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mp, Venezuela and the doctrine that wouldn’t die
长久以来被视为已成历史陈迹的门罗主义，如今再度被援引，作为美国强势外交政策的蓝图。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追溯了这一模糊信条的兴起、衰落与重生。
1月6日（周一），尼古拉斯·马杜罗在纽约被美军俘获后从直升机上走下。© 路透社
2026年1月10日
我们或许该称它为“门罗信条”（Monroe Creed），因为严格来说，它更像一种信仰，而非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义。“我坚定地相信门罗主义、我们的宪法以及上帝的律法，”基督教科学派创始人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在1905年如此写道。
多年来，詹姆斯·门罗总统于1823年发表的声明——最初是对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回应，并警告欧洲不得再对西半球进行新的征服——已逐渐被神圣化，成为一种受人尊崇的象征，或一条通道，通过它，美国永恒的力量得以彰显。政界人士屡次宣称该主义已然过时、失效乃至死亡，却一次又一次眼睁睁看着它以愈发咄咄逼人的形式复活。
不到13年前，巴拉克·奥巴马的国务卿约翰·克里曾宣布“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可惜好景不长。特朗普政府最近明确将门罗主义确立为华盛顿处理西半球邻国关系的框架，并以此为其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打击提供正当性。
“门罗主义回来了，而且全面生效，”特朗普的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如是说。
当初门罗发表原始声明时其实颇为犹豫，因为他清楚意识到当时美国国力的局限。他的发言篇幅很短，在一篇超过六千字的国情咨文中，仅以几段非连续的文字散落其间。他两个最重要的观点——警告欧洲不要干涉美洲事务，以及断言西班牙显然已失去对其殖民地的控制——中间竟夹着一大段关于邮政道路扩建的讨论。
《门罗主义的诞生》，克莱德·德·兰德（Clyde De Land）1912年绘，描绘詹姆斯·门罗总统（中）与约翰·昆西·亚当斯（最左）。© 贝特曼档案馆
门罗还提出了另外两点：一是华盛顿保留在整个美洲范围内评判任何事件的权利，标准是这些事件是否影响美国的“和平与幸福”；二是新世界拥有某些不同于旧世界的共同利益与理念——尽管他并未具体说明这些利益和理念究竟是什么。
“这为我们设定了航向，”托马斯·杰斐逊评价门罗的讲话，“指明了我们穿越时间之海应驶向的航道。” 如果真是如此，那这枚罗盘指向的方向完全取决于持有者的心意。门罗话语之所以具有持久影响力，其魔力恰恰在于它的模糊性——能够调和相互矛盾的政策冲动：它所描绘的西半球团结愿景，反映了杰斐逊式的扩张主义国际主义；而它未经协商便单方面宣布规则的做法，则强化了时任国务卿、被视为门罗主义主要起草人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那种“独自行动”的单边孤立主义。
彼时，西属美洲的独立领袖们正站在击败西班牙帝国的胜利门槛上，他们将门罗的承诺解读为一份支持其激进共和主义国际法改革的法庭之友简报（amicus brief）。他们之所以欢欣鼓舞，是因为门罗的言论似乎印证了他们反殖民的基本前提：旧有的统治正当性已然瓦解。他们仿佛听到门罗在宣告：征服主义已然无效；新世界已无“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不再有等待欧洲人“发现”的空白领土；整个西半球及其新兴国家皆为主权实体。
然而，门罗主义并非对征服的否定。对美国建国者而言，地平线是无限的。
起义者本应更仔细通读门罗整篇国情咨文。因为在其他段落中，总统热情洋溢地为征服辩护。他说，自建国以来，美国迅速扩张，定居者正涌入“广袤的新领土”。曾经“无人居住、荒芜一片”的土地，如今已人烟稠密（门罗在别处也承认这片土地并非空无一人，只是其原住民必须被驱逐，否则将面临“灭绝”）。这段对扩张的颂歌通常不被视为门罗主义的一部分，但它理应被纳入——因为它清楚表明，无论门罗主义还有什么其他含义，它绝非对征服的放弃；对美国建国者而言，地平线没有边界。“我们人口的快速增长，”托马斯·杰斐逊早年曾致信门罗，“终将覆盖整个北美大陆，甚至南美大陆，形成一个使用同一种语言、采用相似政体与法律的民族。”
门罗话语中蕴含的这种矛盾——既同情反殖民，又怀抱征服野心——持续令观察者困惑。多年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坦言自己曾多次试图厘清门罗主义的确切含义，却始终徒劳。“我可以私下向你坦白，”他说，“每当我试图定义它时，却发现它根本无法被分析。” 这种水银泻地般的滑溜特质，恰恰契合了美国自身的身份认知：既诞生于反帝斗争，又在构建一个庞大的非正式帝国。
1905年的一幅政治漫画讽刺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扩张主义 © 贝特曼档案馆
现实追上修辞需要时间。数十年间，美国缺乏足够实力执行门罗主义，该主义长期停留在理想层面，甚至被英国人讥讽为美国人自视过高的例证。1862年美国内战期间，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写道：“这个北美佬已经画好了他的帝国版图，囊括整个美洲大陆，并宣讲门罗主义，仿佛那是神谕一般。”
但随着联邦在内战中获胜，西属美洲革命者一度误以为代表团结的模糊性逐渐消散——美国政客越来越倾向于将门罗主义重新诠释为单边干预的许可证，而非对共和自决的捍卫。
到19世纪末，随着大陆边疆的关闭和美国工业强国地位的确立，门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将国内整合与对外管理（尤其是对邻近国家如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及加勒比诸岛）紧密联结起来。
例如，1895年，在与英国就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争端发生冲突时，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大幅扩展了门罗主义的内涵，将其解释为：在西半球，“美国的命令即是法律”。奥尔尼宣称，美国无疑是西半球的霸主，因其“无穷的资源加上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其掌控全局，实际上可抵御任何其他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联合挑战”。
真正使美国成为美洲主宰的，不是所谓“新世界价值观”或共和美德，而是赤裸裸的实力。
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进一步拓展了奥尔尼的扩张逻辑，声称美国拥有“国际警察权”，可镇压“长期作恶”的政权。门罗最初的防御性警告，至此已演变为积极干预的许可状；政治稳定取代主权投射，成为门罗主义的核心价值。
在整个19世纪，政客们常以门罗主义为战争口号，用以合理化吞并得克萨斯、夺取墨西哥近半领土、驱逐原住民、获得波多黎各以及占领古巴等行动。1898年，平民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甚至提议将门罗的“盾牌”延伸至菲律宾，以合法化对这个亚洲群岛的吞并。
20世纪的干预行动持续不断——华盛顿在拉丁美洲成功策动了40多次政权更迭——但援引门罗主义为之辩护的做法却日渐式微。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在二战前为拉美事务提供了更具合作性、更少冲突的框架；即便冷战期间紧张局势加剧，美国决策者也刻意避免提及门罗。尼克松有他的“尼克松主义”，里根有他的“里根主义”，而“门罗主义”一词则逐渐沦为与炮舰外交、军事占领和领土掠夺相关的陈旧符号。政客们（如2013年的克里）更多时候只是借其名头，以便宣布它已寿终正寝。
然后，特朗普登场了。他常常像是刚在历史垃圾堆里翻找了一番，只为寻得一句修辞上可用的口号。他曾短暂尝试复兴“边疆”神话，但很快放弃了这一意象。如今，他选中了门罗主义。“我们好像把它忘了，”在俘获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后，特朗普说道，“但它非常重要。”
特朗普或许需要别人提醒才想起门罗主义，但该主义与他所代表的“美国优先”民族主义之间，其实早有深厚渊源。
“美国优先”常被误解为孤立主义，实则不然——其最热忱的倡导者历来推崇美国在西半球投射力量。“美国优先”更准确的描述应是“反普世主义”：一种部落式民族主义，拒绝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却顽固坚持区域霸权。在这一世界观中，门罗主义占据特殊地位，尤其在特朗普治下，它承诺一种“无需纠缠的支配”。援引门罗，特朗普政府划出了一片全球区域，在此美国无需说服、整合或普世化——只需以命令行事。
2026年1月3日，特朗普在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后向记者讲话，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站在其身后。©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对米勒这类人而言，门罗主义宛如伊甸园。他将整个战后自由国际秩序——“二战后西方开始道歉、卑躬屈膝、乞求原谅，并推行大规模赔偿计划的整个时期”——视为被逐出盎格鲁-撒克逊花园的堕落时代。门罗主义早于自由国际主义；早于联合国与美洲国家组织；早于去殖民化；早于普选权、大规模移民与民权运动；早于人权法；甚至早于废奴运动。在美国优先民族主义者眼中，它堪称“遗产法”（heritage law）——未经投票，未经法院认可，更遑论全球官僚批准，而仅仅是一纸宣告。门罗主义唤回了一个前规范时代，在那里，权力的行使无需道歉。
委内瑞拉成为特朗普复兴门罗主义的首个试验场，可谓顺理成章。一个多世纪以来——远在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或尼古拉斯·马杜罗登场之前——该国就是一片冲突地带，围绕债务、边界、主权与资源的争斗，深刻塑造了后来的国际法。如今，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袭击——不仅包括俘获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Cilia Flores），还包括击毙快艇特工、单方面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实施海军封锁——只是其更大图谋的一部分：让现行国际法归于无效。
美国的力量已被简化为一场表演；而要让表演保持威力，就必须不断重复。身为表演大师的特朗普深知这一点。
特朗普版本的门罗主义，与过去大相径庭。以往至少还会以道德工程为区域控制辩护，声称是在保护门罗原始讲话中提到的那些未具名却“共享的价值”。如今，它已沦为赤裸裸的“支配”工具。对米勒而言，它是确保“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对赫格塞思而言，它是美国“随时随地投射意志”的授权书。布莱恩曾将该主义想象为保护西半球主权国家的“盾牌”；而在特朗普手中，它变成了一纸产权证书，用于宣称他对所谓“我们的家园地区”——不仅指美国本土，而是整个西半球——的所有权。
委内瑞拉突袭之所以奏效，关键在于其表演性：它公开重申了美国仍能单边行动、惩罚反抗、施加代价——包括公然索要价值28亿美元、满载数百万加仑原油的油轮作为“贡品”——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尽管特朗普与赫格塞思坚称相反，但将门罗主义简化为胁迫与掠夺，恰恰是虚弱的标志——表明这个区域霸主既无法有效整合其后院，更无力应对自身设定的挑战。
对于一个军费接近万亿美元的国家而言，发动成功的“抓了就跑”式突袭轻而易举；但要重建区域内的合作关系，所需的外交努力则困难得多。自然，一贯坚决捍卫主权的墨西哥已强烈反对门罗主义的合法性。“美洲不属于任何主义或任何强权，”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表示，“美洲大陆属于组成它的每一个国家的人民。” 即便与特朗普立场一致的拉美政客，也将陷入被动，被迫为一项遭到广泛抵制的主义辩护——根据最近一项涵盖12国的民调，超过80%的受访者拒绝门罗主义：“拉丁美洲不是美国的后院。”
2026年1月3日，委内瑞拉拉瓜伊拉港码头浓烟升起。© 盖蒂图片社
美国的力量已被简化为一场表演；而要让表演保持威力，就必须不断重复。身为表演大师的特朗普深知这一点。“我们还得再干一次。我们也能再干一次。没人能阻止我们，”他在福克斯新闻上说道。但表演不仅需要重复，还需以越来越大胆的方式重复。而对特朗普而言——他知道自己的基本盘对伤亡极为敏感——要在委内瑞拉行动之后再创高峰，并回归他钟爱的“一击即走”模式（如对伊朗、尼日利亚的打击），将异常困难。他已威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但对这些国家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很低。古巴无疑在打击名单上。
还有格陵兰。特朗普派驻该岛的特使杰夫·兰德里（Jeff Landry）表示，格陵兰“完全符合门罗主义的范畴”。
本文作者：格雷格·格兰丁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得主。他的最新著作是《美洲，美洲：新世界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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