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天
香港理工大学
应用社会科学系
博士后
程序员工作的性别化
——以中国信息技术产业为例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3期
作者 | 李晓天
责任编辑 | 杨可
本文从职业和工作组织两个层面讨论中国程序员工作的性别化过程：编程工作中社会与技术面向的二元对立造成性别化的等级分工，削弱了女性程序员的身份合法性；科技企业的加班文化与传统性别角色期待相结合，导致女性更容易面临工作与家庭冲突。本文进而以具身性概念分析女性被排斥的经历和女性重新协调性别认同与职业认同、规划职业发展的能动性，由此揭示程序员工作中的性别规则如何运转，又如何得以改变。
一、引言
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对中国的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一个行业。信息技术产业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关键行业，软件行业飞速发展，软件工程师作为一种新兴职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软件业从业人员多年来持续增长，2021年达到809万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22）。根据开源项目托管平台GitHub的数据，2021年中国开发者（所有参与过编程类工作的人群）规模达到755万（拉勾招聘，2022）。本文考察的软件工程（编程）指参与设计、开发、维护与测试计算机软件的一系列工作，其最大的特征是在计算机终端使用和处理各种程序与代码。软件工程师职业包括研究与开发（架构、前端与后端），运营维护，测试，算法等各种岗位。
编程工作诞生于计算机技术发展较早的英美国家。在美国，经过“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期的发展，软件工程逐步被确立为一种工程师职业（Abbate，2012），并日益成为一种男性主导的职业（Hayes，2011）。在中国，编程工作也普遍被视为一种男性主导的工程师职业，女性程序员成为一个“隐形群体”（蔡玲，2020；孙萍，2019）。互联网行业某招聘平台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程序员群体中，男性占79%，女性仅占21%（拉勾招聘，2022）。一家编程行业自媒体2021年对55万名程序员的调研显示，男性程序员占比高达90.6%，女性仅占9.4%（程序员客栈，2021）。这些数据证实了编程行业中男性的主导地位。
现有研究揭示了程序员群体中的“极客文化”对女性的排斥（Alfrey & Twine，2017；Margolis & Fisher，2002；Varma，2007）。西方语境下的研究还强调程序员群体的极客文化导致了科技企业中的加班文化：在极客文化影响下，工程师因为对技术的痴迷而长时间工作。这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男性气质，超时劳动可以视为一种男性气质竞赛（Cooper，2000；Massey，1995；Kunda，2006；Wu，2020）。李晓天（Li，2023）对中国女性程序员的研究也提出，程序员的极客文化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加班文化对女性程序员形成双重排斥。本文旨在重新审视基于西方理论的双重排斥框架是否适用于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一方面，极客文化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是否主导中国科技公司的企业文化还有待验证；另一方面，中国科技公司中的加班文化主要源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管理者的设计（严霞，2020；Li，2022），这和西方研究的发现存在明显差异。基于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情况，本文将聚焦于程序员职业性别化的具体过程。本文讨论社会/技术二分的思想如何影响程序员群体对其工作的理解，这种理解又如何进而造成该职业中的男性优势，以揭示在中国语境下程序员职业文化排斥女性的具体过程。本文借鉴性别化的组织理论（Acker，1992），用经验材料说明中国科技行业的加班文化如何加剧程序员职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结论部分将讨论中国语境下这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相对于西方研究的差异及其启发。
在讨论数理和工程类（STEM）职业中的性别不平等时，很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女性如何在“男性职业”中管理自己的职业认同、规划职业生涯甚至改变男性主导的文化（Denissen，2010；Hatmaker，2013；Khilji & Pumroy，2019；Yu & Jyawali，2021）。但在现有研究中，结构因素对女性的排斥与女性劳动者的能动性通常呈现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论题，显示出社会学分析中结构/行动二元对立的常见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引入“具身性”（embodiment）这一分析概念，以回应结构主义理论中物质世界/精神结构、结构/行动的二元对立。具身性关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bodily practices）、身体实践的文化再生产及其与各种话语的关系（Lock，1993：137），它强调身体兼具约束性与能动性的二元性（duality），提供了一种超越结构/行动二分（主客二分）的理论路径（希林，2010）。劳工研究的传统，特别是对性工作（Hoang，2015）和审美劳动（苏熠慧，2018）的讨论尤其关注劳动者的身体实践与身体体验。身体策略的概念强调个体协调作为客体的身体与作为主体的身体之间冲突的能动性（Hoang，2015；Mao，2021）。本文使用具身性这一概念开展一种超越结构/行动二分的分析尝试，同时延续劳动研究中关注身体体验与身体策略的传统，以期揭示程序员工作中的性别规则如何运转（也即女性程序员被排斥的体验），又如何得以改变（也即女性程序员管理日常工作与职业生涯的能动性）。
二、文献回顾
（一）职业与组织：两种性别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在现代计算机发明之初，编程是硬件研发的辅助工作，完全由女性负责；随着计算机在政府与大型商业机构中的普及，到70年代，女性已成为美国编程行业中的少数（Abbate，2012）。在这一时期，编程被重新定义为一项中产阶级男性从事的工程师工作，相关岗位逐渐被男性占据（Abbate，2012；Haigh，2011）。在80年代，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性毕业生稳定在约20%的水平，和其他工程专业相近（Hayes，2011）。与美国相比，编程行业在中国发展较晚。在国内的学科分类中，计算机类、软件工程等专业都在工学分类下；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软件工程也被归入工程类专业。
在工程师职业性别化的讨论中，社会/技术的二元论（social/technical dualism）是主要的解释框架。虽然工程师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同时处理这两种面向，但是主流观念往往强调其技术面向（相对抽象、客观的技术性问题），忽视甚至否定其社会面向（专注于人的各种工作，包括工作中的人际互动、各种资源的协调、了解他人的需求等），并且延伸为理性化与情感化、硬技能与软技能的对立（Faulkner，2000，2007）。“工程师文化”强调抽象思考、对技术的迷恋、亲自动手的乐趣等，贬低人际互动、情感交流等社会面向；这种二元对立也符合传统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Robinson & Mcllwee，1991）。软件工程师主导的高科技公司普遍存在植根于“工程师文化”或“极客文化”的企业文化（Alfrey & Twine，2017）。在对一家高科技企业的民族志研究中，孔达（Kunda，2006）发现其企业文化强调工程师对技术与“顶尖产品”的痴迷，而这种痴迷让员工自愿投入到高强度工作中去。在互联网创业活动兴起后，典型的极客形象演变为对技术高度痴迷、通过技术创业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社交上非常笨拙的男性形象（Varma，2007）。在美国的科技行业，极客文化对女性气质的排斥是科技企业中性别不平等的基础（Alfrey & Twine，2017），女性程序员经常在日常工作互动中感到敌意与排斥（Alegria，2019）。极客文化中蕴含的社会/技术的二元对立观念导致管理者更容易关注女性程序员的“人际交往技巧”，进而鼓励她们放弃编程，进入基层管理岗位（Alegria，2019）。
在对职场性别不平等的讨论中，女性主义学者已经指出：工作组织本身就是性别化的。“性别化的组织理论”（gendered organization theory）提出，工作组织只关注工作领域，它期待的“理想员工”（ideal worker）是工作职责优先、没有任何照料责任的劳动者，而这个理想员工是一个男性的形象（Acker，1992）。工作组织中往往存在男性化的（masculine）职场文化，例如以男性为主、将女性排除在外的日常工作互动（Kanter，1993），在办公室展现“繁忙”、愿意应对不期而至的工作任务（Kelly et al.，2010）、努力成为问题解决者的“靠谱人物”（Cooper，2000），而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对超时劳动的要求。按照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男性可以投入到超时劳动中，因为“挣钱养家”是男性的主要职责，“好员工”和“好父亲”两种身份并不冲突；而在职场取得成功的女性则往往会被贴上“放弃家庭”的负面标签（Williams et al.，2013）。在信息技术行业等知识密集劳动中，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日益模糊，一些研究开始强调女性劳动者可以有策略地协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Bourne & Calás，2013；Gray et al.，2017）；但也有研究认为，“边界协商”的话语将工作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掩饰为“个人选择”问题，遮蔽了对结构性问题的讨论（Padavic et al.，2020）。
这两种经典的理论路径为研究者理解中国信息技术产业中的性别不平等提供了基本框架（Li，2023）。但对于中国科技行业来说，极客文化是西方的舶来品，究竟如何影响中国程序员群体还有待验证，对程序员群体的职业文化如何排斥女性劳动者还缺乏经验考察。同时，在中国科技企业中，在市场竞争压力下管理者主导的加班文化也与西方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单独讨论中国科技公司的加班文化对程序员工作性别化的影响。本文将揭示在中国语境下程序员职业性别化的具体过程。
（二）具身性与劳动研究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体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视角。在身体社会学领域中，国内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尤其关注与疾病、残障和医疗相关的身体体验，在理论上阐释具身性概念如何连接微观的身体体验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国家干预与社会规范（黄盈盈、鲍雨，2013；林晓珊，2011；吴心越，2021；余成普等，2019；袁长庚，2020）。将具身性带入劳动研究的主要是直接涉及展示和消费女性身体的模特工作（Mears，2011）、性工作（Hoang，2015）与“审美劳动”（aesthetic labor）等概念（苏熠慧，2018）。
值得强调的是，在不需要展示女性身体的专业工作中，具身性同样重要。阿克尔（Acker，1992）在性别化的组织理论中指出，工作组织中的理想员工是 “抽象的人”（abstract man），即“去肉身化的人”，但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是有身体的，身体的性别差异有助于男性贴合理想员工的形象。希林（2010：10）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理解为关于身体如何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中的讨论。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身体的监控是管理控制的有机部分。在福柯理论的启发下，工厂女工的身体成为流水线生产体制规训（discipline）的对象（Pun，2005）。情感劳动（Hochschild, 1983）是劳动者的另一个身体面向——表现情感的身体语言被纳入劳动过程管理的典型体现。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旨在超越社会学理论中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转而强调结构/行动的二元性（duality）。希林（2010：189-91）强调，社会学的身体理论也应该超越“限制性的身体/意愿性的身体”的二元对立，强调身体兼具约束性与能动性的二元性。在医疗社会学研究中，个体/病人的身体如何被客体化，“病态”的个体又如何诉诸自己的身体体验、重塑自己的主体性，构成了一对持续纠缠的命题。在劳动研究中，具身性同样强调超越主客二分的分析方式，强调劳动者的身体既是被塑造、被控制的对象（作为客体的身体），也是行动的、有策略的身体（作为主体的身体）。例如，工厂女工被规训的身体同时也是反抗的身体，身体的疼痛与梦魇是劳动者反抗的表达（Pun，2005）；女性模特在遭受身体规训和男性凝视的同时也积极管理自己的身体，享受聚光灯下的美丽与自信（Mears, 2011）。毛婧瑀（Mao，2021）对少数民族女性歌舞表演者的研究发现，在不平等的性别规则为女性身体带来限制的同时，劳动者在日常服务工作中会发展出相应的身体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广义来说，“身体策略”的概念强调个体协调作为客体的身体与作为主体的身体间冲突的能动性（Hoang，2015）。
性别视角内在于具身性概念中。在前文提到的模特工作、性工作与女性服务业劳动者的研究中，性别视角都处于核心位置。生育是女性独有的具身性体验，和工作与家庭的关系紧密相关，尤其值得研究者重视。在互联网公司中，生育过程增加了女性劳动者面临的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最终加剧了职业生涯中的性别不平等（梁萌，2018）。
从这些传统出发，本文借用具身性这一概念来理解女性程序员的劳动体验。具体来说，男性职业对女性的排斥体现在特定的具身性后果中，同时女性劳动者也发展出相应的身体策略来回应性别化的过程。延续身体理论超越主客二分的思考路径，本文关注作为客体的身体和作为主体的身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呈现编程行业对女性的排斥与女性程序员的能动性。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笔者在2018—2020年对50位受访者的访谈（包括47个正式访谈和3个非正式访谈，其中男性受访者共32名，女性共18名）。受访者主要是在信息技术行业，特别是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程序员，通过个人关系网络以及滚雪球的方式取得联系，以面对面访谈（n=17）或电话访谈（n=33）的方式接受了半结构式访谈。在访谈前，笔者向受访者介绍了研究背景、目的和基本思路。访谈主要围绕日常工作体验、职业规划与期待、对编程工作以及其中的性别差异的看法、对管理方的态度等话题展开。正式访谈的时长约0.5~1.5小时，平均约为50分钟。
本文的受访者反映了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以青年为主（年龄范围在23~36岁，平均为27.8岁），受教育水平较高（包含硕士研究生学历15人、本科学历30人、大专学历5人）的特征；而且涵盖了不同的职位等级（从初级程序员到技术总监），岗位类型（前端、后端、测试、运维等编程岗位）与就职企业背景（中小企业和互联网巨头）。除两名实习生外，受访者工作经验在1~13年之间，平均工作年限为4.4年。具体来说，受访者中有30名男性技术岗位劳动者（包括25名程序员、3名初级管理岗位程序员，以及2名专职技术管理人员），16名女性技术岗位劳动者（包括9名程序员、5名有编程经验但已经离开相关岗位的劳动者，以及在美国从事编程工作者2人）。考虑到程序员岗位上男性数量占绝对优势，尽管笔者为寻找女性受访者付出了额外努力，还招募了两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女性程序员，但在总体样本中男性程序员还是明显多于女性。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产品经理与程序员有密切的工作交流，本文也纳入了4位产品经理（包括男性1位、女性3位）对程序员工作的看法。受访者的工作地点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国信息技术行业较为发达的城市。
所有的正式访谈都在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录音，逐字转录后，使用NVivo12软件进行了两轮编码分析。非正式访谈内容在访谈后由笔者根据记忆整理为笔记，也加入编码分析中。受访者信息均经过匿名化。部分直接引用内容经过笔者编辑，以方便阅读。
四、程序员工作的性别化
（一）社会/技术的二元对立
与其他工程师职业类似（Faulkner，2007），受访者对程序员的日常工作的描述体现出一种社会/技术二元论。其中技术面向主要包括按照编程语言的规则完成技术性的工作内容，社会面向主要包括日常工作中的人际互动和对互联网公司的产品与业务的理解和思考。这两个面向同时存在于程序员的日常工作中，常常相互交织、不可分割。很多程序员在访谈中表示，日常工作中最困难的不是编码本身，而是各种沟通工作。多位受访者将沟通能力列为和学习能力、逻辑能力同等重要的职业素养。程序员在日常工作中要面对不同的沟通对象，因而需要掌握不同的沟通方法。以前端工程师为例，他们既需要和后端工程师协调各种技术细节，也需要和用户界面（UI）设计师交换使用的素材，还需要和产品经理确认页面的功能设计与逻辑，有时还要充当他们的沟通桥梁。有六年工作经验的J（男，前端岗位）表示：“比如说这东西点了以后没反应，有可能是你这个前端页面写得有问题，有可能是后台这个数据服务没响应你。但是产品经理他肯定是来找你……所以说你在这个中间，你就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2018RD2）。
程序员不仅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而且要“能从产品/业务的角度思考问题”，从技术角度对他们提出的需求加以调整。拥有九年工作经验的技术团队主管B（男）在谈技术人员的期待时表示，“（产品经理）更多关注的可能是大的功能，对于细节可能会有遗漏。开发、UI或者测试可以给产品做一个补充。我们整个项目团队是为这个项目一起考虑的，而不是说这是产品（经理）的事，不关我的事”（2018RD9）。在日常工作中与程序员密切合作的产品经理也期待程序员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刚刚进入新公司的产品经理H（男，五年经验）特别希望技术人员能在工作中给出建议，因为他们更熟悉系统中的各种技术细节与历史问题，可以帮助他在产品设计中避开很多问题（2018RD3）。
创业公司算法工程师A（男，三年经验）描述了自己在工作中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在程序员中并不罕见。他最初觉得，“我是做技术的，我为什么要给你搞这个业务？”后来发现，“没有业务的话，其实也不可能会有技术”，所以“现在我要做一些技术的工作，还要做一些业务的分析，为下一步我们该如何调整产品做一些分析”（2020RD40）。男性测试工程师F表示，测试工程师必须“类似于最终用户去体验、去检测软件，但是可能对你的要求还要更高，因为你要考虑到不同人的体验、不同人的需求”（2018RD8）。
很多受访者在描述日常工作时提到了编程工作中的社会/技术二元论，而在谈到程序员中的性别差异时，则将这种二元论转化为社会面向与技术面向的二元对立。其中技术面向代表编程的“硬技能”，对应着逻辑、理性、抽象思考能力和对代码技术的钻研，社会面向代表日常工作中的“软技能”，对应着感性、细心、沟通能力和情感化的表现。如图1所示，访谈资料显示，技术面向往往被视为男性更适合、更擅长的领域，而社会面向被视为女性所属的领域。这两个面向并非同等重要，只有技术面向被视为编程工作的核心，社会面向遭到忽视或者贬低。
例如在谈到日常工作时间分配时，很多程序员（包括一些女性程序员）自然而然地提到，每天“真正”用在编程上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这种表达暗示其他沟通与协调的工作不属于“真正的”编程工作。在被问到给有志于编程的女性什么建议时，拥有六年工作经验的I（男）建议可以“学完之后转产品经理，知己知彼”（2020RD33）。这个职业建议暗示着技术面向的编程工程应该由男性负责，女性应该转向更偏向社会面向（了解与分析用户需求）的产品经理工作。测试工程师F（男，七年经验）甚至认为，即使测试需要了解不同用户的不同行为与心理，男性也比女性更适合测试工作。“男生可以偏向技术方面发展，可以做自动化或者性能（测试）。这方面他要比女生有优势一些。因为一般女生不喜欢看代码，她一看觉得好烦啊，所以女生这方面强一点的很少”（2018RD8）。
尽管被归属于女性的社会面向被贬低或忽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程序员不享受编程中纯粹的技术乐趣（Faulkner，2000）。事实上，访谈资料显示，女性程序员和男性程序员群体有类似的多样性：既有人喜欢技术中简单、纯粹的美感，也有人高考后盲目地选择了这个专业，只是为了较高的收入而从事相关工作。多位女性受访者强调了在从事编程工作中她们解决bug（程序错误）后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为了工作需要自学编程的S（女，创业公司，三年经验）不仅没有觉察到女性在编程中的劣势，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女性力量”和“单纯的编程的快乐”（2019RD11）。在美国一家注重性别平等的科技企业工作两年的Z（女）认为，在性别氛围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中，女性更容易自由地表达她们对“技术本身”的兴趣（2019RD16）。
在社会/技术二元对立思想的基础上，性别差异常常被本质化（essentialized），被用来解释为何男性更适合编程工作。这些观点包括：男性更擅长逻辑思维，思维也更加灵活；男性更适应数学或理科的思维（而女性更喜欢学文科）；男性对编程更感兴趣、更愿意做技术性的工作，因此编程在男性眼里更轻松（而女性容易产生畏难情绪）；男性学习能力更强，而且主动学习（而女性是被动学习），在学习编程知识时更喜欢钻研（而女性只是浅尝辄止、工作够用就好）。即使在另一位女性程序员在场并表达反对意见的情况下，Q（技术小组长，男，四年经验）依然表示：“在排除一些例外的情况下，男生的逻辑性会更好一点”（2020RD34）。这种关于性别差异的观点非常普遍，甚至一些女性程序员也有类似看法。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女性程序员的工作能力与技术实力往往遭到怀疑或贬低。一些男性程序员认为，在招聘过程中，一些团队对女性程序员的招聘要求会降低。例如前文引用过的Q表示，他的团队中招聘女性只是为了“调节气氛”。尽管很多男性程序员也会用“搬砖”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以此调侃编程工作中很多“复制、粘贴”类的重复性劳动，但在提及女性程序员的工作时，这种重复性劳动便可能成为她们技术能力不足的体现。
多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网络上流传的一类主题为“当女程序员遇到问题”的模因图（meme）。这类模因图用对比的方式描绘了男性程序员和女性程序员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的不同处境：男性程序员抓耳挠腮，只能独自冥思苦想，而女性程序员身边围满了想要帮助她解决问题的男性同事。这种模因图反映了网络潮流文化中对女性程序员工作能力的贬低。在受访女性程序员的实际工作体验中，她们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待。的确有部分受访者表示，在招聘面试与日常工作互动中，一些女性程序员可能会被优先考虑（见下节讨论）；有女性程序员也发现，在日常工作中，一些男同事可能会更加友好地配合她们；但正如C（创业公司开发岗位，女，两年经验）所说，得到工作的前提是“技术很好，至少还说得过去”，如果只是长得好看，但是技术上“问这也不会、问那也不会，其实反而会招黑”（2019RD12）。在一家创业公司担任技术总监的L（男，八年经验）在描述他所管理的男性程序员和女性程序员的差异时表示，女性程序员“抗压能力比较差，情绪比较容易崩溃”，但是即使如此，“哭完还是得继续做，把工作完成”（2018RD5）。
这些对性别差异的看法进一步体现在程序员的劳动分工上。在那些被认为需要更多逻辑思维能力和编程能力的岗位上，男生的比例相对更高；女性进入程序员行业时，也会被建议选择那些不需要“太多”逻辑或者不需要“太多”数学的岗位（Campero，2021）。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负责后台逻辑与数据的后端开发岗位比负责前端逻辑与界面的前端开发岗位更需要抽象思维能力与编程技巧，而测试岗位比前后端开发岗位所需要的编程技能要少（孙萍，2019）。访谈中很多程序员提到，在他们工作过的开发团队中，前端岗位上的女性比后端岗位上的多，测试岗位上的女性又比开发岗位上的多。当被问到对女性程序员的工作建议时，在创业公司担任iOS软件开发的E（男，五年经验）推荐女性做偏美工类、编码工作少的岗位。
我建议（女生）学一下H5开发写网页或者是UI设计，这两个是我强烈推荐的，女生做的挺多的。首先它不是那么难，特别是我感觉你做UI设计，每天去设计一些美好的东西，感觉对自己形象、各种审美都有提升（很有帮助）。（2020RD30）
本科非计算机类专业的X（女）希望通过培训课程走上程序员岗位，她发现在报名时，“前端都是女生，后端基本是男生”，因为培训机构的培训人员暗示前端更简单、更适合女性（2020RD29）。这种性别化的等级分工观念让前端以及测试岗位的女性程序员承受了“技术不好”“不愿意/没有能力做后端”的污名。事实上，前后端开发的学习难度取决于所学习的语言和日后从事的工作。实际工作中的情况也是如此。拥有六年前端开发经验的女程序员M提到，“可能现在前端、后端都差不多，因为前端现在很重，很多逻辑其实放在前端”（2019RD17）。正是因为看到前端开发的技术正在日趋成熟，N（前端开发，女，六年经验）才在从事全栈开发工作（不同分工都有涉及的开发工作）两年以后选择了前端岗位（2019RD15）。
工作场所中这些因为历史和性别偏见原因而存在的等级分工“验证”了很多程序员对于性别差异的看法。“女性不适合这些岗位”和“这些岗位中女性确实更少”构成了某种“循环论证”。在“技术性更强”的岗位上，女性更容易被排斥。结果，由于做编程工作的长期职业发展受到了限制，女性也更可能提前考虑转行，从事其他更可能有长期发展的职业。在培训报名时不顾性别偏见、坚持选择从事后端开发的女性程序员O（创业公司，三年经验）表示，她还是想要“慢慢过渡到产品岗位上”，因为考虑到“不可能一直做（基层）码农，所以你要往上升的话，要么产品经理，要么做到架构（工程）师。但是架构师的话，肯定是那种逻辑能力强、技术比较厉害的人。对我来说，技术比较厉害、逻辑比较强的话，不太适合我，所以往产品上面可能会更适合我一些”（2020RD29）。
在很大程度上，女性的这种想法源于缺乏技术岗位上的角色榜样。女性程序员R毕业于计算机相关专业，但从业后选择逐渐转行做项目管理。她提到：“因为其实我感觉现在公司里做到这个层次（资深开发岗位）的女生就不多……可能是因为现在公司里面发展得比较好的、这种行业里面发展得比较好的也都是男的，所以会让人感觉可能女生就也很难发展到那儿”（2019RD10）。
在女性更容易被排斥到相对低等级或非技术岗位的情况下，女性程序员的“身份合法性”，尤其是她们成为技术人员的真诚性（authenticity）更容易被质疑（Faulkner, 2011）。例如，有五年经验的男性产品经理H表示，在日常工作互动中他会“更信任男性程序员”（2018RD3）。在程序员群体内部，对女性程序员的身份合法性的贬低更为直接和严重。一些男性程序员会直接质疑女性职业选择的真诚性。拥有十年工作经验的P在访谈中表示，他从高中时就自学编程，因为自己对编程有发自内心的兴趣。但是女性不会将写程序当成“一个职业”“一件值得一生去追求的事情”（2020RD46）。同时，对技术缺乏热情、只把编程当作谋生工具的看法并不会让男性程序员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访谈中，有三年经验的女性程序员G在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时会主动提到，“当时专业不是自己（主动）选的”，“也不会把编程当作一种兴趣”，她因此感到自己的程序员身份缺乏合法性（2019RD13）。
（二）加班文化与性别角色分工
加班文化指的是高科技行业普遍存在的对员工超时劳动的要求，例如“996”工作制、以弹性工作制为名的超时劳动等（梁萌，2019；Li，2022）。在加班文化的主导下，很多受访者表示“这个行业不看性别”。他们强调，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性别不是市场竞争的关键，关键是个人的能力与技术。但是，工作组织中的加班文化也有性别化的后果。
在被问到程序员最重要的特质时，程序员和产品经理都提到按时完成工作、解决问题的“责任心”。由此可见，超时劳动完成工作任务不仅是管理者的要求，也成了关乎程序员敬业精神的一项道德责任。面对超时劳动的要求，很多受访者认为男性更加“抗压”。“抗压”既包括能够长时间工作，也包括面对工作压力时的心态问题。如前所述，创业公司技术总监L（男）表示，女性程序员面对超出自己工作能力的任务时“心态可能会崩溃”（2018RD5）。一些女性受访者也相信男性更能长时间工作。研究生学习计算机相关专业的R在实习时从事了一年多编程工作，她“工作到晚上八九点，感觉已经是我的极限”，但周围很多男性程序员“十一点、十二点下班感觉都是蛮平常的事情”（2019RD10）。女性的身体条件也被认为不适合长时间加班（见下节讨论），太晚下班在路上也可能不安全，所以一些团队为了“照顾女生”而不让女性加班太晚。
一些女性程序员主动选择远离这种加班文化。正如C所说，她希望“正常工作之外，有一些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想工作把我的时间都压榨干净了”（2019RD12）。加班文化也会消磨女性程序员对编程本身的兴趣。R在研究生学习与实习过程中都能感受到编程的乐趣，但体会到超时工作的压力后，她毕业时选择了项目管理岗位。
因为在学校你干这个的压力跟你工作干这个的压力不一样嘛。我觉得，在学校是在一个很轻松、没有那么大压力的情况下编程，其实我感觉自己还是蛮喜欢的。但后来出来实习之后发现，其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回事。（2019RD10）
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照顾”，远离加班文化的女性劳动者不再是工作组织中的“理想员工”。同时，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影响并合理化了不同的选择。当然，男性程序员也会感受到超时劳动对生活与健康的侵蚀。例如日本男性更可能会成为“过劳死”现象的受害者（森冈孝二，2019）。男性程序员也在访谈中提到工作与生活无法平衡的困扰，但对他们来说，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拥有九年工作经验的B（31岁，男）如今担任技术团队管理工作，在被问到日益增加的家庭责任是否影响他加班时，他表示否定。
不会。主要是工作和生活你更重视哪一个。如果你更重视家庭，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上；但是如果你事业心比较强的话，你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自然而然陪家人的时间就少了。
（问：如果一家互联网公司给你一份996的工作，你会考虑吗？）
我可能会考虑他这份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对我家庭的影响，综合考虑一下，如果给我带来的回报大于给我生活的其他影响，那我就会考虑。（2018RD9）
当他们“选择”事业时，男性程序员对事业的投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时甚至被描述为“养家糊口的压力下”的被迫选择。与之相对，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需求往往被用来合理化女性职业发展上的牺牲（Padavic et al.，2020），一些女性程序员会主动考虑将精力转向家庭领域。特别是对于需要不断学习、持续更新技术能力的编程工作来说，女性程序员在结婚之后可能要面临严重的精力分配困境。在某创业公司担任前端开发的女性程序员D表示：“因为我觉得女生结了婚之后，她肯定要为家庭承担一部分时间，但是做开发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投入到这个学习中”（2018RD6）。在数据处理岗位工作的女程序员K也表示，“特别是如果女生以后要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不得回家干点家务活啥的；男生即使不加班，他回到家里，他也不干活呢”（2019RD27）。
有了照料劳动的责任后，女性能够投入工作的时间可能会进一步减少。项目管理岗位的R（女，一年经验）和算法工程师T（男，两年经验）都提到，在面对加班的要求时，“不可能两个人都这么忙”（2019RD10；2019RD24）。这时，女性更可能会为了家庭责任而放弃需要加班的编程工作。
五、具身性：被动的身体与主动的身体
程序员工作的性别化过程体现了女性面临的歧视与排斥，与此同时，很多研究者强调不应该忽视女性劳动者在“男性职业”中管理自己的职业认同和规划职业生涯的能动性（Denissen，2010；Hatmaker，2013；Khilji & Pumroy，2019；Yu & Jyawali，2021）。卡茨（Katz，2004）在讨论能动性这一概念时提出，能动性包含个体在困境中的韧性、在既有结构下改变个体处境的努力以及对现有结构的抵抗等多种维度。在中国科技行业中，女性程序员也并非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状态，而是尝试在工作场所与职业规划中发挥能动性。研究者应该同时关注女性程序员被排斥的体验和她们发挥能动性的过程。具身性概念提供了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分析路径，可以同时揭示女性程序员被排斥的体验和她们管理日常工作与职业生涯的能动性。
前文所分析的程序员工作的性别化过程有明显的具身性特征。下面的例子虽然有刻板印象的性质，但是真实地反映了投入工作而疏于自我照顾的具身性后果。在科技企业中，极客文化最主要的具身性特征是外形上的“不修边幅”与衣着打扮上的随意，例如社交媒体上流传着程序员“脱发”“不洗头”“好几天不洗澡”的调侃和“程序员形象邋遢”的偏见。最极端的例子是在办公室中穿着短裤、人字拖、带公司标志物的T恤。Y（巨头企业开发岗位，男，一年经验）描述了这种不在意着装的态度。
有一个特性是真的，程序员穿着打扮这一方面，都是爆款。你只要看到一个同事穿一件新衣服，你只要上淘宝一搜这件衣服，往款式一搜排行第一的，一定是那一件。（2020RD42）
外形与着装的随意不仅暗示了程序员的身份认同，而且有技术等级差异的意涵。外形上“不修边幅”可能代表着个人对技术的高度投入与自信。在某家跨国企业工作的软件工程师O提到，“公司内部的话，技术上反而会有一种感觉，穿得特别邋遢的人他的技术一定非常好。因为感觉他特别像一个硬核的程序员，尤其像在硅谷的公司，你穿一件公司T，穿个拖鞋，这是最常见的打扮”（2020RD49）。
加班文化也有类似的具身性特征。长期超时劳动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最直观、最常被程序员群体提及的是掉头发或秃头，也包括皮肤差、没时间打扮、不化妆、穿衣随意甚至没有时间洗澡。这些身体特征和加班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别在一家创业公司和巨头企业从事开发工作的U和Y（均为男性）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工作的状态。
每个人每天都是24个小时，我们也没凭空多出几个小时，那么多工作一下子压过来，肯定就得加班加点干。有时候一加班加到十一二点，一整就是一宿，第二天还得上班，怎么办？别说洗头发洗脸了，有时候为了多睡5分钟，我一个星期不洗澡都有可能。你说这种强度、这种压力下的工作，头发能不掉吗？也没有时间去管理自己的身材。（2020RD32）
因为大家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些东西（穿衣打扮），而且也不在意。因为我平常穿拖鞋，这样就不用洗袜子了，就可以早点睡觉。（2020RD42）
（一）工作场所中的被动与主动
在工作场所中，女性程序员可以选择“同化”（assimilation）策略，“体现”（embody）出和男性同事类似的特征。例如在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状态下，一些女性程序员会用“糙汉子”“很糙”这样的词形容自己。对她们来说，“早上上班化妆、晚上下班卸妆”是在浪费仅剩的休息和娱乐时间。考虑到日常工作社交的范围有限，C提到，“大家都这么熟了，什么样子没见过”（2019RD12），所以化妆没有必要。
然而，相似的具身性后果对两种性别的社会意涵是不同的。掉头发或皮肤不好对女性程序员来说是更负面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黄盈盈和鲍雨（2013）发现，在乳腺癌的治疗过程中，掉发有强烈的符号作用，提醒女性患者在身体呈现方面的异常感。对于程序员来说，脱发问题虽然比较轻微，但也发挥着明确的符号作用，提醒女性程序员她们的女性气质会因此受损。访谈中，男性程序员提到“女生还是应该比较关注自己的外在”，“谁希望自己刚30岁就变成个黄脸婆，头发还贼少”，甚至“化妆品（花费）可能比程序员一个月的工资还高”（2020RD36）。女性受访者也担心“我熬夜赚的钱够不够我买护肤品”，希望可以找个“对身体或者皮肤更好一点的工作”（2019RD12）。简而言之，选择同化的策略会导致女性气质受损。
但是，女性程序员如果“体现”出更多的女性气质（无论是重视外貌还是顾虑月经等生理过程），其职业身份可能会被贬低。在工作场所中，女性程序员注重化妆、穿衣打扮等行为被视为不专业的体现。工作多年的女程序员N发现，“虽然你是女生，但是你做了社会上觉得男生应该做的工作，那你就应该是个男人”（2019RD15）。
女性程序员如果展示出对外表的关注，她们作为程序员的身份合法性会遭到质疑。“你作为一个女程序员，你去打扮，他反而觉得你不应该，他甚至会觉得你这是一种不专业的表现。因为他觉得，女程序员要靠你的脑子、你写代码的能力去做……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就那么多，你把精力花在这方面，你另一方面肯定就少了。他觉得你把这个东西花在外表上面，那你是不是在工作、真正需要投入的方面花费的太少了”（2019RD15）。
正如前文所说，程序员职业中现存的性别化的等级分工和女性不适合技术性的岗位的看法构成了“循环论证”。从身体视角看，程序员职业中对女性气质的排斥与女性不适合编程的看法也构成了类似的“自证预言”：在外貌与打扮等方面展现女性气质的女性程序员在工作场所遭受质疑，而其结果又被用来证明女性不适合编程。
在这种环境中，N在着装打扮上的策略是上班时选择相对简单朴素的白色T恤等容易融入程序员工作团队和职业场所的打扮，在周末外出游玩、约会等场合化妆打扮，选择连衣裙等更女性化的服装。这样的选择在女性程序员中并不少见。通过这样的身体策略，女性程序员可以协调职业认同与女性气质呈现之间的冲突，增加在职场中的韧性。
作为女性独有的身体体验，月经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工作场所中性别化的身体解读的一部分。对于加班文化所要求的极端工时来说，月经可能带来的身体疼痛以及伴生的情绪负担可能会影响女性员工的工作产出。一些男性员工倾向于夸大女性在月经期的负面情绪，这反过来进一步塑造了男性是具有稳定产出的理想员工的形象（当然，男性程序员在日常工作中同样需要情绪管理工作）。值得强调的是，“月经疼痛的身体”仅仅在加班文化中才有问题。在北京一家跨国企业工作的O（男）提到，如果有更灵活的上班时间安排，月经疼痛、需要休息等状况不会影响该公司女程序员的工作产出，因为她们可以选择在家办公，或者灵活地把工作安排在其他时间（2020RD49）。
与此同时，拥抱女性气质也可以为女性程序员带来自信和优势。在求职面试中，女性程序员可以利用其相对稀缺性增加面试成功的机会。担任技术团队管理工作的B（男）分享了一个关于女性程序员求职的笑话：“一个女学霸去面试，问她什么她都会，C语言也会，Python也会，最后呢，不合格。另外一个女的长得很漂亮，但什么都不会，这个会吗？不会。没关系，我可以教你。另外一个会吗？不会，没关系，我也可以教你，然后她被录取了”（2018RD9）。
尽管这种话语贬低了女性程序员的职业技能，但是女性程序员也会策略性地认可和利用这种“性别优势”。研究生学习计算机相关专业的R在找工作时发现，“有很多确实技术方面我觉得比我能力强的男生，我拿到这家公司的offer，但他们却没有拿到，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在找工作方面占有一定优势”（2019RD10）。毕竟，只有在获得相应工作机会之后，女性程序员才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甚至挑战所在团队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排斥女性的过程与女性程序员发挥能动性的过程同时体现在女性程序员展现女性特质的身体策略中。
女性程序员还可以通过化妆、盛装打扮等方式凸显女性气质，增加自己在职场日常互动中的自信。在美国科技公司工作的女性程序员Z提到：“重要场合比如说做presentation，整个人特别怏、很懒散的状态，如果你还要跟别人争论的话，感觉说服力不够。化完妆以后，整个人看起来会更加精神奕奕。你出门之前看下，觉得自己特别美，自信心会暴涨。这样（展示）达到的效果比较好。另一方面，面对面的交流当中，形象也是让大家舒服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不修边幅什么的，对方很难会有long-term attention（长期注意力）在这上面”（2019RD16）。
（二）职业规划中生育的身体
除了工作场合中女性气质的呈现之外，女性的身体会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生育的身体。即使女性程序员并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想要专注于技术与职业发展，但出于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企业的招聘部门依然会将适龄女性程序员的身体视为（潜在的）生育的身体，从而形成对女性求职者的歧视，特别是导致26~30岁未生育的女性程序员面临困境。即使是明确表示“暂时不会生育”，女性程序员也可能不被企业信任。性别歧视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程序员。
这个社会上存在的东西，哪怕是没发生在你身上，你其实还是会对它有所恐惧……如果要说我是什么时候真正地感受到，就是面试的时候，他看你是女生、看你到适婚年龄之后，他会问你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打算问题，面试官会问，HR也会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2019RD15）
在这段引文中，“这方面的打算”指的是女性的生育计划。在求职面试过程中，男性候选人可以成为没有肉体的“抽象的人”，女性候选人生育的身体却成为企业考察的对象。这代表了作为客体的身体被审查、被排斥的体验。
不过，女性程序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主动规划自己的身体，尽管有时候要以暂缓或者调整职业发展为代价。一些女性程序员选择了灵活的职业发展策略，提前规划离开程序员岗位，同时发挥技术背景的优势，从事相关的产品经理、项目管理等工作。考虑到女性程序员在结婚生子后“就不会把重心放在技术的研究上”，这样自己对公司、对社会可能就“没有太多的价值”，所以计算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V（女，实习产品经理）初入职场时就考虑从编程类岗位换到产品经理岗位（2019RD18）。
数据分析岗位的女程序员K也意识到类似的困境：“有小孩之后，如果没有帮忙照顾小孩的人，很多女性要先回归家庭，但我不想在家待着”。为了缓解这种困境，她选择离开这个要求个体劳动者超时劳动、过度投入的工作环境。她计划“有了小孩之后不干这个（工作），或者说不在北京了，回到我们自己老家那边，也要干点其他事情”（2019RD27）。这段话说明，即使遭到技术岗位排斥、从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迁移回家乡，K也要坚持工作，以避免彻底退出生产领域。女性程序员试图寻找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工作机会的尝试是她们规划生育计划的一部分。这体现了女性劳动者希望掌握生育的身体、为增强自身在职场中的韧性付出的努力，尽管这有时意味着她们需要退出竞争激烈的高科技行业，转而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
另一种常见的选择是在生育期暂缓职业发展。拥有六年工作经验的前端开发工程师M（女）一直为工作和技术提升投入大量精力，她感觉现在的工作过于轻松、没有学习的机会，可能会影响她的职业发展；但是刚刚结婚的她感觉“差不多到了该生孩子的年纪”，考虑到二十八九岁且没有孩子的女性程序员在求职时可能遭遇的歧视，她决定暂时推迟职业的发展，先备孕和生育。在照料劳动最密集的两三年过去之后，她可以重新投入到职业发展中（2019RD17）。但是职业生涯一旦中断，女性在职场上的晋升可能会明显落后于男性，生育后女性对工作的投入也可能明显下降（梁萌, 2018）。女性程序员必须在作为客体的被限制的身体和作为主体的行动的身体之间做出艰难的妥协。
六、结论
本文详细刻画了促使中国信息技术产业中程序员职业性别化的两个互相强化的过程。在职业层面，作为工程师职业的一种，软件工程的社会/技术二元论（dualism）被分裂为社会面向与技术面向的二元对立。编程工作的技术面向被归为男性领域，被归为女性的社会面向遭到以男性为主的程序员群体的忽视或贬低。在职业内部分工中，男性占据着技术与逻辑上更加复杂的工作，这被视为男性更有逻辑与抽象思考能力、更适合编程工作的证据，进而强化了性别化的等级分工。女性程序员不易找到长期职业发展的角色榜样，因而更可能主动提前离开编程行业，这也强化了女性不适合编程工作的刻板印象。程序员职业中现存的性别化的等级分工和女性不适合技术性岗位的看法构成了“循环论证”。在工作组织层面，高科技行业存在要求超时劳动的加班文化。在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下，男性程序员被视为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理想员工”，而女性则在孩子的生育与照料中承担得更多，既可能因此主动远离加班文化，也可能被动地因为雇主的歧视而丧失工作机会。
具身性这一概念可以连接微观的身体体验与结构性因素，超越限制性的身体/意愿性的身体的二元对立，强调作为客体的身体与作为主体的身体的统一。在对程序员工作性别化的分析中，具身性有助于同时理解职业文化与加班文化对女性的排斥（作为客体的身体）和女性重新协调性别认同与职业认同、规划职业发展的能动性（作为主体的身体）。具体来说，程序员的职业文化与企业中的加班文化排斥女性程序员女性气质的具身性表现，排斥她们生育的身体；同时，女性程序员也在策略地利用女性气质可能带来的自信与优势，灵活地规划自己的职业选择，以增强自己在男性化职业中的韧性，努力把握她们的职业自主性。这说明尽管男性化职业中的性别规则会给女性带来结构性的限制，但是女性程序员也可能会根据具体的工作情境与社会条件，利用甚至转变这些性别规则。本文的分析说明，具身性概念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理论中技术与社会、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的分析路径，通过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分析方式，展示了个人既受到特定社会结构的束缚，又有积极调整自身策略与行动的能动性。
本文的发现启发研究者重新思考在中国语境下应如何运用职业与工作组织这两种讨论职场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路径。在职业层面，社会/技术的二元对立和等级化的内部分工是程序员职业排斥女性的主要机制，这和西方科技企业中的极客文化并不完全一致。现有西方研究通常将科技公司的加班文化视为程序员的极客文化的一种延伸（Cooper，2000；Kunda，2006；Wu，2020）。但是，中国科技公司中的加班文化主要源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管理者的设计（Li，2022），独立于程序员群体的职业文化。职业和工作组织两个层面对女性程序员的排斥是相对解绑的，呈现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尽管当前其作用方向是一致的）。从劳工研究的视角看，加班文化是企业管理者减少劳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适应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为了鼓励劳动者投入加班活动，管理者也需要特定的规范性控制手段，以协调劳动者的主体性与加班文化的关系（李晓天，2023）。所以，作为劳动控制的管理策略可能“意外”地加强编程工作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本文呼吁更多研究从交叉性（intersection）概念出发，关注中国科技行业中性别与劳动议题的交叉。
近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编程行业，女性程序员的收入也稳步提升（周姝祺，2020）。一些社会力量也在积极推动女性学习编程知识，“程序媛”等强调女性程序员身份认同的词汇开始流行。在职业层面，软件工程专业中的性别平等议题已经进入公众视野。本文强调，工作组织对超时劳动的期待同样对女性有巨大的排斥作用。为了促进以编程工作为代表的工程师行业的性别平等，不仅要改变性别化的职业特征，也需要改造以加班文化为代表的性别化的工作组织。技术/社会二元对立的思想过度强调编程工作的技术面向，同时暗示社会面向的工作属于产品经理、运营与设计等岗位。这种技术/社会分工的思路将产品经理等工作视为社会面向上“理解人的需求”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产品经理等工作岗位可能被视为“更适合女性”。但是，产品经理、运营等岗位上的员工同样也受到科技企业中加班文化的影响，这又意味着男性优势。工作岗位的性别含义与工作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呼吁针对高科技行业中不同岗位的性别问题开展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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