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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没有避风港。从一线岗位到顶层掌舵人，震荡正沿着组织链条层层传导。这不是零星调整，而是全行业的生存收缩。
2026年3月，大众集团抛出一份史上最激进的“瘦身计划”：2030年前，德国本土裁员约5万人。这是一家燃油车巨头在转型滞后、产品失焦之后，被迫做出的止损动作。
无独有偶，以007座驾闻名全球的豪华超跑品牌阿斯顿·马丁，也不得不勒紧腰带。这家英国车企在今年2月宣布，最多裁员20%。直接诱因是美国进口关税与持续疲软的中国豪华车需求。
震荡早已蔓延至产业链底层。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CLEPA）秘书长本杰明·克里格（Benjamin Krieger）直言：“过去两年，我们已累计失去超10万个岗位。但这还不是终点。”
产业链在收缩，高管的命运岌岌可危。
在过去的短短一年多里，全球已有9家主流车企换帅。国际咨询公司AlixPartners在2026年2月发布的《颠覆性指数》（下称《指数》）调查中，揭示了这一动荡的真相，覆盖11个国家、10个行业、超3000名企业高管的数据显示，汽车行业已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颠覆性指数高达74分。
毕马威全球汽车业务主管安德烈亚斯·里斯（Andreas Ries）一针见血：“如今，所有大型车企中，仍在推进战略执行的CEO，都在接受一场公开的审判。”
汽车业正被拖入一场全方位的结构性危机。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摆在眼前，这一切，究竟只是周期性的调整，还是旧秩序已然走向终局？
01
巨头断臂
裁员数字背后，是传统燃油车企在转型深水区不得不承受的重压。阿斯顿·马丁率先披露了其最新一轮成本削减计划，基于约3000人的现有员工规模实施裁员，预计可实现年化约4000万英镑（约合5400万美元）的节流目标。尽管公司未明确裁撤岗位的具体时间表，但强调大部分节省将在今年内体现。这一轮动作已包含去年已宣布的5%裁员幅度。与之同步，阿斯顿·马丁还将五年期资本支出计划从原先的20亿英镑下调至17亿英镑，方式是对电动车技术的投资进行推迟。
作为英国顶级超豪华汽车制造商，阿斯顿·马丁长期深陷资金周转紧张与高额负债的经营困局，这一结构性短板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当前企业负债总额已达到13.8亿英镑。企业官方坦言，美国出台的关税政策对其海外业务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中国区域的豪华车型消费需求也呈现出大幅萎缩态势，两大核心市场的不利局面直接加剧了经营风险。
将视角从英伦超豪华品牌转向德国汽车工业巨头，大众集团正在推进一场体量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深度组织重构。集团计划的德国本土裁员人数占到其德国员工总数（约29.3万人）的17%。优化岗位业务范围从主品牌延伸至奥迪、保时捷两大高端品牌，以及负责软件研发的子公司Cariad。按照集团规划，2025年全年可通过各类精简举措节约近10亿欧元成本，长期目标则是在2030年之前完成累计超60亿欧元的费用缩减，最终将营业销售回报率稳定在8%至10%的目标区间。
大众集团整体财务表现出现了显著下滑。2025年全年财报数据显示，企业总营收约为3219.1亿欧元，同比小幅下降0.8%，营业利润区间在88.7亿至89亿欧元之间，同比降幅高达53%至53.5%，税后净利润约69亿欧元，同比回落44%，最终营业利润率仅为2.8%。大众集团表示，利润大幅下滑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多重外部压力与内部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美国方面加征进口关税直接带来约3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再叠加保时捷品牌产品战略调整产生的相关支出、全球汇率市场波动，以及产品定价与结构组合变化等，多重压力共同挤压了集团整体盈利空间。
在业绩电话会上，中国市场的战略权重被一再推至台前。大众汽车集团CEO奥博穆（Oliver Blume）在会上直言，大众正以更快的节奏与更灵活的姿态，去匹配中国市场的演变速度。他披露，到2027年底，集团计划在中国市场投放30款全新车型，覆盖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与增程技术路线。此外，另有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在同一阶段完成上市。奥博穆同时强调，稳住燃油车市场的既有地位，仍然是大众转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支撑点。
对于2026年，大众给出的预期更为谨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上限设为3%，营业利润率目标区间为4.0%-5.5%。但其也在前瞻中明确警示，宏观经济波动、国际贸易壁垒、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以及排放标准持续收紧，都将成为新一年中无法绕开的变量。
汽车行业分析师顾彦涛认为，这种调整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场被多重压力倒逼的系统性变革。
他分析称，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关键战场，欧洲本土需求持续疲软，而中国新能源车企凭借技术迭代与成本优势加速渗透，使大众在传统燃油车领域的既有优势不断被侵蚀。与此同时，德国制造体系固有的高成本结构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传统车企正进入一轮以现金流安全、投资节奏重构与组织精简为核心的深度调整期。
02
链上雪崩
当前全球汽车行业正处在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大范围的裁员调整并非短期波动，而是行业内外多重压力长期叠加后的集中释放。电动化转型在技术突破受阻、市场需求见顶的双重约束下进展放缓，终端消费持续疲软，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贸易保护政策不断升温，整个汽车产业链不得不转向收缩、降本与深度重构的生存模式。
这一轮行业变革不仅左右着企业的战略选择，也真实暴露出全球汽车供应链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稳定性不足与现实阵痛。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CLEPA对此发布了明确预警，若后续产业政策与市场环境得不到实质性改善，截至2030年，欧盟地区的汽车供应链将有35万个就业岗位陷入被削减的风险之中。
据CLEPA披露，欧洲汽车零部件行业在最近两年持续承受着巨大的经营压力，2024与2025两年时间里，行业内企业累计公布的裁员人数已经达到10.4万人，产业链上游的收缩态势十分明显。身处转型核心位置的零部件厂商，正面临着两头承压的艰难处境，企业既要持续投入资金用于电动化生产线升级与核心技术研发，又要面对纯电动汽车销量增速放缓、能源成本不断上涨、合规要求持续提高带来的多重挤压，盈利空间被不断压缩。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调查亦显示，欧洲汽车零部件企业在电动化相关领域的投入，已占到整体资本开支近四成，可对应的营收贡献却远未达到匹配水平。高昂的转型代价真实发生，而转型带来的收益却迟迟未能兑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头部企业纷纷启动业务重组与人员优化。零部件巨头采埃孚计划在2030年前，于电动化动力总成技术部门裁撤约7600个岗位，并以缩短工时、鼓励自愿离职等温和方式推进，力图避免强制裁员。
2025年财报显示，采埃孚全年营收388亿欧元，同比缩水6.2%；净亏损则扩大至21.47亿欧元，较上年翻倍。同期净负债虽微降至102.17亿欧元，但杠杆率仍高达2.98，财务韧性逼近临界点。多重压力叠加之下，采埃孚不得不开启全面自救。
博世的调整启动更早、波及范围也更广。去年9月，博世便规划到2030年削减大约1.3万个岗位，调整主要集中在德国本土的多个业务基地，其移动出行事业部每年存在约25亿欧元的成本缺口，也是此次优化的重点板块。舍弗勒也在2024年11月公布了欧洲区域的人员调整方案，计划裁减约4700个岗位，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德国境内，同时还会对部分产能布局和在研项目进行同步优化。大陆集团同样开启了全面收缩策略，据路透社披露，旗下汽车业务研发部门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裁减3000个岗位，整个集团的裁员总规模已经达到万人级别。
头部零部件企业的收缩举措，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产业链下游的中小型供应商蔓延。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中小型配件企业Dostech已经正式启动裁员流程，该企业联合创始人施特芬·布劳恩（Steffen Braun）坦言，当地汽车产业集群的根基正在动摇，企业获取外部投资的难度持续攀升，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VDA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约72.6万人，较上年减少近4.7万人，较2019年更是锐减近10.7万人。
Ifo研究所经济学家罗伯特·莱曼（Robert Lehmann）对此分析表示，美国关税政策打乱了全球汽车贸易格局，对高度依赖出口的德国汽车产业造成了尤为直接且剧烈的冲击。
03
生死传导
整个行业的投资信心也在持续走低。VDA针对124家中小供应链企业开展的专项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企业明确表示将缩减在德国本土的投资计划，其中近三成企业已经着手将投资布局转向海外市场。业内多数供应链企业都持有相同的判断，本轮席卷全行业的裁员调整，并不是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短期行为，而是全球汽车产业产能分配与研发资源布局的长期性重构。
德国汽车管理中心（CAM）主任斯特凡·布拉策尔（Stefan Bratzel）对此直言不讳。在他看来，未来几年行业将进入一场“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部分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彻底丧失独立性。
顾彦涛对《企业观察报》表示：“从产业发展的长期视角来看，欧洲汽车供应链出现的大规模裁员与业务重组，并非阶段性调整，而是由四类核心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构性变革，这也是行业进入深度转型的根本原因。”
欧洲汽车市场在2025年呈现出需求增长持续不及预期的态势，这种下滑并非短期周期现象，而是终端消费根基弱化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市场订单缩减直接向上游传导，导致零部件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库存压力上升，现金流状况持续恶化，需求疲软已经从短期扰动转变为中长期的行业常态。
与此同时，全球汽车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地缘层面的重构，中国车企依托高性价比产品与高效协同的供应链体系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从市场份额与盈利空间两方面对本土供应商形成持续挤压，欧洲企业难以通过小幅优化应对，必须重构成本体系与市场策略。
技术转型带来的投入与收益失衡同样成为重要制约，零部件企业身处传统燃油车业务衰退、电动化业务尚未形成规模效益的转型夹缝中，传统业务利润持续收缩，电动化与智能化研发、产线升级、人员培训却需要持续高额投入，转型效率偏低、成本高企成为普遍难题，部分企业为缓解资金压力，不得不缩减自动驾驶等前沿领域的投入。
外部政策环境的多重冲击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压力，美国关税政策直接损害欧洲出口型供应链企业的利润，欧盟排放及产业政策的不确定性又提升了长期投资的决策风险，不仅推高当期运营成本，也降低了企业的资本投入意愿。
在顾彦涛看来，行业正在从过去以增长为主导的叙事框架，被迫切换至生存与系统性重塑并行的新阶段。
04
顶层震荡
身处这场变革中心，即便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CEO也未能幸免。
一份不断拉长的名单，记录着全球汽车业高层的剧烈动荡。宝马的米兰·内德利科维奇、丰田的近健太、保时捷的迈克尔·莱特纳、捷豹路虎的P·B·巴拉吉、雷诺的弗朗索瓦·普罗沃、Stellantis的安东尼奥·菲洛萨、日产的伊万·埃斯皮诺萨、沃尔沃的霍坎·萨穆埃尔松、现代汽车的何塞·穆尼奥斯……短短一年多，九家全球性车企更换了掌门人。
罗盛咨询2025年《全球CEO变动指数》揭示了一个鲜明趋势，CEO加速更迭正成为全球公司治理的常态。数据显示，当年共有234位CEO离职，较2024年增加16%，显著高于过去八年的平均水平。更关键的变化在于节奏，CEO平均任期已压缩至7.1年。提前离任的比例也急剧攀升，任期为30-36个月便离职的CEO数量同比激增79%，任期未满一年即告下台的占比也从4%上升至5%。这背后，是董事会留给新管理层的适应窗口正被快速收窄，业绩考核的节奏愈发紧凑。
这一趋势在汽车行业尤为突出。对于正处在电气化转型、软件定义汽车与人工智能赛道深度交织的车企而言，资本市场对“长期叙事”的耐心已逼近临界点。巨额的技术投入与平台建设，必须迅速转化为清晰的盈利路径与现金流表现，任何延误都将在股价上被直接定价。CEO更迭加速，正是这场资本倒逼下的行业缩影。
埃森哲驻德国汽车与移动业务主管优尔根·瑞尔斯（Jürgen Reers）直言，当前汽车行业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是执行力与商业模式的抗冲击性。瑞尔斯判断，虽然行业未必会爆发普遍性的大规模裁员潮，但资本与市场对转型成效的容忍度正在触底，“CEO平均任期正在下降”的现象，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最直接的影射。
一组更为细致的数据将汽车行业身处的巨大压力与集体焦虑彻底摊开。
《指数》中有一项数字格外刺眼，近六成的汽车行业高管直言，自身所在企业在新一轮技术变革浪潮中已经处于追赶位置，甚至明显掉队。这不是对市场环境的判断，而是对自身处境的坦陈。对于站在战略核心的决策者而言，企业落后，首先意味着个人的位置不再稳固。
另一组数据则透露了更深层的焦虑。81%的高管希望公司推进垂直整合。表面看，这是对供应链掌控力的追求；内核里，折射出的恰恰是管理层对技术失控与供应链脆弱的集体不安。当外部生态不再可信，唯一的选择便是把主动权握回自己手里。
劳动力计划的数据，则清晰地折射出企业在人力布局上的分裂与摇摆。超过半数受访高管预计今年将增加招聘，但仍有25%的人计划放缓招聘，20%的人预计将进行裁员。三种截然不同的人力规划同步存在，没有任何一种方向成为行业绝对共识，暴露了企业在规模扩张与成本管控之间难以平衡的现实困境。
05
权力更迭
汽车行业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标志性重构，财务背景管理者正批量登上企业决策之巅，成为本轮行业调整中极具风向意义的用人趋势。
捷豹路虎全球及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华晨宝马总裁等关键职位，先后由具备资深财务履历的前首席财务官或资金管理负责人接任。而在2026年2月6日，全球产销规模位居首位的丰田汽车正式发布人事任命，现任首席财务官近健太将于同年4月1日出任社长兼首席执行官，这是丰田自2009年之后首次摒弃工程师与赛车手背景的传统用人路径，也是品牌历史上首次由财务体系出身的管理者执掌全局。
里昂证券（CLSA）驻东京首席亚洲汽车分析师克里斯托弗·里希特（Christopher Richter）对此表示，全新的产业时代呼唤能力结构完全不同的领导者，新一代车企掌舵人必须具备复合型决策思维，在面向未来的创新布局与立足当下的稳健经营之间找到精准平衡点，同时必须牢牢守住传统主营业务的基本盘，依靠成熟业务持续创造稳定现金流，为电动化、智能化等高投入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这段分析精准戳中了全球车企掌舵者正在面对的核心矛盾与现实困境。在行业高速增长阶段，产品研发、技术突破与市场营销能力是车企选拔最高管理者的核心标准，企业的核心使命也始终围绕产品打造与市场扩张展开。
而当下的产业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造车新势力快速崛起并抢占市场份额，全域价格战不断挤压企业盈利空间，电动化转型所需的资本投入持续攀升，智能化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入更是以百亿元为单位计量，投资回报周期却被无限拉长。叠加全球供应链体系动荡、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外部压力，传统以规模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彻底失效。
当增长的故事讲不下去，活下来便成了第一命题。
此时，财务出身者的优势便凸显出来。他们未必擅长定义下一代产品，却天然精通现金流管控、成本精细化管理与风险对冲。比起“如何赢得未来”，他们更清楚“如何不在通往未来的路上倒下”。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坚守财务稳健、提升运营效率与聚焦利润创造，正是外资车企集体调整管理层的底层逻辑。
这一趋势同时抛出了一个尖锐的行业命题，当财务理性主导战略决策，企业在前沿技术与产品创新上的冒险空间是否会被系统性压缩？生存与变革之间的张力，远非一纸财报所能丈量。新任掌舵者能否在保障现金流与推动长期转型之间找到动态平衡，仍是整个汽车行业亟待验证的核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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