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县琉璃阁——新中国考古从这里起步|墓葬|手工业作坊|文物|新中国考古|殷墟|琉璃阁|车马坑|辉县市

辉县，琉璃阁遗址。

一片看似寻常的土地之下，曾诞生了新中国考古史上的多个“第一”：

第一次大规模的综合性考古发掘在这里展开；

第一次发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文化遗存，

第一部新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在此诞生……

可以说，这里是新中国考古学的起点与里程碑，更将中国的信史纪年向前推进了二三百年。

琉璃阁遗址曾给我们带来一连串的惊叹号，今天让我们走近“琉璃阁”，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国保“琉璃阁”

琉璃阁遗址位于辉县市区文昌路中段南侧，西周共国故城东南隅500米处，其名称源于遗址内地标性古建筑——琉璃阁。遗址核心区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是一处延续时间长、文化序列完整的大型古代聚落与墓葬复合型遗存。

1936年至1952年，河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先后6次考古发掘，历次累计发掘商代墓葬56座，周代墓葬80座，汉代墓葬50座。

在历次发掘中专家发现：该遗址历经早商、晚商、春秋、战国直至汉代等6个时期，先后延续1500年左右。主要遗存有殷代墓葬与遗址、东周墓葬、汉代墓葬、城墙、车马坑等，既有文化层堆积，又有墓葬区分布。

尤其在1950年至1952年年间，组织开展的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综合性考古发掘，被称为“新中国考古第一铲”。

对琉璃阁遗址的发掘中，最早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存，也是首次发现早于殷墟的商代早期文化遗存，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郑州商城的发掘与研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经过挖掘勘探，专家学者推测：先商时期，这里成为商族部落的一个活动区域，留下了典型有先商文化遗存；商朝早期，这里又是殷商一个重要的聚居区，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早商文化分布区，至此之后，历经周代，直至汉代，形成了众多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汉代时期的墓葬等文化遗存。

明代万历年间，遗址核心区部位形成了文昌阁历史建筑。

琉璃阁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重要的大型文化遗产，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夏鼐、郭宝钧、苏秉琦等一批国家级考古学家在琉璃阁进行数次考古发掘与研究，该遗址被中国考古学界誉为“考古圣地”。

以历次发掘成果为基础，《辉县发掘报告·琉璃阁区》《山彪镇与琉璃阁》《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著作相继编纂出版。这些报告建立起该区域商周考古学的年代框架与文化谱系，被永久载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册。

2013年5月，国务院公布琉璃阁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9月，琉璃阁遗址入选“河南考古百年百大考古项目”。

成就斐然价值无量

关于琉璃阁的考古发掘，大家最关心两个问题：这里究竟出土了哪些珍贵文物？历次发掘又有着怎样的价值？

首先，关于珍贵文物的来源，目前存在一些有待厘清的推测。例如，海外回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子龙鼎”，以及1976年在辉县发现的“吴王夫差青铜剑”，均有观点认为可能出自琉璃阁遗址。然而，这两种说法目前均缺乏确凿证据支持，无法完全坐实。较为严谨的结论是：这两件文物很可能出自辉县地区，但是否具体来源于琉璃阁遗址，尚不能最终确定。

要系统梳理琉璃阁的出土文物与发掘价值，还需从其考古历程说起。上世纪30年代，琉璃阁东周墓葬的发掘，开启了河南地区科学考古的序幕。1936年，甲乙两座大墓的惊世发现，被誉为当时考古界的重大突破，出土的珍贵文物如今分别珍藏于河南博物院与台北历史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考古事业也急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梳理民族精神脉络、探寻文明悠久根源。然而，在这一事业起步之初，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学术困局：中国历史的可靠纪年仅能明确上溯至西周“共和行政”时期的公元前841年。

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商乃至夏朝的历史，仍停留在文献记载与传说层面，缺乏实证支撑。尽管《史记》中有《夏本纪》《殷本纪》等系统记述，但在实物证据缺位的情况下，其真实性长期受到质疑。

正是为了打破这一学术困局，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50年至1952年，在琉璃阁遗址展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综合性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创造了多项“第一”：

首次在安阳殷墟之外发现晚商墓地；

首次找到早于殷墟的商代文化遗存；

编写并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辉县发掘报告》；

系统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学者，奠定了严谨的学科作风。

其中，以1号灰坑为代表的先商遗存，确立了先商文化辉卫类型；首次发现了早于殷墟时期的高规格铜器墓葬和夯土基址等早商遗存，确立了二里岗文化琉璃阁类型。这些发现，为商代文明的上游补上了缺失的环节。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

琉璃阁遗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器、骨器，如矩形带孔石刀、小屯式石镰等，反映了商代以石器骨器为主的生产力水平。其中打制的“两侧刮削器”，是中原地区首次发现的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典型器物，为研究细石器文化的南边分布界限提供了重要线索。

▲琉璃阁遗址商代灰坑出土的卜骨

遗址中出土的卜骨，钻灼而不凿，时代属二里岗期，证明殷代卜用猪肩胛骨存在的史实，提供了殷墟以外卜骨形式的材料，也为研究卜骨现象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佐证。

琉璃阁甲乙二墓“题凑之制”椁室的发现，是我国古代“黄肠题凑”墓葬形制的雏形，为研究我国早期题凑椁室的结构、形式演变以及丧葬制度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考古实物资料。

琉璃阁遗址文化堆积十分丰富，是一座罕见的商周至秦汉时期的古文化聚落遗存。遗址中发现的典型殷商时期灰坑与文化层，表明这里曾是人口稠密、军事地位重要的聚落中心。自殷商后期直至汉代，该区域又长期作为墓葬区延续使用，形成了清晰的历时性演变序列。其中，东周时期此地作为贵族墓地，其使用时间长达二百二十余年，且时代早晚分布有序，构成了其独特的考古学文化价值。

▲琉璃阁遗址战国车马坑出土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由夏鼐先生主持发掘的战国车马坑，开创了中国学者自主发掘车马坑的先河，在海外外影响深远。19辆战国时代车马坑的成功剔出，其轮辐衡轭，舆箱蓬栏，清晰可辨，在世界上尚属首次，被英国著名考古学柴尔德称为“世界田野考古上的新的杰作”。为日后殷墟、虢国墓地等重要车马坑的发掘树立了技术典范，是新中国考古发掘技术提高与进步的起点。

▲琉璃阁遗址（自北向南摄）

琉璃阁遗址，如同一部深埋地下的“历史百科全书”。它以一地之积淀，串联起先商至汉代的文明链条；以一次发掘，奠定了新中国考古的学科基石。这“第一铲”，为我们叩开了通往古老文明深处的大门。

琉璃往事波澜壮阔

1936年，在琉璃阁遗址发掘出甲乙两个大墓，专家初步认定，甲乙墓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对夫妇的异穴合葬墓，墓主人可能是卫国贵族。

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铜礼器证实了专家的论断。

成套的蟠虺纹鼎，蟠螭纹方座簋，青铜乐器，兵器，车马器及很多精美玉器等，一方面向我们呈现出卫国贵族的地位，也从侧面反映出卫国曾经创造的灿烂文化与辉煌历史。

可惜，考古结束后不久，考古报告还没出来，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为了保护国宝，原河南博物馆挑选出馆藏珍品装进68只大木箱里，匆匆南下运往大后方。其中就包括琉璃阁甲乙墓出土的青铜器。

▲蟠龙纹方壶图源：辉县文物

经过12年的辗转，68箱文物在1949年11月失散了，其中38箱运到台湾，收藏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其中包括金柄剑，蟠螭纹方壶等。

30箱幸运回到故乡，收藏在河南博物院。

由于没有考古报告，想要整理甲乙墓的资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两岸专家商议之后，决定先去辉县琉璃阁甲乙墓的挖掘遗址走一趟，但是遗址已经面目全非。

而且还有一个难题，甲乙墓出土的器物是混合摆放的，要如何分开呢？

专家们几经周折，找到了以前考古发掘时的几张老照片，对照老照片，两岸专家一点一滴地复原，归类，试着把甲墓和乙墓的器物分开。

完成了器物的分类，接下来是要寻找失散在外的甲乙墓器物。

根据1950年划拨的一份文物清单，专家发现，琉璃阁甲乙墓器物分散在海峡两岸七个博物馆中。

▲琉璃阁遗址甲乙二墓出土器物，选自《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

2003年，专家们终于把那些散落在外的器物基本找齐，出版了《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器物图录》，在这本图录里，长期分隔海峡两岸的甲乙墓文物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公众于世，团聚在一起了。

后经过学术上的不断辩论和争吵，考古报告逐渐成形，最终在2011年12月完成。

琉璃地标文昌盛世

琉璃阁遗址因标志性建筑“琉璃阁”而得名，但这座阁楼本名是“文昌阁”，历来被辉县文人学子视为文脉昌盛的象征。因其阁顶覆以色彩绚丽的琉璃瓦，在日光下流光溢彩，所以才有了“琉璃阁”这个称呼。

▲文昌阁位于遗址西部，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文昌阁始建年代不详，最早地记载为清朝道光《辉县志》：“旧在东南古城上，万历丁丑年（1577年）知县聂良杞从绅士之议，移建古城外东南隅。顺治九年（1652年），邑人郜潼、汴人张玉募化重修，于大门上创建奎阁。嘉庆五年（1800年），知县张丹桂倡众重修，于阁后创建文昌三代祠。”

根据史册记载，文昌阁经过两次扩建，曾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建筑群。遗憾的是，历经沧桑，如今唯有这座核心的阁楼得以留存。

文昌阁是新乡地区独一无二的“三滴水”楼阁式建筑，它通高15.35米，八角形的身姿挺拔秀丽。其建筑结构之严谨、造型之精巧、工艺之精湛，是豫北地区极为珍贵的明代木构阁楼典范。

走近细观，建筑的每一处细节都让人赞叹不已。各屋脊上都有装饰有造型各异、寓意吉祥的瑞兽。在明清两代的建筑中，琉璃瓦的颜色不同反映出建筑物不同的等级，阁顶的蓝绿色琉璃瓦，颜色庄重而深邃，古人选用此色，正是为了映衬所祭祀的“天上文昌星”。阁内，八根通柱支撑起精巧的蛛网状藻井，中心垂下一尊生动的木雕龙头。这些精美的构件，共同构成了一组卓越的建筑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