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c Benjamin： “反松弛”创作|华语金曲|录音室|歌曲|音乐

对于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唱作音乐人 Alec Benjamin 而言，中国这片土地为他的音乐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窗：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他那些叙事性强、歌词细腻的作品，触动了许多年轻听众，甚至形成了比在美国本土更热烈的回响。他的音乐并不刻意追逐流行趋势，而是将个人经历、情感波动与生活观察织进每首歌里。

Benjamin 对创作的执着，某种程度上也呼应了中国人熟悉的“卷”。他并非那种松弛等待灵感的音乐人，反而带着一种“上班打卡”般的自律走进录音室，在孤独与压力中迫使自己持续创作。他享受舞台上的自由与激情，将去年的首次中国巡演称为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并把这些珍贵时光看做孤独创作的终极奖赏；与此同时，与许多侧重旋律、氛围、编曲的欧美歌手不同，他始终注重歌词的密度与细腻。即便有人觉得“词太多”，他仍相信文字是情感表达不可或缺的载体——而这，恰恰也让他在喜爱合唱、重视文本的中文听众中找到了知音。

疫情带来的停滞曾让他的事业暂缓，却也促使他在独立生活与内心成长中沉淀出新的体悟，逐渐走向成熟。他的创作既是自我的流露，也是对周遭世界的注视。无论是梳理家庭关系、面对焦虑情绪，还是吸收来自不同文化的音乐养分——Benjamin 始终在寻找与听众情感同频的方式。对他而言，创作既是工作，也是生活的必须，让他在真实与脆弱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

你最早在大约七年前就分享过《Pretending》和《The Knife In My Back》的demo。如今正式发行，这些单曲在音乐性或情感表达上有哪些变化？你自己对这些旧作的感觉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其实最一开始创作这些歌的时候，我只是单纯地在不停写歌，并从中挑选适合首专《Narrated For You》的作品。我每张专辑的创作量都很大——比如正在准备的新专辑，我已经写了约115首歌，但能收录的始终有限。于是我想，不如先把一些未入选的歌发到网上，观察大家的反应。我在决定专辑收录曲时有个由家人、朋友和公司同事组成的“评审小组”，而落选的歌，我会通过粉丝反馈来评判是否错过了什么。后来巡演时，越来越多人点唱《The Knife In My Back》和《Pretending》，我才意识到它们对歌迷很重要。

所以趁制作新专辑的时机，我决定重新录制并正式发行它们。歌词也做了调整，修改得更成熟、更合理。我知道有些歌迷对改动不太满意，但两个版本都依然存在，旧版并未消失。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版本，这首歌本身从未真正离开。

从早期的《Narrated for You》到现在，你的创作之路已经走过一段不短的时间。你觉得自己的词曲创作方式有怎样的成长或突破？

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对一首歌的即时感受并不那么重要。我后来最喜欢、也最受欢迎的作品，往往在刚写完时并不被我认可。比如《Let Me Down Slowly》最初只让我觉得“还行”，公司反应也很平淡，但现在我却深深珍爱它——我当时根本没真正理解它。

创作很大程度上不是“判断”，而是“放下判断”。最困难的是让自己的大脑安静下来，别挡在灵感之前。我的理性和自我评判常常过早介入，反而扼杀了可能很好的想法。肯定有许多歌在当下被我认为“不够好”而丢弃，但那种即时判断并不可靠。

现在，我尽量不去纠结“我喜不喜欢”，更多地进行自我调整，学会放下对作品的个人感受，把它们交给听众。如果他们想听，我就给；如果不喜欢，那是他们的事。我不再需要提前为别人过滤或担心。这大概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你的作品常常源于个人体验，也触及非常真实的情绪。在这两首新作中，是否有一些主题或感受，一开始让你觉得难以启齿，但最终还是决定正视并写进歌里？

对我来说，创作没有绝对的禁忌主题。只是有些主题我还未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比如我最近尝试写关于家庭争吵的歌——每个家庭都有矛盾，但我仍在摸索从哪个角度切入。

我想到过一些方向：与家人争吵可能比与敌人争吵更艰难，因为他们深知你的软肋；又或者，争吵往往只发生在真正在乎的人之间。当然，我们也会与不在意的人争执……我仍在寻找一个清晰的主线与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话题是不适合谈的，只是要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而已。

进入录音室时，你通常已经有完整的故事构思了吗？还是会在尝试不同声音与旋律的过程中，让歌曲逐渐成形？这种感觉更像是直觉上的“就是它了”，还是一个理性的制作判断？

说实话，我并不享受录音室。对我来说，写歌和录制更像是一份“工作”——每天走进录音室前，我都会感到焦虑。那里对我而言不是玩乐的地方，而是一个需要高度集中、完成“任务”的场所。写歌就像每天在写一篇十五页的论文：我必须提前想好——这首歌要表达什么？从哪里开始？该是什么感觉？

但即便如此，真正进入录音室后，往往还是长时间地坐着，面对着墙壁或合作者，反复尝试各种可能：“试试这个？”“换这个呢？”……时间过得特别慢，心里总忍不住想：天啊，还得在这儿待五个小时。不过偶尔，在一天即将结束时，真的会出现某个特别棒的东西，让整个过程突然变得值得。只是这样的时刻，可能要在八次、十二次创作，一个月甚至更久的尝试后才会出现。更让人困惑的是，当你终于觉得“这首歌太棒了”的时候，它往往又不是最终最受听众喜爱的那一首。所以对我来说，创作始终是个令人困惑、甚至有点可怕的过程。

真正让我感到鲜活与兴奋的，是在舞台上面对观众的时刻。之前在中国巡演时，那种现场能量让我觉得那就是我音乐生涯的“高光时刻”，尤其是在成都的第一站。因此我也反过来渐渐理解录音室的工作、甚至包括运营社交媒体，或许都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我、愿意走进现场。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成了一种“必要的付出”。

在录制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幕后故事——无论是有趣的插曲、意外的困难，或是让你特别动情的瞬间——可以和我们分享？

我觉得写歌这件事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就是我真的通过创作认识了一些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在写歌时，你必须对彼此非常坦诚、非常脆弱。当你遇到一个人，说：“我想写这个主题，我想聊这件事。”而对方回应你：“天啊，我也一直想聊这个。”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天哪，你和我一样怪。”然后你们就会因为这些东西产生连接、建立起很深的情感纽带。

从最早在哥伦比亚唱片时结识的Brandon，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词曲作者 Alex Hope，还有 Dan Wilson、Sasha Scarbeck——这些人都在不同阶段成为了我的导师，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说，这些创作关系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它们都塑造了我现在的创作方式。

你在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听众群体——这在一开始是否让你感到意外？你觉得你的音乐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自然地跨越文化与语言的边界？

我一直喜欢中文和中国文化。上学时我就接触过中文，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它会如何融入我的人生，但我始终希望它能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部分。

几年前，我在抖音上看到赵露思分享我的音乐，觉得那或许是个契机，便主动提议合作《Water Fountain》。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之后我们也继续尝试。这个过程非常自然，并非一个被强行设定的目标，更像是在看到某个机会后，事情便顺其自然地展开——这种“有机”的方式真的很酷。

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听我的音乐，确实给了我更多创作动力，也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到新的文化与朋友。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写歌的方式；如果要说影响，那就是让我对自己的创作更加坚定。我写的歌往往歌词很密，常有人说：“词太多了，人们没耐心听。”但我就是喜欢文字，这也是我喜欢学习中文的原因之一——虽然是另一种语言。让我特别开心的是，很多中国年轻人不仅能听懂这些词，甚至能流畅地唱出来。说实话，不少中国孩子的英语水平比我许多朋友还要好，连我那首词很密的《I Sent My Therapist to Therapy》他们也能掌握。这让我对自己的创作方式感到很踏实——如果连非英语母语的听众都能学会这些歌词，那就说明完全没问题，我完全可以这样写下去。

作为一名男性音乐人，你从不畏于在自己的创作中展现脆弱。你认为这是一种可以学习的能力，还是天生的特质？

对我来说，不去表达、不去敞开心扉反而是更困难的。我成长的家庭环境一直很重视坦诚，我们会自然地谈论自己的感受。有时我或许说得太直接、太强烈，甚至会让人感到些许不自在——但如果不让我分享情绪、不让我真实表达，我才会真正感到不适。

因此，展现脆弱并不是一种需要刻意学习的“勇敢”，也不是我在冒险或强迫自己打开内心。相反，对我来说，更困难的是压抑自己的感受。这种表达几乎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

你的歌曲经常在TikTok和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被广泛传播，人们也许乐此不疲地对你的音乐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对于自己的音乐成为某种流行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如果有人愿意听我的歌我就会非常开心。这些作品都出自我手，它们真实地代表了我。即便其中包含一些艰难的阶段或如今看来略显稚嫩的时刻，那也是构成现在的我的一部分。我并不会因此感到尴尬——那时的我也是真实且可以被接纳的。只要有人能从中获得共鸣、享受这些音乐，我就感到满足。

这些视频平台最酷的一点，是让许多被遗忘的老歌重获新生。就像以前被放在唱片店后排、属于父母那一代的音乐，如今正被全新一代的听众重新发现。看到自己的作品《If We Have Each Other》最近在抖音上获得新生，成为我播放量第二高的歌曲，我真的很高兴。我喜欢大家持续使用它二创，也乐于见到新一代听众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我的音乐。

当然，面对流行趋势，我的感受有时是复杂的。我写歌时从不考虑“趋势”，我的大脑不是那样工作的，比如以前人们常说音乐要适配电台长度之类的想法，但我从未真正去想这些，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作品。在歌曲完成后，我才不得不思考：如何让它被更多人听见，甚至形成一个趋势、一个“梗”？但这对我来说其实很困难，因为刻意去“设计”一段适合短视频的声音，并不是我的热情所在。而如今的音乐人在推广作品上承担了比以往更多的责任——不再只是上个电视节目那么简单。这件事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做更多”，但若一味逼迫自己，又会把自己逼疯。这种拉扯感始终存在。我也常常陷入纠结：现在是该写歌，还是该拍抖音？是该专注做音乐，还是该花时间推广它？很多时候，我并没有答案。有时候，干脆躺在床上看电视——这反而成了最容易的选择。

作为一位在年轻时就被广泛关注、并很早就建立起忠实听众群体的创作者，你是如何确保自己的音乐能够随着你的成长而不断进化的？你会不会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停止成长，被定格在成名时的那个年纪或心境中？

我还没有到达那种“名气大到必须担心被定型”的程度——我目前的状态让我感到舒适：能被听见，又不至于被过度聚焦。因此我并不太担心自己会停留在某个年龄或心境里。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创作出我能做到的最好的音乐。我当然希望被更多人听见，但这不是我能完全决定的，更多是交给“宇宙”去安排。我并不清楚未来命运会指向何处，但我相信，无论走向哪里，我总能找到享受其中、继续成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