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2011年，国家博物馆重新开馆展览之际，不少媒体注意到，出土于安阳的原名称“司母戊鼎”的青铜文物，被改名为了“后母戊鼎”。
一时之间，这尊迄今为止中国出土最大、最重，知名度最高的青铜鼎，因为名称的变更，被世人所关注。
首先，老刘先和大家普及一下，“司母戊”鼎也好，“后母戊”鼎也罢，这三个字名称由来，是源自于鼎内的铭文，并非是后人重新命名。
不少青铜文物的命名，要么是看器物的铭文，要么是看器物外形，要么是结合器物的历史渊源。
也就是说，这件“司母戊鼎”抑或“后母戊鼎”名称如何确定，就看我们如何解释鼎内的这三字铭文。
有关这件宝鼎名称的变迁，老刘和它有颇深的渊源，今天就谈一谈我所了解的情况。
为了便于文章描述，老刘暂且先用“司母戊鼎”来称呼这件出土于我们安阳的青铜宝鼎。
1939年，司母戊鼎在安阳武官村被发现出土，当时村民们暂且称其为“大炉”，估计是感觉其形状和寺院庙堂前摆放的方形香炉有点相像。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村民们将司母戊鼎上交彼时的民国政府，鼎暂时被陈列在安阳市萧曹庙，当时是安阳县政府所在地。
据目前老刘所见文献资料中，至少可见当时的报纸媒体《申报》、《中央日报》，先后发表文章，就司母戊鼎名称以及鼎内铭文进行过相关介绍。
1946年10月27日，《申报》特约记者邵慎之发表了《安阳探古—殷代祭器出土记》一文。
在文中，邵记者是这样对司母戊鼎的铭文进行考释的：
“系甲骨文后妻戊三字。”
邵记者认为鼎内铭文是“后妻戊”，但并没有主张用这个铭文为它命名，只是暂称之为“殷代祭器”。
不久之后的1946年11月17日，当时的报纸媒体“《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位名叫张凤的作者创作的文章《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名称考释》。
这时候作者张凤已经称其为“鼎”，这是比较专业的青铜器术语。
不仅如此，张凤在文章中，对彼时各界对司母戊鼎的所有称谓进行了一个汇总：
1、彼时安阳“县政府”秘书长称之为“炉”；
2、邵慎之记者称之为“殷代祭器”；
3、《中央日报》称之为“夔龙宝鼎”；
4、《大公报》称之为“衍龙宝鼎”；
随后，张凤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以鼎内铭文命名，并主张该鼎叫做“司母戊方鼎”。
张凤给出的理由如下：
铭文解释为“司母戊”，意为一位有司（官员的意思），为母亲戊铸造了这件青铜器。
自此，司母戊鼎作为这件青铜器的名称，被确定了下来。
老刘还在不少资料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解放后，郭沫若先生曾经考证过司母戊鼎这个名称，并予以正式命名。
对于这个说法，老刘在2012年曾经联系国博的一位资深专家确认。这位专家告诉我：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并没有见到郭老为司母戊鼎命名的记录。
因此，郭老是否为司母戊鼎名称予以核准，这个说法还请相关专业人士进一步予以确认。
此后数十年来，对于“司母戊”三字铭文，有不少古文字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老刘才疏学浅，列出几条有代表性的：
1、司母戊鼎器物宏大、尊贵，其主人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戊”，若将“司”解读为某职司，这与“戊”身份明显不符。
2、甲骨文的书写较为自由，并不严谨。从书写上而言，司和后有可能就是左右对称的同一个字，司可以读作后。
3、如果读作“后母戊鼎”的话，可解释为“崇高而伟大的母亲戊”，这个寓意和器物本身的用途更接近。
就在老刘创作这篇文章的时候，还特意查了一下，截止目前，关于是“司母戊”还是“后母戊”，各自都有学者从古文字研究的视角，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作为一个普通群众，老刘非常理解大家看到不少专家学者，为一件古代器物名称中一个字的释义，不断探讨、争论，颇为不理解，认为有点小题大做。
老刘想要说的是，大家看到的这些争论，正是古文字学、考古学的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具体表现。
不单是“司母戊”、“后母戊”名称之争，当专家学者敢于对既往的研究成果提出不同看法，并持续探索研究之时，恰恰是我们逐步接近历史真相之时。
诸位觉得呢？
最后补充一个小典故：
2011年11月，安阳市政协曾经举办了一次辩论赛，就“司母戊鼎”或“后母戊鼎”名称变更进行辩论，旨在通过这样一场公益活动，给广大群众进一步普及殷商文化知识。
老刘有幸参加了此次辩论赛。当时给老刘安排的角色立场是——支持改名为“后母戊鼎”。
此次辩论赛距今已经快15年。
15年，弹指一挥间。
殷商故土安阳已经发生了巨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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