很久没有实际的联络了，对她的现状并不了解。
思来想去，我决定去找满满的父母聊聊。电话里老太太犹豫了半天，语气里透着明显的防备。
家访那天，我和同事小J刚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郁的消毒水味，顺着鼻腔直冲天灵盖。门口放着一个大大的喷雾瓶，里面装着酒精，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满满随身携带杀虫剂的习惯是从哪里来的。
两个老人跟满满一样，都是天生的嘴角向下，看上去带着苦相。她妈妈头发剪得很短，满脸警觉，仿佛一个时刻将手指放在扳机上的哨兵。她爸爸很瘦，眼睑下垂，一副睡不醒的老态。
我们刚进门，老太太就反复提醒我们，脱下来的鞋子一定要放在指定位置。等我们照做完，才发现根本没人给我们拿拖鞋，我俩只好穿着袜子，直接踩在冰凉的地板上。
更绝的是，客厅的沙发早就蒙上了一层塑料薄膜，我几乎可以确定，等我们一走，这层隔绝细菌和病毒的塑料膜就会被立刻揭下来，丢进垃圾桶。
我压下心里的不适，和他们聊了起来。但很快就发现，他们对满满的近况几乎一无所知，也谈不上真正关心。
谈话进行到一半，我提出想借用一下厕所。话音刚落，满满的母亲立刻条件反射般地拒绝了，接连说了好几个“不行”。她父亲偷眼看着妻子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解释，说家里的厕所不允许任何外人使用。
我说自己正好赶上生理期，希望他们能通融一下。他们依旧坚定地摇头，老头甚至站起身来，往我这边挪了半步，挡在我面前，像是担心我会突然冲过去抢厕所。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那点不快却慢慢消散了，只剩下对他们的同情。
这次过来，我原本是想了解满满的人际交往情况，看看她有没有心理疾病的病史。但此刻，一切似乎已经不言自明。在这间令人窒息的客厅里，我只待了短短二十分钟，却仿佛看见了满满过去二十年的人生。
按规定，满满每十天会来咨询一次。但她的状态很难进行正常交流，我们索性在前六次咨询里，让她尽情地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权当先把情绪排出来。
空闲时候，我继续翻阅她的病历，在一连串敷衍的诊断里发现了新东西：一份极其完整的病情描述，这位名叫马修的医生，用整整一页纸，详细写下了满满的情况，末尾还列出了几个可能的方向，包括转介精神科，或尝试认知疗法。
我对这个名字留了心。
后来在马修医生工作的诊所，我们见了面。他三十多岁，是个黑人，眉毛浓得有些显眼。
马修说，那次其实算是“被迫上岗”。满满原本约的是他的搭档，但那位搭档实在被缠得受不了，就把他推出来顶上。起初他也打算敷衍过去，可满满一坐下，说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愣住了。
她半是哀求地对他说：“求你了，你就听我说说话吧。”
马修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他放弃了提前准备好的托词，认真地问她：“你怎么了？”
通过满满的讲述，马修捕捉到了不少细节。他发现，满满会顺着医生给她开的药，一点点完善自己的说法。比如这次开了某种药膏，下次复诊，她就会说抹完后确实好了一点，虫子没那么活跃了；等药膏用完，她又会换一种说法，说虫子产生了抗药性，这个药已经不起作用。
总之，每一次都“差一点好”，也就意味着永远需要再来看病。
马修把他的判断告诉了我：“她挺可怜的。我觉得，她可能只是太想和人说说话了。”
我点点头，我觉得马修医生真的洞悉了满满行为的本质。
一个在几乎窒息的家庭中长大，成年后每天面对着档案室的几堵白墙，社会关系几乎为零，没有人在乎她、记得她的人，过着这样的人生，就算在一棵绿萝、一只麻雀看来，可能都会觉得了无生趣吧。
如果我是她，可能早就发疯了。
满满的经历，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刚到澳大利亚的那段日子。
那时我很难融入环境。每天生活在人群中，却始终有种置身荒岛的感觉。下课后，我没地方可去，只能一个人跑到海边或公园，干坐着消磨时间。
那段时间，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在往下滑。好在我认识了一个名叫小曼的巴西女孩，她没事就带我出去玩，我们一起去发泄屋里痛快淋漓地砸啤酒瓶，一起玩游戏，她会在朋友面前使劲夸我的优点，也会在过节时带我去中餐馆吃煎饺。
现在回头想想，在我即将滑入和满满类似的处境时，是小曼及时拉住了我，让我免于落入孤独的深渊。
再后来，我成为一名社工，也经常会遇见很多被困在生活里的人，他们和满满一样，很想挣脱出来，成为不一样的自己，我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努力帮助他们恢复正常。
在这些被困的人中，有一类被我们称为“孤岛”，他们多是退休后遭遇变故的老年人，比如一个案主，丈夫去世后，儿子又意外身故，留下她一个人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会哭，求我陪她多待一会。
当社会关系的根须慢慢枯死后，孤独感就会逐渐侵蚀每个案主。起初她们会尽力克制自己，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孤独的绞索逐渐收紧，真的会让人发疯的。他们渴望陪伴，可我们无法为她们申请陪伴犬或其他宠物，照顾动物需要体力，而她们已经衰老得连自己都照顾不了了。
我们只有增加家访的次数，今天陪两小时，明天再去两小时，一周排满不同的时间。这个方法很奏效，至少降低了六成的自杀率，在我们的干预下，很多人的状态都得到了改善。
我相信满满也一定能够好转。
那天从马修医生的诊室出来，我忽然想到小苏说满满已经结婚，那她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调查了好几天，我竟然忽略了她最亲密的人。
回到机构，我委托同事查到了这方面的信息，发现满满的婚姻状态一栏中写的是：“丧偶”。
看到这个词，我的心脏剧烈地晃荡了一下，随后一阵悲哀罩住了我。原来她的故事比我想象得还要糟糕。
我往下滑动鼠标，看到了她丈夫去世的时间，距离现在还不到一年。满满频繁出现幻觉、四处求医，正是从那之后不久开始的。
那一刻，我几乎可以确定自己找到了答案。
那些在她幻觉中不断寻找出口的虫子，又何尝不是她自己。
满满觉得我和同事都是好人。
因为在此之前，她身边的人几乎没有耐心听她把“虫子”的事讲完。只要她说得多一点，对方就会开始找借口离开，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不信，让她去看精神科。
“我很正常，没有精神病，”她显得很气愤，一再跟我们强调这件事。
后来，她把更多的内容转移到了网上，希望能在那里找到理解她的人。
她在 X 上反复发布与“寄生虫”有关的帖子，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很快，她就遇到了和自己有类似体验的人，他们回复她的帖子，诉说着相同的感受，这让她体验到一种得到印证的踏实感。其实她并不知道，临床上，这是一种被称为“寄生虫妄想症”（Delusional Parasitosis）的精神疾病。
一开始，网络上的交流让她如释重负。但很快，新的挫败接踵而至。
网络交流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特点，就是对话随时可能中断。对方有可能没有看到你的留言，或者看到了不想回复。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对满满而言，却是无法承受的。
一旦得不到回复，她就会特别生气，会去质问对方，结果往往会被拉黑，这就更令她崩溃了。
我开始担心，她的行为会失控。
和同事商量后，我们决定为她安排更高等级的干预——24 小时监护，或者直接住院。
我对满满说：“我想和你一起等着看虫子出来，不过得找一个咱们都能待的安全地方，比如说医院，我会一直在那陪你，你中途想离开也没关系，我会随时送你回家。”
她有些犹豫，皱着眉头和我讨价还价：“就去一天行不行？”
我立刻拍板：“就一天，我保证。”
我看到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医院病房里，我们第一次对满满进行了7x24小时监护，我终于完整地观察到了她的全日行为。
她通常会先洗澡，随后就用一个小镊子和一个带弯钩的工具精心检查自己身体各处，每一次检查结束，她都会再回到浴室，重复“检查、确认、清洗”这套流程两到三次，直到天光亮起，“检查”才算暂时结束。
她关掉花洒，有可能会站在浴室里发一会儿呆，然后走出来，此时她的衣服已然穿好，她坐到床边，用皮筋仔细地扎紧袖口和裤脚，然后上床睡觉，夜夜都是如此！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种自我施加的睡眠剥夺酷刑，近一年来她每晚的睡眠都被切割成零散的片段，很少超过四个小时，长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觉，让她对身体上的每一点觉受都变得异常敏感。在这种状态下，她感受到的幻觉会进一步放大，那些虫子在皮肤下钻来钻去的真实感觉愈发令她痛苦不堪。
一开始满满跟我约定的住院时间只有一天，但是第二天我问她要回家吗？她犹豫了一下，说可以明天再走。
就这样，她在这里住了一个又一个的“明天”。
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这里有医生查房，有我来看她，还能和病友聊天。她终于得到了想要的关注和回应，那是她一直渴望的“被听见”。
我们也顺势调整了治疗策略。此前她总爱用工具去挖身体里的“虫子”，搞得伤痕累累。我们没反驳她，只是顺着她的逻辑说：“别挖了，血腥味会招来更多新的虫子。”
她明显被吓到了，随即认真地点头：“对，它们就是这么狡猾。”
药物帮她稳住了情绪，但真正的“药方”在医院之外。
我们联系了社区负责人，给满满安排了一些不需要太费力、但必须“露面”的小任务。强制她走出那个封闭的房间，去见人，去建立真实的连接。
一段时间后，满满出院了。
再见到我时，她悄悄跟我分享了自己的“独门秘籍”：“只要我一觉得虫子要动，我就马上出门。去公交站、去超市，或者就在街上走一走。”
那些所谓的“虫子”，其实是被具象化的孤独。它们在她失去丈夫、失去生活重心、失去社会关系之后出现，疯狂地在她身体里寻找出口。因为如果不这样，她就彻底没有位置了。
好在现在的满满，不再是那个透明的档案员，也不再是一个必须用杀虫剂把自己“腌入味”的怪人。她开始被社区里的人认识，被需要，被等待。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过像她这样“被困住”的阶段。
困住满满的，是那些并不存在的“虫子”；困住我们的，可能是怎么也做不完的工作，可能是一段没法说出口的失恋，或者仅仅是某种找不到出口的虚无感。
在那样的时刻，我们和满满一样，旧的自我已经无法继续承载生活，修补早已无济于事。
唯一的出路，是换一种方式重新活一次。所谓新生，不是背叛过去，而是当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站立的新位置，那些曾经在身体里疯狂生长的东西，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虫子最终消失了，并不是因为药效。而是因为她终于不用再靠它们，来证明自己还活着。
在看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完全被小圣的讲述带了进去，越来越关心满满的命运，最后看到她的病情好转，重新融入人群，我心里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感动。
小圣曾跟我说过，如果她当年没有遇见小曼，说不定会变成另一种满满，她很清楚那种无人能够倾诉的感觉，真的会一点点侵蚀人的心智，那些真正把人拖进深处的，并不总是疾病或不幸，而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回应你。
她说正是那种被人温暖过的经历，促使她去从事了社工这份工作，去帮助那些沉沦在人生困局，失去了自救能力的人们。
这也正是侯小圣这组系列故事，最想聊的一件事——人被困住了，该怎么活？
她笔下记录的，就是一个个被生活卡住的人，是如何在废墟中把自己重新拼好，又一步步摆脱困境、获得新生的。
当然，帮助他人也并非全无代价。小圣说，社工也是普通人，也会有自己的“职业病”。
不断处理案子、给别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也是给自己制造压力的过程。她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担心案主的情况会往最坏的方向发展，虽然明知是杞人忧天，可还是难以控制焦虑，甚至会为此做噩梦。
这是小圣她们自愿选择承受的创伤，也是让我深信这个世界美好的原因。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嘟嘟 月半
插画：大五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