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1959年,洛阳偃师二里头。

当考古队的铲子下去,一片沉睡了数千年的巨大废墟重见天日。

要是拿地图和年表来对,这地方怎么看都像是那个传说中的夏朝。

可麻烦也就出在这儿: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倒是不少,陶罐堆成了山,平底盘一摞摞的,连青铜打造的小刀和成堆的铜器都现身了,偏偏就是找不到哪怕一个带字儿的物件,能站出来拍着胸脯说:“没错,我就是夏。”

按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朝代把旧朝代干翻了,就算心里有一万个看不上,史官记账的时候总得提两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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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沉默就是好几百年,直到周朝人登场,关于夏朝的故事才突然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涌出来。

你翻翻《尚书》,里面嚷嚷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还把商汤怎么把夏桀流放的事儿说得有鼻子有眼;《诗经》里也唱着讨伐昆吾和夏桀的段子;《孟子》更是直白,说什么汤放桀、武王伐纣。

在周朝人的笔下,夏朝是谁当家、都城在哪、出过什么大事,全都清清楚楚,算下来从公元前2070年一直折腾到了公元前1600年。

这就很有意思了,甚至透着股子诡异劲儿。

离得最近的商朝人一声不吭,隔了好几代的周朝人却像亲眼见过似的。

难不成这个所谓的“夏”,全是周朝人坐在屋里编出来的?

想弄明白这其中的弯弯绕,咱们得把目光放长远点,看看在商朝之前,这片土地上的权力游戏是怎么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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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尧舜那会儿,也就是被叫作“龙山时代”的日子里,中华大地还是个散装的部落圈子。

谁来当老大?

全看本事和人品,大家伙儿坐下来一商量,推举一个最能服众的。

就在这套规矩下,大禹冒头了。

想当年洪水把九州淹得没法住人,他硬是在泥水里泡了十三年,认准了“疏通”这个理儿把水患给平了,中间好几次路过自家门口都没进去瞧一眼,后来更是带着弟兄们把三苗部落给打服了。

等到舜年纪大了,禹的名声已经响破了天。

按照老规矩,他给舜守了三年孝,然后特别客气地把位置让给了舜的儿子,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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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步棋,禹心里明镜似的。

嘴上说是让位,可实际上呢?

各路诸侯根本不买商均的账,有点什么事儿还是习惯性地往禹那儿跑。

一来二去,商均被晾在一边尴尬得要命。

这时候,禹才“顺从民意”接过了权杖,顺手给了尧舜的后代几块地皮算作安抚。

坐稳了位子,摆在禹面前的难题来了:怎么把这帮还得靠“给面子”才听话的部落,捏成一个听令行事的国家?

他手里攥着两张牌。

第一张牌,叫“放低姿态”。

刚接班没多久,禹带着兵马平定了三苗,转头就在涂山把各路首领叫到一起开了个大会。

在这个会上,身为天下共主的禹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当众检讨。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我这人干得还不够好,往后大家伙儿多担待,多指点。”

底下一听这话,那些原本肚子里还有点小九九的首领们,瞬间没脾气了。

连老大都这么低声下气给自己赔不是,谁还好意思闹腾?

一个个拍着胸脯表示死心塌地跟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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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波人心打底,禹紧接着甩出了第二张牌——“杀鸡儆猴”。

涂山大会那是给甜枣,等真把三苗彻底收拾服帖了,禹的腰杆子也就硬了。

这一回,他要立规矩。

到了再次召集诸侯开会的时候,防风氏的首领慢吞吞地来晚了。

迟到这事儿,放在以前也就是被大家数落两句。

可这回禹脸一沉,二话没说,直接下令:砍了。

随着防风氏首领的人头落地,所有诸侯心里都打了个哆嗦,这笔账算是算明白了:眼前的禹,早就不再是那个和稀泥的部落盟主,而是手里握着生杀大权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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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铸造象征权力的九鼎、制定刑法、拉起正规军、盖起监狱。

这一套组合拳打出去,原本松松垮垮的部落联盟被强行焊死,一部国家机器算是组装完成了。

权力一旦集中到了这个份上,后面的事儿也就由不得别人了。

虽说禹生前还是照着老传统,先后指定了那个主张严刑峻法的皋陶,还有伯益当接班人。

但他亲手搭建的这套系统,早就容不下“禅让”这种温情脉脉的游戏了。

禹前脚刚走,伯益后脚就发现自己指挥不动这帮诸侯。

不管是主动退让也好,还是被逼无奈也罢,反正王位最后落到了禹的儿子,启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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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父死子继”的家天下大门彻底打开。

话虽这么说,世袭制这玩意儿也不是万能的。

启一死,位子传到了儿子太康手里。

这位爷是个典型的败家子,整天就知道玩,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

结果有穷氏的后羿看准机会,直接把权给夺了,太康一家子只好灰溜溜地跑去投奔别人。

后羿先是立了太康的弟弟仲康当个摆设,谁不服就打谁,后来干脆自己坐上了王位。

可谁承想,他坐上去之后也开始贪图享乐,最后被仲康的儿子少康反杀,把政权抢了回来,这就叫“少康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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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这儿以后,这把交椅就在少康的子孙手里传了下去,一直传了四百多年,直到碰上那个暴虐无道的夏桀,被商汤带兵给灭了。

要把这事儿想通,只需换个脑筋:有没有可能,商朝人灭掉的那个对手,压根就不叫“夏”?

翻翻咱们的历史就能发现,这种“我叫我的,你叫你的”的情况简直不要太多。

打个比方,春秋战国那会儿,楚国人自己一口一个“大楚”,可别的国家写书的时候,偏偏管他们叫“荆国”。

再比如,史书上老是提一个“随国”,考古学家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直到曾侯乙墓的大坑挖开,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随国”,人家自己管自己叫“曾国”,两边叫法一直是岔劈的。

甚至连周朝人记事儿的时候,管商朝都叫“殷”或者“衣”,跟商朝人自称的“商”完全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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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如今出土的商代甲骨里,大部分都是算卦问吉凶的。

西邑,意思就是西边的城池。

咱们再回头看看地图。

那个埋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不偏不倚,正好就在商朝早期都城的西面。

叫它“西邑”,不光说得通,简直就是严丝合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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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周朝书里翻来覆去说的“夏”,极有可能就是商朝人嘴里的“西邑”。

甚至还有人琢磨,保不齐在商朝那会儿,“夏朝”这个概念可能就被叫作“禹”,“禹”这个字,既是指那个治水的老祖宗,也是那个朝代的代号。

历史这东西,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就算地底下没挖出带名字的牌匾,也不代表那段日子是一片空白。

哪怕贴错了标签,叫错了名字,那个在风雨里挺立了四百多年的王朝,也依旧实实在在地踩过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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