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博弈中，信息是一个重要的筹码。信息分散，就是权力分散，信息集中，就是权力集中。
前几天见了一个在乡镇政府工作的同学，聊起基层从村工作的一些情况。
他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基层就是那根钉，谁都可以锤一下。这描述，比“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更“动感”一些。
他举了一个例子。本来，焚烧秸秆是好处的，既能烧死虫卵，又能提供肥料。可是，为了防止空气污染，现在不允许农民焚烧秸秆了。原本，由于农村地广人稀，基层很难监控，往往疲于应付，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上面”有卫星监控，乡镇政府还不知道自己的地面上有“火情”，省里已经把信息给到县里了。乡镇于是就挨锤了。
卫星监控焚烧秸秆的优势
恰好我最近在看聂辉华教授的新作《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里面提到，技术的进步正在让基层丧失“信息优势”，从而让“下面”失去与“上面”博弈的筹码。过去基层政府垄断底层信息的情况，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情况。
古代政治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矛盾，就是地方与朝廷的矛盾——由于权力具有扩张的本能，双方总是在进行权力博弈。
古代的社会兴衰，很多时候取决于朝廷与地方权力博弈的结果。如果朝廷权力过大，地方会缺乏积极性，导致社会活力不足；如果地方权力过大，会导致国家动荡甚至政权解体。那些稳定与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朝廷和地方达成了权力“均衡”，实现了“上下同治”。
那你可能会问，古代是家天下，官员都是给皇帝打工的，朝廷怎么会允许地方权力过大呢？聂辉华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当一个政权的外部威胁——这里说的“外部威胁”并非仅仅只外地入侵，农民起义也是政权的外部威胁——较大时，朝廷就会倾向于向地方放权。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地方如果不获得较大的授权，就难以抵御外敌或平定叛乱。
举例而言，唐朝虽然曾很强大，却一直处于强敌环伺的局面，周边先后遭遇突厥、高句丽、吐蕃、南诏这些政权的威胁。这就迫使朝廷不得不向地方放权，于是有了权力极大的节度使和藩镇。当节度使和藩镇拥有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必然藐视朝廷的权威，于是爆发了安史之乱，导致大唐一蹶不振。宋朝汲取唐朝的教训，宋太祖一开始就杯酒释兵权，朝廷牢牢掌握人事权、财政权尤其是军权，宋朝的军事力量就集中在首都周边。对于外敌，宋朝用花钱、进贡的方式赎买和平，这就导致地方既无力抗衡朝廷也难以应对外敌，所以宋朝就显得很文弱，最后终结于外敌的入侵。
不过，无论朝廷相对于地方如何强势，古代一直存在“皇权不下县”的现象。因为受制于交通和技术水平，朝廷无法有效掌控地方或基层的信息。一个县具体有多少人口，有多少耕地，能征多少税，朝廷是难以有效掌握的。
这些信息都被基层垄断了，朝廷只能听地方官的汇报。这些信息就意味着权力，就是地方与朝廷博弈的筹码。朝廷只能把地方的治安和税收“外包”给地方官员，容忍他们拥有较大的权力。
所以古代的“县令”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很多时候就如同一方诸侯，掌握着辖区内的人事权、财政权以及司法权，可以对治下的百姓生杀予夺。
总之，上下博弈总是存在。对于朝廷而言，稳定是最高目标，所以尽量收权以维护秩序，对于地方而言，则不会“束手就擒”，而是凭借山川之险交通不便带来的信息优势，维持甚至扩张权力，与朝廷博弈。
不过，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普及，天堑变通途，山川之险没被了，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日益发达，信息传递打破了空间限制。基层的信息优势正在被打破，以“一刀切”的方式“维护秩序”正在变得简便易行。
就像大城市的司机，已经没有了与交管部门“博弈”的能力，满大街的摄像头，让他们变得很听话。于是，交通秩序的维护就变得容易多了。同样，小偷近年来也失去了与警察“博弈”的能力，摄像头与人脸识别技术治下，被抓到的概率太高了。这就是技术进步让司机和小偷失去了“信息优势”。
信息就是“权力”，信息分散，就是权力分散，信息集中，就是权力集中。谁可以轻易集中更多的信息，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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