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壳一号”钻机第一次把钻头啃到地下万米那天，现场没人欢呼。工程师们只是默默把安全帽摘下来，像给远行的兄弟让路。七年前，黄大年也是这么摘下他在伦敦的“帽子”——年薪、实验室、绿卡，一股脑塞进纸箱，托运回北京。没人逼他，护照一递就过去了，海关盖章的声音轻得像翻书，却翻开了中国深地探测的下一章。
回国第一周，他把办公室灯泡换成100瓦，理由是“得把差距照得亮一点”。往后日子，他干脆把行李卷塞进办公室隔壁的储物间，半夜代码跑不通，就穿着拖鞋去敲学生的门：“走，去实验室，让机器也熬熬夜。”学生们后来算了算，他七年里给他们发的微信步数，够从长春走到南极再折回——当然，是精神意义上的，因为真人永远坐在那台老联想前，咖啡把键盘染成地图，指甲缝里嵌着机油，洗不掉也懒得洗。
有人把深地探测比作给地球做CT，黄大年就是那个拼命把切片做得更薄的医生。过去中国只能买外国人的“片子”，分辨率低，还动不动被卡脖子；他带人啃完三百多篇文献，把算法拆成积木重搭，愣是把“片子”厚度从五十米压到五米。五米什么概念？潜艇在海底拐个弯，都能被画进等高线。军方后来用这套数据重新布了声呐阵列，外媒发现某片“熟悉的海”忽然变得陌生，于是有了“航母后退一百海里”的江湖传说。传说当然带泡沫，但泡沫底下是硬数据，像礁石，船真会触礁。
可黄大年不是钢铁侠。2016 年冬天，他蹲在机库改无人机航磁系统，凌晨三点晕过去，学生背他去急诊，CT报告写着：肝硬化伴腹水。医生把病历往他包里塞，他顺手拿来当草稿纸，在背面算线圈匝数。第二天下午，人又出现在机场，怀里抱着用保温桶装的肝药，像抱着一瓶备用机油。那架无人机后来飞到南海，一口气画了十万平方公里的磁异常图，图传回来时，他躺在病床上，把笔记本侧过来给学生看：“瞧，这片蓝，咱们以前只能猜，现在能数了。”
他走的那天，长春在下冻雨。实验室的灯还亮着，屏幕停在一条没跑完的模拟曲线，光标一闪一闪，像等人敲回车。学生说，老师最后一条微信是语音，只有四秒，背景呼呼响，听不清字，像风从万米钻杆里灌上来。后来他们把它转成波形，发现那就是地球深部的一个低频信号，别人听是噪音，他们听是再见。
现在“地壳一号”还在钻，新钻头换了更硬的合金，偶尔卡钻，现场工程师会下意识抬头找那个穿旧冲锋衣的身影——当然找不到，可他们知道，数据链那头，有人把坐标早就标好，像给后来人留的暗号。黄大年没拿诺奖，也没留长篇自传，只在笔记本扉页写过一句话：国家把秘密交给我，我把秘密还给大地。大地不会说话，但每多一米岩芯，就多一句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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