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与思想｜列维-斯特劳斯的微型自传，在这本谈话录里|亨利|列维-斯特劳斯|埃里|微型自传|皮埃尔|菲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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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似乎认识所有人，他在纽约做文化参赞，回巴黎进入法兰西公学院，他在 80 岁的时候与迪迪埃·埃里蓬聊了他的人生。在那之后，他又活了 20 年，他说他见过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感觉就像有人说罗素说是穆勒的教子一样。

第一部分感觉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生回顾，这部分最有趣。第二和三部分是列维-斯特劳斯作为学者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以及他对艺术的理解，很多真知灼见——而且，法国人创造金句的能力总是一流。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一章的开头发布如下：

第一章从奥芬巴赫到马克思

埃里蓬　您于1908年出生在布鲁塞尔。

列维—斯特劳斯　我的出生纯属偶然。我的父亲是一个画家，主要画肖像画。他年轻时在比利时有很多朋友，这些人帮他拿到了一些订单。于是，他和他年轻的妻子搬到了布鲁塞尔。我就是在这期间出生的。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我的父母回到了巴黎。

埃里蓬　他们当时住在巴黎吗？

列维—斯特劳斯　我父亲是巴黎人，我母亲在凡尔登出生，在巴约讷长大。

埃里蓬　所以您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我想是在第16区吧。

列维—斯特劳斯　我们住在欧特伊门附近的普桑街26号。那栋房子现在还在。我后来路过的时候，还看得到五楼的阳台。我在那里一直住到了20岁。

埃里蓬　您直到现在还是住在第16区。您喜欢这个区，对吗？

列维—斯特劳斯　我小时候很喜欢这个区，因为这里风景如画。我记得在普桑街的街尾、拉封丹街的拐角处，我们当时还看得到一些农田。雷努阿尔街当时是城乡结合部的样子。那里同时还有一些艺术家工作室、小古董店……但现在，我觉得这个区很无聊。

埃里蓬　您的家人特别喜欢艺术，是吗？

列维—斯特劳斯　因为家学渊源吧！我的外曾祖父，即我父亲的外公，名叫伊萨克·斯特劳斯。他在1806年出生于斯特拉斯堡，按当时人们的说法，他年纪轻轻就“北上”巴黎。他是个小提琴手，还组建过一支小乐队。他致力于把贝多芬、门德尔松和其他几个音乐家的作品介绍到巴黎。他在巴黎和柏辽兹合作过，后者在回忆录里说起过他。他还和奥芬巴赫合作过，给他写过几首著名的四对舞舞曲。我们家每个人都对奥芬巴赫的作品了如指掌，我是听他的音乐长大的。

外曾祖父在路易·菲利普执政后期当上了皇家舞会乐队的指挥，再后来，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他筹建了维希赌场的乐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赌场总监。后来他接替穆萨担任了“歌剧院假面舞会”乐队指挥。那段时间里，他有点像“邦斯舅舅”，迷上了古董，自己也做起了古董生意。

埃里蓬　您家里留了几件古董吗？

列维—斯特劳斯　我们家当时有一大批犹太人藏品，现在都陈列在克吕尼博物馆里。很多古董经他之手卖给了慈善家，后来他们又把这些古董赠送给了卢浮宫。留下来的古董在他去世之后有的被变卖，有的分给了他的几个女儿。剩下的一些也在德军占领期间被洗劫一空。我自己仅留了几个小物件。拿破仑三世在视察维希期间下榻在我们家的斯特劳斯别墅。为了感谢我外曾祖母的款待，他送了她一个手镯。这座皇帝下榻过的斯特劳斯别墅现在还在，后来改成了酒吧或餐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还保留着原名。

埃里蓬　这段往事是否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呢？

列维—斯特劳斯　是的，因为这属于家族的荣耀：我的家族与王权走得很近！外曾祖父经常出入玛蒂尔德公主府邸。我父亲的家族都生活在对第二帝国的回忆里。外曾祖父还和欧仁妮皇后走得很近，我小时候还亲眼见过她。

埃里蓬　您跟我说过，您的父亲是一个画家。

列维—斯特劳斯　是的，而且我父亲的两个兄弟也是画家。我的祖父一开始家境殷实，但他去世时已破产，以至于他的一个儿子——他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得不早早地出去打工，贴补家用。

我父亲进了高等商学院。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巴黎证券交易所，从底层做起。他在那儿认识了康维勒，并和他成了朋友。后来条件好了，他就转行开始画画，这是他从小的兴趣所在。

此外，我的父母亲是表亲的后代。在巴约讷，我母亲的长姐嫁了一个画家，他名叫亨利·卡罗-德尔瓦耶，他有一段时间很出名；另一个姐妹也嫁了一个画家，他名叫加布里埃尔·罗比，是个巴斯克人。这个人体弱多病，很早就去世了，他日子过得比我父亲还艰难。

我父母相识是因为亲戚关系还是画家之间的交情，我已经不得而知了。我母亲在婚前一直住在巴黎，其中部分时间住在卡罗-德尔瓦耶夫妇家里。她想当秘书，所以学了速记打字。

埃里蓬　您的父亲靠画画收入微薄。

列维—斯特劳斯　随着大众绘画品味的变化，他挣的钱越来越少。

埃里蓬　所以您小时候过的并非巴黎中产阶级子女的生活，对吗？

列维—斯特劳斯　我受到的文化熏陶倒是属于巴黎中产阶级的，我生活在艺术家圈子里，精神生活很富足，但同时我们又在困顿的物质生活里挣扎。

埃里蓬　您对此有什么清晰的记忆吗？

列维—斯特劳斯　我记得父亲有些时候收不到订单，全家都很焦虑。但我父亲干修补活儿是一把好手，他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小物件。有一段时间，他在家里做织物印染，雕刻亚麻油毡的印染版，在凸起部分涂上胶水，印在天鹅绒上，以便让撒在上面的各色金属粉粘得更牢固。

埃里蓬　您也干过这些活儿吗？

列维—斯特劳斯　我甚至还做过一些模板呢！还有一段时间，父亲做一些中式的仿漆小桌子。他还把一些廉价的日本版画贴在玻璃上做了一些灯。他做这些都是为了帮全家撑到月底。

埃里蓬　您还留有他创作的画吗？

列维—斯特劳斯　很少。德国人把家里洗劫一空，“二战”后，我父母家里的东西所剩无几，甚至连一张床都没有……

埃里蓬　您刚才说到您外曾祖父收藏了一批犹太人的古董。您的父母亲是否是虔诚的犹太教徒？

列维—斯特劳斯　我的父母完全不信教。但我的外公是犹太教拉比，所以我母亲完全是在另一种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埃里蓬　您熟悉您的外公吗？

列维—斯特劳斯　很熟悉。我在“一战”时住在他家里。我母亲姐妹几人在丈夫服兵役期间带着孩子住在外公家。

埃里蓬　除了您在外公家居住的这段时间外，您是在一个不信教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无论如何，犹太教传统总归对您有些影响吧？

列维—斯特劳斯　犹太教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我的祖母还会参加宗教仪式。但是在我父亲家这边，沉睡的癫狂一旦发作起来，时而酿成惨剧，时而荒唐可笑。我父亲的一个兄弟脑子里老想着如何诠释《圣经》，但他意志力不够强大，后来自杀了。那一年我三岁。早在我出生前，我父亲的另一个兄弟在和父母一番争吵后，为了报复父母，当上了天主教的教士。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家族里有一个叫列维的教士……我记得他后来在法国天然气公司当了一个小职员，总是衣冠楚楚，留着金色的翘八字胡，对自身以及自己的生活处境心满意足。

在我母亲那一头，我的拉比外公是一个克己的圣人。在外公家，我们严格遵守仪式规矩。我连着三四年参加了所有的节日活动。至于他的妻子、我的外婆，连她的女儿们也怀疑她是否信教。在巴约讷，她让女儿们上了修女学校，因为那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她的大女儿报考了塞夫勒女子高等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塞夫勒高师”），好像还被录取了，我记不清了。当时，当地人思想很保守，认为上塞夫勒高师的姑娘都是女妖。拉比的太太思想相当开明啊！

我的父母虽然不信教，但他们从童年开始就很熟悉犹太教传统。他们不会过犹太教节日，但会谈论它们。他们在凡尔赛安排了我的犹太成人礼，并以不让我外公伤心为由让我同意参加。

埃里蓬　您从来没有被宗教情感困扰过吗？

列维—斯特劳斯　如果说您所说的宗教是指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从未有过。

埃里蓬　“不信教”是否对您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　我不知道。我在十来岁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态度决绝。但今天，我学过也教过宗教史——各种各样的宗教——我已经比18或20岁时更懂得尊重。此外，虽然我依然听不到宗教的回答，但我越来越感受到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它们超越了并将始终超越我们的理解能力。有时候，比起偏执的理性主义者，我和信教之人相处更为融洽。至少后者还能感知神秘。在我眼中，神秘即人之思想在本质上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满足于让科学知识在它的边缘慢慢啃噬。我不知道对精神而言，还有什么比试图以世俗之人的身份跟随神秘更激动人心、更充实思想的了。当然，我深知每一次进步都会滋生新的问题，任务永远不会终结。

埃里蓬　“一战”期间您一直住在凡尔赛的外公家里吗？

列维—斯特劳斯　从1914年到1918年。在这期间我开始上学，一开始是上镇上的小学，然后是奥什中学。后来回到巴黎时，我进了冉森-德-萨伊中学的初一。

埃里蓬　战争期间您吃过苦吗？

列维—斯特劳斯　没有。我的父亲因为身体不好，被派到了后勤部门，在凡尔赛的部队医院里当护工。有一个近亲，比我年长多岁，相当优秀，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巴黎高师”）念书，他是唯一一个死于战争的亲戚。莫里斯·巴雷斯在他的《法国多样的精神家庭》一书中引用和评述过他在战争期间的信件。

埃里蓬　所以您在战后进了冉森-德-萨伊中学。

列维—斯特劳斯　我一直在那儿待到高中毕业。

埃里蓬　有没有一些老师对您产生了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　我觉得没有。他们或多或少地给予了我关怀，但没有人起到精神导师的作用。

埃里蓬　所以您是通过其他渠道接触到了马克思的思想？

列维—斯特劳斯　我提到过我父亲和一个比利时家庭关系不错。事实上他们是很亲密的朋友。每次度假，我们两家都在一起。有一年夏天，他们邀请了一个他们共同的好友，是一位年轻的比利时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他当时在比利时已经很出名。我问起他那些在中学里不怎么能听到的作家：马克思、蒲鲁东……他让我读读他们的书。

埃里蓬　您当时几岁？

列维—斯特劳斯　16岁。我一下子迷上了马克思。

埃里蓬　您最开始读的是他的哪本书？

列维—斯特劳斯　我记不清了，但我很快就开始读《资本论》了。

埃里蓬　您不畏艰深。

列维—斯特劳斯　我没有完全读懂。事实上，我在马克思的书里看到的是其他对我而言全新的思想形式：康德、黑格尔……

埃里蓬　也许正是在阅读马克思作品的过程中，您开始走向哲学。

列维—斯特劳斯　我不知道。总之，一开始我的哲学课基础很差，直到学年中途才真正入门。

埃里蓬　您的哲学老师是研究什么方向的呢？

列维—斯特劳斯　他是柏格森主义者，准确地说是兼为社会主义者和柏格森主义者。

埃里蓬　您对柏格森主义不感兴趣吗？

列维—斯特劳斯　是的，我当时甚至讨厌柏格森主义，因为我认为它过于注重表象，注重直觉……但我后来对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在《图腾制度》一书中向其致敬。

埃里蓬　在这位比利时朋友的介绍下，您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同时成了一位积极分子。

列维—斯特劳斯　是他改变了我，还是说我自发地走向这次转变？我说不上来，但他在一段时间内把我变成了比利时工人党的少年党员。我的第一篇文章由比利时工人党的大蔷薇花出版社出版，那是一本关于格拉古·巴贝夫的小册子，我恨不得忘记有这篇文章存在。我在法国社会党里也很积极，当时社会党还名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埃里蓬　您的家人持何种政治立场呢？

列维—斯特劳斯　我们家不参与政治。我母亲家那一边，大家住在凡尔赛的拉比外公家，离一切政治问题千里之遥。而我父亲家那一边，原本是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曾经风光无限，所以采取的是保守态度。可能唯一例外的是我父亲和他兄弟们年轻时，正值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参加过一次德雷福斯案件的抗议游行，当时饶勒斯还做了演讲。游行结束后，他们走近饶勒斯，向他表示谢意。饶勒斯给了他们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我希望你们记得此时此事。”他的意思是：“你们走向我们，但你们很快便会远去。”他说得一点都没错。

埃里蓬　您后来积极参与政治斗争。

列维—斯特劳斯　虽然我没有上过“巴黎高师”，但我当过“高等师范学校五校联合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的秘书，我甚至还当过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的秘书长。

埃里蓬　您在那段时间结识了一些人吗？今天还见得到他们吗？

列维—斯特劳斯　那些和我关系最好的朋友都去世了：皮埃尔·布瓦文，后来是乔治·勒弗朗，但也断了联系。我还和马塞尔·戴亚很熟。

埃里蓬　您和他关系好吗？

列维—斯特劳斯　并没有。我在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前几年，为了多挣点钱，给一个名叫乔治·莫内的社会党议员当秘书。我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马塞尔·戴亚的。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出入国民议会，当时马塞尔·戴亚是社会党党团的秘书。

埃里蓬　那是在哪一年？

列维—斯特劳斯　1928年到1930年间。等到了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我就辞职了，因为没有时间。

埃里蓬　我们再说说您的学业。您在冉森中学进了哲学班。毕业后，您开始研究哲学。

列维—斯特劳斯　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

埃里蓬　这纯粹是一种被动选择吗？

列维—斯特劳斯　是的，从冉森中学毕业后，我先是在孔多塞中学学了一年文科预科。但我在希腊语和数学科目上遇到很多困难，我必须做出选择，所以我选择了法律专业。

埃里蓬　在孔多塞中学的文科预科班里，您的哲学老师是谁？

列维—斯特劳斯　是安德烈·克勒松。在我决定离开文科预科班时，他对我说：“您不适合学哲学，还不如学一些相近的学科。”他建议我学法律。实际上我后来选了民族学，但他的眼光很准。

埃里蓬　您在哪里学的法律？

列维—斯特劳斯　在巴黎法学院，位于先贤祠广场，现在并入了索邦大学，好像是巴黎一大。

埃里蓬　您在那里学了多久？

列维—斯特劳斯　一直读完本科。同时我还修了一个哲学的学位。

埃里蓬　在哪儿？

列维—斯特劳斯　在索邦大学。

埃里蓬　两个专业齐头并进？

列维—斯特劳斯　当时法学院的学生常常逃课。大家死记硬背参考书。我一上法律课就昏昏欲睡，所以我只得再转学哲学。您瞧，总是些负面原因。

埃里蓬　在那里有没有老师令您印象深刻，或者影响了您？

列维—斯特劳斯　我恐怕又要回答您“不”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意见，问题主要在我。我当时上了布兰斯维克的课，但什么也没有听懂。

埃里蓬　您学了多久的哲学课？

列维—斯特劳斯　有好几年，一直到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埃里蓬　一直都没有弄懂吗？

列维—斯特劳斯　我一直都没有真正弄懂！我的希腊哲学课老师有阿尔贝·里沃、让·拉波尔特、路易·布雷耶和莱昂·罗宾；社会学课的老师有法柯内和布格列；科学史的老师有阿贝尔·雷……说到底，我像个僵尸，麻木地穿梭在这些课堂，总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我来举个例子告诉您我是如何格格不入的：在教师资格考试结果公布的那一天，我跑到了一家专门卖星相学图书的书店，给自己买了一本星相学的书。我并不是相信星相学，而是像报复一样，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埃里蓬　您对学业不感兴趣吗？

列维—斯特劳斯　一点也不。我钟情于政治，喜欢政治思考。我是怎么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呢？这是个谜。总之，我轻轻松松就通过了考试，第一次就考了第三名。对于这个奇迹，我只有两种解释。有一个同学助我一臂之力，他特别优秀，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可能还产生过让我皈依天主教的念头。希腊语是他的强项，他辅导了我的希腊语阅读。我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但我真的很感激他。第二个原因相当好笑。我们家有个医生朋友，他送了我一支安瓿，里面装的是吗啡，或是可卡因？他声称只要考前喝一支就能才思泉涌。为了准备这场高难度的考试，我们被关在索邦大学的图书馆里整整七个小时。我赶紧把这一小瓶东西倒在水杯里一饮而尽。但我喝了之后非常难受，不得不躺在两把拼起来的椅子上，就像晕船一样整整熬了七个小时！此外，我抽中的题目简直是大家能想得到的最灾难性的问题：“是否存在应用心理学？”亨利·瓦隆是考官之一，这个题目估计是他出的。我一脸憔悴，不知从何入手。于是我即兴发挥，不过考官反响不错。我记得我好像只说了斯宾诺莎。总之，也许这个药奏效了……

埃里蓬　那一年还有谁参加了教师资格考试？

列维—斯特劳斯　费尔迪南·阿尔基耶是第一名，另外还有西蒙娜·薇依。

埃里蓬　您和她很熟吗？

列维—斯特劳斯　谈不上。我们在索邦大学的走廊里聊了一会儿天。她的观点很犀利，有些令我不知所措。在她看来，一切非此即彼。

我后来在美国又见过她，当时她来美国待了几天，随后去了英国，后在英国去世。她联系我，邀请我在一座宏伟建筑的柱廊下与她见面。好像是哥伦比亚图书馆或者纽约公共图书馆，我记不清了。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女性常常比较容易走极端。我把薇依也归为此列，但她把这一偏执推至极端，不惜性命。

埃里蓬　您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莫里斯·梅洛-庞蒂一起参加了教师资格考试实习吗？

列维—斯特劳斯　我们当时是在教师资格考试之前进行的教学实习，为期三周。机缘巧合之下，我又回到了冉森中学，和波伏瓦以及梅洛-庞蒂一起跟着我原来的老师实习。我们轮流上课。

埃里蓬　这是您第一次遇见他们吗？

列维—斯特劳斯　是的，但后来我们很快失去了联系，有好几年时间。

埃里蓬　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里说起了这段经历，她提到了您，她说：“他样子很冷淡，我有些怕他，但他很会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他板着一张脸，用平淡的语气对听众大谈狂热激情，我觉得很有意思。”

列维—斯特劳斯　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埃里蓬　你们之间关系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