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华工与欧战》《一战中的中国劳工》《山东华工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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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0月的山东登州府码头,挤满了准备出洋的青壮年。

招工人员挥舞着宣传单,上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赴法劳工,月薪二十法郎,包吃包住!"这对于正遭受旱灾和饥荒的山东百姓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霖。

码头上的哭声、劝说声混成一片,这些满怀希望的山东汉子登上了开往欧洲的轮船。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1917年1月,第一批山东劳工抵达法国马赛港。

他们兴奋地以为马上就能看到传说中的矿井,可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到处都是战壕、铁丝网、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土地,远处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

翻译告诉他们合同上写的是劳工,要去前线后方挖战壕、修铁路、搬运军火。

这一刻,所有人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这些劳工以为终于能回家,可法国政府却迟迟不安排遣返。

就在这绝望的等待中,1919年春天开始,一些华工和法国战争寡妇结婚的消息传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整个法国社会都陷入了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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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是山东历史上极为艰难的一年。这一年黄河在河南、山东交界处决口,洪水淹没了大片农田。

洪灾刚过,紧接着又是持续数月的旱灾,让本就贫困的山东雪上加霜。据当时的《申报》记载,1916年山东全省受灾人口超过800万,大量农民流离失所。

就在这个时候,几家招工机构突然出现在山东各地。

这些机构有的挂着"惠民公司"的牌子,有的自称"中法协会",还有的直接打出"英法联军招工处"的旗号。

它们在胶东半岛、鲁中平原、鲁西南等地的集市、村镇大肆招工。

招工人员带来的宣传材料上,印着高大的厂房、整齐的宿舍、还有笑容满面的工人。

宣传单上用大字写着:"赴法挖矿,月薪二十法郎,五年合同期满,带着钱回家盖大宅!"二十法郎按当时的汇率能换十几块大洋,而一个山东农民辛苦干一整年,能攒下三五块大洋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工资数字对于饥寒交迫的山东百姓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胶东半岛烟台府的渔民王德山家里有老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妻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已经瘦得不成人形。

听说去法国能赚这么多钱,王德山咬咬牙做出了决定。

沂蒙山区莱芜县的农民李四海情况类似。他家的三亩地在这年的旱灾中颗粒无收,全家人只能靠挖野菜度日。

当招工人员来到村里时,李四海几乎没有犹豫就报了名。

他听说邻村有人去年就签了合同出洋,前几个月家里还收到了汇款,那人的妻子拿着大洋在村里说她男人在法国过得很好。

潍县的农民赵长贵、济南府的苦力孙二、青州的泥瓦匠张老三,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汉子,都在1916年秋冬时节陆续在招工点按下了手印。

招工人员专门挑选那些身强力壮、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没有重大疾病的青壮年。

每个人签合同的时候,招工人员都会特别强调:"去了就是挖矿、修路,不用上战场,绝对安全!"

这些招工机构的背后,实际上是英法两国政府委托的招工组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很快演变成消耗战。

到了1916年,英法两国在索姆河战役中损失惨重,法国一方伤亡人数就超过20万。

前线急需大量劳动力来修建战壕、铺设铁路、运输物资,可本国人不愿意干这些危险的活计。

1916年5月,法国政府派代表与北洋政府进行接触,希望能从中国招募劳工。

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希望通过参与协约国一方来提升国际地位,双方一拍即合。

1916年8月,第一批招工人员抵达山东,开始大规模招募劳工。

短短几个月时间,山东各地就有数万人签了合同。根据后来的统计数据,从1916年到1918年,经山东出发赴法的劳工总数超过10万人。

这些人大多来自胶东、鲁中、鲁西南等贫困地区,年龄集中在20到40岁之间,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或者城市底层劳动者。

1916年11月开始,第一批山东劳工被送到青岛港和威海港,然后登上开往欧洲的轮船。这些轮船大多是老旧的货船,船舱条件极其恶劣。

数百人挤在狭窄的舱室里,空气浑浊,卫生条件很差。

从中国到法国,海路需要经过南海、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全程超过两万公里,正常情况下需要两个月左右。

可因为战时海运紧张,很多轮船需要在途中停靠补给,实际航程往往超过两个半月甚至三个月。

在这漫长的海上旅程中,晕船、疾病、营养不良折磨着船上的劳工。有些体弱的人在途中就因病去世,尸体被直接抛入大海。

根据法国方面的记录,在海上运输过程中,大约有700到800名华工因病死亡。

船舱里的劳工们并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挤在一起,聊着对未来的憧憬。

有人说听说法国女人皮肤白得像豆腐,有人说自己要攒够钱回家盖青砖大瓦房,还有人说要给儿子买洋枪洋炮。这些朴素的愿望,支撑着他们熬过了艰难的海上旅程。

1917年1月,第一批山东劳工抵达法国马赛港。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陆续抵达。

到1917年5月,已经有近5万名山东劳工到达法国。这些人被集中在临时营地里,等待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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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山东劳工们踏上法国土地的那一刻,满心以为马上就能看到传说中的矿井。可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1917年1月底,第一批抵达的劳工被军用卡车运送到目的地。卡车开了一整天,最后停在了一片开阔地上。

劳工们跳下车,左看右看,别说矿井了,连个矿坑的影子都没有。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战壕、铁丝网、还有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土地。远处时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

营地里的翻译是个华人,他告诉这些刚到的劳工:"合同上写的是劳工,不是矿工。你们被分配到军队后勤部门,主要工作是挖战壕、修铁路、搬运军火、清理战场。"

这番话让劳工们炸开了锅。他们拿出当初签的合同,可合同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法文,根本看不懂。

招工人员当初口头承诺的"挖矿",在正式合同上根本没有体现。

合同上只写着"劳工"两个字,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完全由法方决定。

劳工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可此时已经身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根本无处申诉。法国军方的态度很明确:你们已经签了合同,现在属于法国军队征用人员,必须服从安排,不服从就按军法处置。

就这样,这些满怀希望远渡重洋的山东汉子,被分配到了战场后方的各个岗位。根据法国军方的记录,这些华工主要从事以下几类工作:

第一类是挖掘战壕。西线战场采用的是堑壕战,双方对峙需要挖掘大量战壕。这些战壕动辄几公里长、两三米深,挖掘工作量巨大。

华工们每天要在战壕里挖土十几个小时,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北法的冬天特别冷,战壕里经常积水,劳工们的裤腿整天泡在冰冷的泥水里。

第二类是修建铁路。

战时运输主要靠铁路,前线需要不断铺设新的铁路线来运输物资和兵力。华工们负责铺设铁轨、搬运枕木、填土夯实。

这个工作强度极大,每根铁轨重达几十公斤,每天要搬运上百根。而且铁路往往修在前线附近,德军的炮弹随时可能落下来。

第三类是搬运弹药和物资。前线每天消耗的弹药数量惊人,这些弹药都需要从后方运到前线。华工们负责把一箱箱炮弹、子弹从火车上卸下来,再装上马车或者卡车运到前线阵地。

这是最危险的工作,因为弹药仓库和运输路线经常成为德军炮击的目标。

第四类是清理战场。每次大规模战斗之后,战场上都留下大量尸体、武器残骸、弹药碎片。

华工们负责收集这些东西,掩埋尸体,清理战场。这个工作虽然不像搬运弹药那么危险,但心理压力极大,很多人因此患上了精神疾病。

第五类是在兵工厂、军需仓库工作。有一部分华工被分配到后方的工厂里,生产炮弹、枪支,或者在仓库里整理物资。

这算是相对安全的工作,可工作强度同样很大,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

王德山被分配到弹药运输队。

1917年6月的一天,他们正在往前线运送炮弹,突然一枚德军炮弹落在离他们不到五十米的地方。

巨大的爆炸声过后,三个华工当场被炸死,还有两个受了重伤。那些尸体被草草掩埋在路边,连个墓碑都没有。

从那天起,王德山每次运送弹药都提心吊胆,生怕下一枚炮弹就落在自己头上。

李四海被分配到挖战壕的小队。

1917年的冬天特别冷,战壕里积满了泥水,有时候水深能到膝盖。劳工们每天穿着湿透的裤子在冰冷的泥水里挖土,很多人因此染上了风寒。

李四海记得有个同乡,因为长期泡在冰水里,双腿溃烂感染,最后不得不截肢。

赵长贵被分配到铁路修建队。1917年7月,他们正在前线附近铺设铁轨,德军的一轮炮击打过来,当场炸死了五个华工。

赵长贵侥幸躲过一劫,可从此落下了严重的耳鸣后遗症。

除了工作危险,生活条件也极其艰苦。华工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铁皮棚或者帆布帐篷,夏天闷热,冬天漏风。

吃的是发霉的黑面包和难以下咽的罐头,很少能吃到新鲜蔬菜。营地里卫生条件很差,疾病频发。

根据法国军方的记录,在战争期间,约有2000到3000名华工因病去世,主要死因包括肺炎、痢疾、伤寒等。

更让华工们愤怒的是工资问题。招工时承诺的月薪二十法郎,实际到手只有五到八法郎。其余的钱被各种名目扣除:"管理费"、"伙食费"、"住宿费"、"翻译费"、"医疗费"。

扣完之后,剩下的钱根本不够寄回家,很多人甚至连在营地买日用品的钱都不够。

有些劳工试图反抗。

1917年8月,在一个华工营地里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几十个华工拒绝出工,要求改善待遇、补发被克扣的工资。

可这次罢工很快就被法国军方镇压了。为首的几个华工被关进了禁闭室,其他参与罢工的人被扣除了一个月的工资。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反抗。

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法律保护,这些山东汉子只能忍气吞声。他们忍着寒冷、忍着危险、忍着思乡之苦,在异国他乡的战场边缘用命换那几个法郎。

很多人在给家里的信中都写:"这里不是来挖矿的,是来卖命的。可既来之则安之,只求平平安安熬到合同期满,能活着回家就好。"

根据后来的统计,从1916年到1918年战争期间,在法国的中国劳工总数达到约14万人,其中山东籍占了绝大多数,约有10万人。

这些人分布在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各个战场后方,从事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

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这些贡献长期以来都被历史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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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这个消息传到华工营地时,所有人都欢呼雀跃起来。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按照当初签订的合同,劳工的工作期限是五年。

可实际上大多数人只干了两到三年,战争就结束了。

华工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既然结束了,法国政府应该会安排他们提前回国。营地里的劳工们开始打听回国船票的消息,有人甚至已经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登船回家。

可法国政府的态度让所有人都失望了。战争结束后的头几个月,法国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关于遣返华工的安排。

华工们每天追着营地管理人员询问什么时候能回国,得到的回答永远是:"再等等,很快就会安排的。"

为什么法国政府不急着遣返这些华工呢?原因很简单——战后的法国满目疮痍,急需大量劳动力进行重建。

四年的战争让法国付出了惨重代价。根据统计,法国在一战中死亡人数约为140万,伤残人数超过400万。

这意味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永远失去了工作能力。与此战争还摧毁了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无数城镇、村庄、道路、铁路、桥梁被战火夷为平地。

战后重建需要巨量的人力。公路要修,铁路要重铺,房屋要重建,农田要恢复耕种。

可本国劳动力严重不足,法国政府自然打起了这些华工的主意。这些中国劳工吃苦耐劳、工资低廉、服从管理,正是战后重建的理想劳动力。

就这样,华工们的工作内容从"战时后勤"变成了"战后重建"。

1918年12月开始,大批华工被重新分配工作:有的去修公路,有的去铺铁路,有的去清理战场遗留的地雷和未爆弹药,有的去重建被毁的村镇。

这些工作虽然不像战时那么危险,但工作强度依然很大。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根本不是华工们当初签合同时答应的工作内容。

他们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两次:第一次是说好挖矿结果去了战场,第二次是说好战争结束就回国结果又被强制留下来干活。

关于回国的承诺,法国政府一拖再拖。

1918年底说"等春天船运恢复就安排遣返",到了1919年春天又说"要等巴黎和会结束再说",到了1919年夏天又说"要先完成紧急的重建工作"。

就这样从1918年拖到1919年,又从1919年拖到1920年。

华工们的情绪越来越绝望。有人开始逃跑,试图偷渡回国或者去其他国家。

可语言不通又没有身份证明,大多数逃跑的人很快就被抓了回来。

被抓回来的人会受到严厉惩罚:轻则关禁闭、扣工资,重则被送进监狱。

也有人试图通过正规途径申诉。

1919年3月,几个识字的华工联名写信给中国驻法使馆,请求使馆出面交涉,要求法方按照合同安排遣返。

可当时的中国驻法使馆人手有限,对这些底层劳工的诉求也不够重视,回复说会向法方交涉,可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行动。

就在这种绝望的氛围中,一些华工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他们发现,如果能在法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或者能和法国公民结婚,就可以获得法国居留权,不用再受营地管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在法国生活。

可对于大多数不懂法语、没有技能的华工来说,找到正式工作几乎不可能。那么还有另一条路——和法国女人结婚。

1919年春天,在巴黎郊外的一个华工营地里,突然传出了一个消息:有个华工娶了法国女人,拿到了居留证,已经离开营地搬到城里住了。

这个消息像一阵风一样,迅速传遍了周边所有的华工营地。

消息传开后,营地里炸开了锅。很多人起初不相信,觉得这是谣言。

法国女人怎么可能嫁给中国劳工?可很快就有人证实,这事是真的,而且不止一个,已经有好几个华工通过和法国女人结婚拿到了居留权。

这些能娶到法国女人的华工,对象大多是战争寡妇。

一战让法国失去了上百万青壮年,留下了大量寡妇。这些寡妇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庭收入来源,战后生活非常艰难。

有些寡妇住在华工营地附近的小镇上,经常能看到这些中国劳工。

一开始,华工和这些法国女人之间的接触很有限,毕竟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也大。可慢慢地,一些接触开始发生。

有些华工在工作之余会帮助这些寡妇干活,比如劈柴、修房子、挑水。有些华工会把自己省下的口粮分给挨饿的寡妇。

这些简单的善举,在艰难的战后岁月里,让一些孤苦无依的寡妇感到了温暖。

就这样,最初的几对华工和法国寡妇结婚了。

这些婚姻大多数是出于实际需要:寡妇需要有人帮忙干活、提供经济支持,华工需要一个留在法国的合法身份。

当然也有一些是真心相爱的,但更多的是一种互相帮助的关系。

1919年4月到6月这三个月里,和法国女人结婚的华工数量开始增加。

根据法国地方政府的记录,仅在巴黎郊外的几个小镇,这三个月就有上百对华工和法国女人结婚或同居。

这个消息在华工群体中迅速发酵。

那些还在营地里苦等遣返的华工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与其在营地里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的遣返承诺,不如想办法留在法国,娶个法国女人,拿个居留权,至少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

营地里开始出现骚动。

大量华工在休息日涌向附近的城镇,试图接触当地的法国女人。

有些人通过翻译牵线搭桥,有些人通过同乡介绍,有些人甚至直接在街上搭讪。

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到了1919年夏天,几乎每个华工营地附近的小镇都能看到华工在追求法国女人。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工涌入这个"婚姻市场",事态开始失控,一系列连锁反应由此引发,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震动整个法国社会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